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四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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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个代表/人民利益/邓小平理论

【正文】

世纪之交，同志在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后，又提出了对“三个代表”思想要“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的基本要求。研究好是宣传好和贯彻好的前提；“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也需要我们正确把握。虽然代表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在这一点上也从未动摇过，但是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做出正确回答并形成共识，才能真正做到代表人民利益，否则，代表人民利益只能是一个良好愿望，甚至南辕北辙。本文认为，在代表人民利益问题上，必须对以下四个基本问题做出正确回答，而邓小平理论对这四个基本问题都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一、以什么态度来正确认识人民利益

代表人民利益首先取决于对人民利益的正确把握，而能否正确把握人民利益，认识态度或思想方法问题至关重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是能否正确把握人民利益从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挫折，根本上都与此有关：在以什么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个重要问题上，不是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己来回答，而是从本本出发，从条条框框出发，从领导人的一厢情愿出发，把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利益、人民群众并不欢迎的东西当做人民利益来维护，并为之努力奋斗。作为共产党的宗旨的为人民服务，也不是由人民自己来回答究竟需要哪些服务内容和什么样的服务方式，而是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许多人民并不需要的服务内容和并不欢迎的服务方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在认识人民利益时所持的态度却是错误的，严重存在着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

实际上，在以什么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利益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64页。）杰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应用于对待蓬勃兴起的中国农民革命运动，高度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自己做出来的十四件大事热情肯定，并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外一些对农民运动指手划脚、责难咒骂的人“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命，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注：《选集》第1卷，第13～42页。）正是从这里出发，诞生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并作出了杰出的发挥，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8页。）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仍然能深切感到它的振聋发聩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不需要恩赐和包办，也不愿接受强迫命令，人民需要对他们的创造活力的尊重与保护，需要物质与文化的丰富与繁荣，需要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如果抹杀这一切，甚至用某些毫无道理的一厢情愿的东西来强迫人民接受，那就是小平同志严厉批评过的“曾经在历史上给党、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带来不可胜数的损失的主观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323页。），这是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在以什么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个问题上，冲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放下一切自以为是的东西，彻底抛弃一厢情愿，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己来回答。早在1956年，小平同志就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8页。）到1962年，他在谈到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形式时，更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8页。）三十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指出：“农村搞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邓小平提出的认识人民利益的正确态度，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已经昭示于天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各项事业的大发展，无不得益于此。这一正确态度的深远历史意义同样重大，可以说它提出并解决了全党思想能否可持续解放的大问题，彻底革除了妨碍我们的思想可持续解放的观念障碍。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只有继续做群众的学生，才能继续做群众的先生。（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9页。）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刚刚结束时，他就提出了今后“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64页。）。同志也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他在上海工作期间，还每月召集有关方面的代表讨论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从来不是简单地定于一尊，而是在讨论中逐步形成最切近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正确认识。（注：《报刊文摘》1996年11月12日。）始终坚持以这样的正确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彻底放下一厢情愿的主观偏见，以人民群众的好恶为好恶，以人民群众的是非为是非，这正是邓小平理论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基本原因。坚持这一态度，也必将使这一理论能够始终赢得人民。

二、以什么思想来准确表达人民利益

人民的利益应该由人民自己来选择，但需要由执政的共产党来集中表达。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究竟是什么，更必须由共产党通过集中人民群众的愿望加以提炼。这种在集中提炼的基础上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对于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9页。）即使是在认识人民利益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也不能保证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一定是准确的；理所当然地，如果以一厢情愿、定于一尊的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其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就更难以是正确的了。

我们过去由于在对人民利益的认识态度上的主观偏见，导致了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上的严重失误。一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阶级斗争，只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党的任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二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坚持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要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公式，就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于是，任何违背这一公式的主张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从而又为阶级斗争提供了理由，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上的失误，模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目的，把手段、途径、措施层面的东西看得至高无上，并把它们当作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加以坚决的维护。这种失误导致的僵化、停滞以及各个方面的重大损失毋庸赘述。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在怎样准确表达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极其鲜明地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上，只有目的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手段层面的东西则是应该被检验、被选择的，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根本目的的。这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根本目的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小平同志对生产力的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关注，并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做出了精辟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通过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形式，不仅不代表人民利益，恰恰需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来衡量和取舍。在这个根本利益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没有理由表白自己的神圣，都要低下头来接受检验。

邓小平在如何准确表达人民利益问题上彻底克服了固守僵化模式的错误，把目的提到第一位，确实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革命战争时期，正确把握了民主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这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目的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最适当的手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中心城市暴动还是建立农村根据地，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是进攻还是退动，诸如此类，无非都是不同手段的选择，只有能够实现革命战争胜利这一目的的，才是正确的。而固守俄国革命道路的教条主义者曾经给扣上了“机会主义”、“经验主义”、“逃跑主义”等大帽子，以为民主革命全世界只有一种战略技术可用，邓小平也曾因此受到牵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个中是非曲真，历史早已昭示明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应该从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目的上来认识人民利益，并围绕它来选择最适当的手段。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以对生产力的高度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关注来表达人民利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和杰出发展。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探求的美好未来，这就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旧的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83页。）；共产主义只能产生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2页。）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也明确指出：“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注：《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54页。）可见，对生产力的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关注，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们的一脉相承的思想。邓小平忠实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和对庸人的超越放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对人民利益的完整准确的表达，即实现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这就是现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围绕这三大目标开展工作，才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

