通向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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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由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首倡的“第三条道路”迅速越出了英国国界，不仅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的呼应，而且也在我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时间，各种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评介和讨论铺天盖地，异常热闹。

那么，何谓“第三条道路”呢？

旧瓶装新酒：西欧社民党应对全球化的治国之路

说起“第三条道路”，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或许并不陌生。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各式各样的“第三条道路”就被接二连三地开辟出来。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既不想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又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

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欧的社会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他们把这条道路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其主要特点，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便是它实行的“取富济贫”的福利制度。到80年代末期，瑞典社会人为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注入了新的内容，实行把市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政策，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建立起令世人称羡的福利国家，成为社民党走“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成功的样板。

然而，随着苏东剧变，冷战时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已近偃旗息鼓，不再那么动人心魄了。相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浪潮，倒是给各国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尽管西方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直接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时，也是疲于应付，忙于招架。全球化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主要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达成的各种妥协方案陷入危机，具体表现在：资本外逃，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下滑，国际竞争力下降，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与此相伴的是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例如：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拉大，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也随之抬头。这样一来，对于只能通过竞选方式上台执政的西方政党来说，就变得左右为难了。

左与右向来是欧洲政治以及政党的传统分界线。所谓右，即主张偏重经济和个人自由以及进行贸易扩张。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右翼政党“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被人称作新右派。他们无以复加地肯定自由经济，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而主张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少设置贸易障碍，并采取较低的利率，反对福利国家。所谓左，即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他们把建立和平、公平、民主的社会以及生态平衡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主张经济竞争，但是反对盲目地崇拜市场，倡导国家干预和建立福利国家。

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左也好，右也罢，都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既要保存已有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逃，保持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就业的增长。这种两难的处境迫使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民党纷纷上台执政，他们眼见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以其高效率和强有力的竞争力一路领先，深感自己的高税收、高政府开支的福利国家制度破坏自由、影响生产和社会效率，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得不偏向自由主义并日益重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莱尔为英国工党设计了“第三条道路”，并得到了欧美社民党的响应和支持。与社民党已走过的“第三条道路”不同的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另一种选择，而是在欧洲的左与右之间进行的选择。即在社民党的传统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通向全球化的新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旧瓶装新酒。

那么，在“第三条道路”这只旧瓶子里，到底装进了什么样的“新酒”呢？

超越左与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

“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的执政思想，他要建设的是具有英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来自于英国工党，但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者却不只限于英国工党，西方国家的其它社会也竞相成为其追随者。欧美社会领导人甚至在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举行了"第三条道路"首脑会议。意大利总理达莱马、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理若斯潘、德国总理施罗德、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巴西总统卡多佐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参加了会议，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参加了会议。

关于“第三条道路”，被人称作布莱尔的“精神导师”、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教授写了两本专门的书进行阐释。一本叫做《超越左与右》，另一本叫做《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超越左与右是指“第三条道路”要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时又分别从传统的左右两翼中汲取营养，它继承了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某些价值。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是指“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就是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因而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

“第三条道路”有一套庞杂的思想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套庞杂的思想中，的确有一些新颖、有趣的东西，看起来非左非右，实际上是左右逢源。

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程度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

教育和培训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他们把教育投资看成是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是机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托尼?布莱尔在总结工党政府的工作重点时，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那就是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教育，教育”。

对近年来颇让西方政治家头疼的福利制度的改革，“第三条道路”开出的药方也是“折中”的。它接受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赞同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其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公害”（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借口健康原因而不去上班），提出要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就业的一条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劳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在提供福利服务上更多地发挥地方和第三部门（志愿性工作）的作用。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用“福利社会”来取代“福利国家”。

“第三条道路”还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这样一些当今社会新规则，力求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新的平衡。它还提出要为新时代再造政府，要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社区、私人、自愿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要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