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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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中国特色/创新

【正文】

一、何谓“中国特色”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他又明确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此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日渐成熟、完善。在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中国特色”也随之成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成为中国独创的现代化模式的代称。

现在，“中国特色”一词已十分普及，但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有人笼统地将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或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特点；或认为中国特色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有人不怀好意地戏称，中国特色就是在面对马列老祖宗的理论经典和外国人的狐疑目光时的一块“理论挡箭牌”。如此等等。认识的不统一，说明研究工作不彻底，这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认识。因而，深入、具体地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对于正确认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讲，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特色包含着特点。就一个国家而言，研究其行为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其特点，即国情。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特点的描述和分析。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国情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诸如民族特长、民族优越性等方面的优质规定，也包括诸如民族保守性、民族劣根性等方面的劣质规定，是优质与劣质的统一体。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而言，国情是现代化事业的出发点，对国情的认识和分析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选择和具体实施。因而，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即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状况，这些状况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起点。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特色。

但是，仅仅认识和分析国情是不够的。特色不仅包含特点，而且还是对特点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的语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对一个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特色，传统的思想文化不是特色，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立足国情的现代化纲领、独辟蹊径的现代化道路等，才是构成其特色的真正内容。从该角度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等于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他应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但又不仅止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是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创造性地使中国现代化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使其既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的特色而言，国情只是立足的基础，而不是遵循的标尺；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永恒的包袱。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

将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国情，将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解为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不仅无利于中国现代化对先进事物的吸收和自身的创造性发挥，而且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误入歧途的危险。中国近代史上以“中西国情不同论”为由拒斥现代化的思潮，就是典型例证。由此，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构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对中国国情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确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第二，他必须根据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过程进行模式上的系统创新。

这样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不可回避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现代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我们提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本身就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民族性的肯定，但这种肯定是辩证的、有条件的，其认识的前提就是现代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历史发展潮流，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世界性是其显著特征。现代化的世界性首先表现为传播的不可逆性，他将一个又一个传统社会纳入现代社会，而那些已现代化的国家则向更高阶段继续推进。其次表现为对现代化规律的共同认可。现代科技、经济增长、民主法制、阶层流动、理性意识等一些代表现代化的表征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各国现代化必经之路。再次是现代化浪潮带来的经济、交通、信息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而获得成功。承认现代化的世界性，就意味着我们应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遵循现代化的共同规律，从世界角度反视自身。背离世界性的现代化，只能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现代化。

肯定现代化的世界性，只是表明这种世界性为特定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外在环境，而真正规定着特定国家现代化发展具体道路的只能是民族性。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而“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4]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构成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影响着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传统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精髓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创造力源泉。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激烈形式，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变革，这种变革既是一个系统功能的整体渐变过程，也是一个独立社会系统与世界整体系统的相互融合与功能协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系统新功能的形成必然会受到民族性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社会系统在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取决于民族性所赋于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特功能。在这里，民族性对现代化的规定性，就表现为现代化只能是对民族性的转化和张扬，而不能是对民族性的背叛和抛弃。在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现代化如失去民族性就意味着失去个性和特色，也就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现代化的世界性来源于其民族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失去民族性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必须指出，强调现代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与“民族狭隘性”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盲目乐观和一味排外，固守“尊王攘夷”、“中学优于西学”等陈腐观念；前者则是正视国情与放眼海外，通过对国情的改造与创新以复兴于世界。中国现代化走民族创新的“中国特色”之路，是符合逻辑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可以把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内涵界定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独创性。

二、中国现代化要解决哪些特殊问题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表现，是以对中国现代化特殊问题的独创性解决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1.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49年的革命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缺少现代化经验，全面借鉴苏联现代化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一般被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此后愈来愈严重地限制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而言的。因而，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难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形成于30年代的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摸索出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获得资金来源，试图通过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推行，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工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演变和国内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升级，仍然沿用原有体制和模式无疑是不适宜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突出缺陷，是在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预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现实依据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设计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将不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外在特征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将本国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硬性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仿效苏联模式时，亦沿袭了其教条主义特征，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上，片面强调国民经济的突进增长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窒息了现代化发展的生机；在现代化的外在环境上，自我选择封闭的发展道路；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随意的发展进程阻碍了现代化的正常发展。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缺陷窒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活力，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不首先解决这种模式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2.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与内在生长力的培育。

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先进的经济技术成果以及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通过适当途径吸收和借鉴这些现代化成果，可使自身少走弯路，实现赶超发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预料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6]