三、以什么内容来广泛涵盖人民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们在人民利益问题上从错误的认识态度出发并做出了错误的表达，所以必然无法广泛涵盖人民利益固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不可避免地把人民利益看成某种孤立的简单划一的东西，除了“枪杆子、印把子”以外，其他的诸如求富、求乐、求专业成就、求个性发展、求心灵安宁、求个人志趣的实现等等，都认为是违背人民利益而加以排斥。于是，在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私与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相互关系问题上充满了形而上学，凡是沾了个人、私和资本主义边的东西，就一律被认为是与人民利益不相容，甚至连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一类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文明成果也被打上资本主义的印记而排除在人民利益之外，更不要说那些虔诚的宗教信仰、纯真的花前月下、多彩的服饰装扮，丰富的个性表达、专注的个人奋斗等等了。这种对人民利益的认识上的狭隘性，毫无道理地把原本应该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搞成了“清一色”，一方面压抑了人本身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伤害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原本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的可亲可近的社会主义成了不得不按某种规定的道白和动作进行表演的舞台。这一切，显然都是和社会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以邓小平命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也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广泛涵盖，对现阶段人民利益做了最宽厚的包容。政权巩固、社会安定自不待言，其它凡是有利于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这一共同理想的，都是人民利益之所在，而不是简单地以个人还是集体、私还是公、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划线。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关于个人利益的提问时说：“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51～352页。）明确提出了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承认和满足，在谈到有人主张“解决”雇工经营的个体私营经济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对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产阶级思想，他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并指出“‘兴无灭资’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38页。）还语重心长地说服党内的同志：“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91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对老中青科学家，“不管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恐私”、“恐资”、“恐个人”一类的东西，不但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恰恰是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须克服。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的广泛性的思想，提出了四个“一切有利于”的明确主张，即：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利益之所在，都应该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切实的支持。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人民利益的广泛涵盖，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应该把人看成是自由自觉的实践创造者，人类的解放，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反复指出，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82页。）；就是“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85页。）；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73页。）；就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43页。），如此等等。可见，共产主义就是给每个人提供无限丰富的选择和可能，而绝不是把个人都同化和束缚起来。邓小平所说“共产主义”……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正是马克思上述思想的体现。伟大的列宁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笼统地、不加分析地看成是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348页。）；他认为，“为了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必须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否则，“就无异于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607页。）；他甚至大声疾呼：“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指不称职的共产党员——笔者）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75～476页。）可见，承认人民利益的丰富性，由此承认人民在实现自己利益时的选择的多样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基本观点，无愧于我国人民利益的杰出代表。

四、以什么方式来保证实现人民利益

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和广泛涵盖，仅仅是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必要前提，并不能必然提供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如果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是错误的，既使是表达准确、涵盖广泛的人民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更不要说前提的错误了。我们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人民利益问题上不仅表达不准确，涵盖不广泛，而且选择的实现方法和手段也是不正确的，突出表现为具有浓厚的恩赐和包办色彩，而不是真正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应该由人民自己自立自主地来完成。于是，在经济上，就造成了计划体制，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到处是一统天下，生产者成了被任意拨弄的算盘珠子；在政治上，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集权体制，原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变成了“从领导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依靠简单化的组织手段和思想发动来实现行政命令，割断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之间的联系，必然抹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助长了普遍的“救世主意识”、“青天意识”、“苍天意识”，并为官僚主义、瞎指挥、以权谋私等等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人民利益的落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不仅对人民利益做出了准确表达和广泛涵盖，而且提出了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这就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发展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这两条，正是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主张，也是他为我们设计的改革蓝图的核心内容。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应该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来完成。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对人民利益的恩赐与包办，一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正是他上述一贯思想的必然结论。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现阶段能够保证人民利益得以真正实现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实践反复表明，人类迄今为止还无法形成一种既不用联系自身利益又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经济体制，如果割断生产经营活动与生产者自身利益的联系，必然导致积极性的丧失，导致停滞。离开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幸福赐给人民；割裂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的联系，就会使人民群众普遍努力的积极性大大丧失。这样，实现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与其自身利益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制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得以在自己的努力中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政治则高扬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的参与精神、负责精神和主动精神，既是人民群众得以充分表达自身利益的基础，又是人民群众有效实现自身利益的切实保证。父爱式的恩赐，家长式的包办，最终无不走向反面，更不要说假为人民之名行谋私利之实的官僚主义、权威主义、个人主义了。尽管人民群众中的许多人可能在市场体制下的追求中一无所获，或者在民主政治下的参与中反复被否决，但却保证了整个社会因此而充满活力，并且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活力。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活力调动起来，并加以保护，这就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

邓小平关于通过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来有效保证人民利益真正实现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应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彩篇章。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己来完成。被列宁赞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具有历史意义的歌”、“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的国际歌（注：《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434～436页。），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用什么方式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高昂的积极性和旺盛的创造活力，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将消亡，这其中的逻辑至今也没有理由可以驳倒；同样，也没有理由否认会出现一个不需要利益推动也能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社会。但马克思主义更基本的思想是：任何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市场经济当然也是如此。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的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证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571～572页。）可以说，列宁的思想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步之遥，遗憾的是，列宁的过早逝世使这一步终于未能跨出。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则充满了在这一跨越中的挫折甚至跌落。邓小平勇敢地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跨越，明确提出并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不可避免地向民主政治迈进，终于找到了有效保证人民利益真正能够得以充分实现的正确途径。

综上所述，只有解决了对人民利益的正确认识、准确表达、广泛涵盖和有效保证这四个基本问题，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邓小平理论在上述四个基本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回答，可以说彻底解决了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只有真正坚持邓小平理论，并认真地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才能够真正实现党的“三个代表”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