落后国家现代化具备潜在的后发优势已为当今的现代化学者们所普遍认可。总体而言，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会对落后国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示范效应，压力转化为动力，有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动力并促使其加快现代化步伐；第二，借鉴先进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直接过渡到或较快进入较高的现代化阶段；第三，吸收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弥补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缺陷；第四，吸收外国发展经济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本国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第五，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积极发展相关产业，以增加积累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优势可以而且应当利用。但是，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应是内生性的。这不是指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诱因，而是就现代化的整个动力系统和推进机制而言的。后发优势构成现代化有利的外在条件，但他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成果。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才会获得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内在生长力是指国家和社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量。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成熟，意味着在共同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之下，整个社会的制度、资源、经济技术基础、内外环境、民众、民族传统以及现代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一个有机大系统，这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使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发展的惯性和强劲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不断冲破各种旧因素的制约和束缚，实现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培育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两者之间可以产生一种良性互动效应。就中国而言，后发优势是现代化的外在环境和现实条件，内在生长力的培育则是现代化的内部机制的调适过程和长远目标。中国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就在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对外开放与避免依附。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下推进现代化，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依附性发展，即在政治经济上成为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边缘国家”。必须争取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积极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抢占有利的地位。第二，引进先进与自主创新。在引进先进的同时，应注重对这些先进成果的内化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使外来先进成果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转化为适宜的经济技术存在方式，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切实融为一体，并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起点和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第三，高速发展与环境协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因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的“现展危机”等问题，已引起各国的警惕和现代化学者们的关注。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第四，局部突进与整体转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该突进的必须突进，不该突进的绝对不能冒进；某些方面一定的滞后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整体转化的过分滞后则是不能允许的。第五，赶超愿望与克服急躁。在现代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方面应利用后发优势，以适当高速度赶超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克服急躁心理，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与推进战略上，立足国情，实现稳定，渐进发展。

3.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

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标准和普遍性的规律，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认可和遵循。正因为如此，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这方面，任何以国情为借口对现代化的共性的否定，都只能解释为是民族狭隘心理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与扬弃中，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现代化的推进和与国际的接轨不可能脱离开具体国家的特定社会基础。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共同规律的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基础，着力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标准与普遍规律同中国特定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之间的统一。中国现代化在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特殊问题主要有：第一，发展与稳定。这是为了正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事实。相比较而言，大国的现代化，其变量因素更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故障，都有可能对其他环节产生联动和广泛的影响。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要维持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的统一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长期的现代化发展。第二，循序与浓缩。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像早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而必须采取一种浓缩的形式，将长期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一个短时期内予以完成。必须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确保中国浓缩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第三，再造与传承。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及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文化再造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再造不等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是就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功能而言的，而作为民族发展的思想遗产，传统文化中亦包含有许多可传世的内容，其中包括提倡积极入世的实践理性、催人奋进的自强思想、重民轻官的民本思想、尊重知识的倡学重教思想等完全可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这就需要在发展进程中把握好再造与传承之间的度。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独创性是什么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是在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特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所蕴含着的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思维，正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1.道路创新：中国现代化与其社会主义主体性统一。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两种类型的主体性选择，即社会主义主体性与资本主义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最终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选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构成中国现代化主体性的规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即没有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难题。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经曲折，愈来愈脱离了现代化的本来函义。尽管社会主义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旗帜，但现代化却日益消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野之外，以至在“”时期，现代化竟成了所谓“社会主义者”们排斥和攻击的对象，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端荒谬的口号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表明，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与中国现代化还没有真正融为一体。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7]他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开始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8]随着新道路的开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9]而是“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0]以这样的崭新思路，邓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国以往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后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不应当以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无私有、无商品、无交换、无市场、无剥削的社会为目标，而必须以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基于此，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2]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弊端都应彻底革除，并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体制和机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和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都应积极吸收，为我所用。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并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中国现代化水平得以日益提高。

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过程。正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也正在于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服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得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判断，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为在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和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样，以生产力为纽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终于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中国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也第一次得以真正的张扬。

2.目标创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立体构架。

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多维性。就中国现代化而言，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的陷阱”；既要同世界流行的现代化目标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而且，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动态过程相适应，中国的发展不仅应有总体目标、最终目标的设计，同时也应有阶段目标或局部目标的设计，以使总体目标和最终目标能得到具体落实，并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计，必须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针对中国现代化的不同规定性，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目标进行多维、立体构架，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目标避免了片面化和单向性，而呈现出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一，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新发展观，提出“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发展目标。随着人类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日益把握，传统发展观逐步被一种新的发展观所取代。这种新发展观不是以单纯经济发展而是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与协调，强调社会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强调社会各因素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共进，并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生存为最高追求。适应这一潮流，邓小平摈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提出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目标。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这段话既是邓小平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主要任务的基本概括，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全面发展目标的完整论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基本路线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4]这段话可以看作邓小平对自己社会全面发展思想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