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任务的跨世纪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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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年前，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分析形势，总揽大局，第一次提出了“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1982年9月1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又重申这三件大事，并改称为“三大任务”，明确指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1］

现在，20年过去了。这三大任务，成就斐然，但还没有最终完成。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同志明确提出：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同志提出的这三大任务，与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三大任务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当年三大任务的延续和发展。继续抓好这三大任务，是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世纪接力长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大任务的基本思路，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从邓小平到关于三大任务的战略思想。

一、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建设，是三大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也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任务。邓小平当年提的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志提的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内容完全一致，表述上则体现了两者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邓小平高度重视现代化建设，围绕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策略思想。其基本的要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2］“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3］

第二，规定了现代化的各项内容和任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抓好。包括“四个现代化”的用语，后来一般不再提“四个”，意在表示现代化是全面的。但在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中，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任务。“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4］

第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64年，根据的提议，提出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此后一直到80年代以前，仍沿用这样的目标。但鉴于10年内乱耽误了时间，而且中国的底子还很薄，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时“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5］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而是‘小康之家’。”［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四，提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手段和政治保证。基本手段是改革开放。通过改革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把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出来；通过开放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政治保证是四项基本原则。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代化就难以成功。

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我们首先在1987年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步翻一番的目标。1995年，又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亿元。随后，继续向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前进。现在，20世纪已经结束，根据初步测算，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8.9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年间，即“九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3％。到1999年，已经全部达到小康标准的项目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91元／2500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元／2400元）、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4.2平米／12平米）、农村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18.7平米／15平米）、城市每万人拥有铺路面积（8.8平米／8平米）、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恩格尔系数（46.49％／50％）、成人识字率（87.6％／85％）、人均预期寿命（≥70岁）、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59％／11％）、电视机普及率（100％）。尽管某些项目还有差距，但总体上，小康的目标基本达到，也就是说，“三步走”的前两步已经基本实现。

实现小康，并不等于实现现代化。距离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之前，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把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放在新世纪三大任务的首位，表明了我们坚定不移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决心。

在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不仅坚持、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

第一，进一步提出了未来50年的新的“三步走”战略。1997年，根据第二步战略目标将要实现的现实，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庄严宣告：“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新的“三步走”战略，是对邓小平大“三步走”中第三步进程的进一步展开，它对我们在进入小康社会后，如何分2010、2020、2050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作出了进一步的总体规划。对于全国人民继续保持拼搏进取精神，坚定、扎实、稳步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目标迈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进一步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新的思路和方针政策。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针。发展是硬道理，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要有新思路。为此，1995年提出了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在“十五”计划中，又把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强调结构调整必须紧紧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在一定时间范围和条件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巩固和发展经济增长的好形势。

第三，紧跟时代潮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战略。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强调要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针对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情况，适应时代要求，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坚持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根据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思想，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把它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大举措。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以加入WTO为突破口，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第四，坚持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了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关系的重大方针。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为总揽全局的指导方针，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1995年9月，同志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二个重大关系，深化了我们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根据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充分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思想。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二、完成祖国统一

“完成祖国统一”，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后必须继续抓紧的又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当年希望在80年代“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20年过去，香港、澳门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但台湾问题还有很大困难，有待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对祖国统一作出的最大贡献。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后来，在内部或公开场合，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从各个角度对“一国两制”思想做了详尽的阐发，形成了“一国两制”理论的总体框架和一系列明确的方针政策。

首先，坚持把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7］“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8］“一国两制”是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提出来的。祖国统一是“一国两制”的灵魂，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第二，坚持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内容，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第三，香港、澳门、台湾实行高度自治，保持繁荣稳定的局面。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依法在香港、澳门、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保留自己的军队，拥有比香港、澳门更大的自治权。

第四，“一国两制”至少保持50年不变。既不改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改变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会不变。”［9］国家通过宪法和有关的基本法，保障“一国两制”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五，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台湾，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提出“一国两制”，就是着眼于用和平方式。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10］“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1］

第六，建议举行国共两党的平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可以“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12］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但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顺利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香港、澳门的回归，是中华民族的盛事，标志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正在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着繁荣稳定的局面。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并付诸实践，使海峡两岸关系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取得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日益成熟的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构想，相继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消除隔阂、促进两岸交往、了解和交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倡议两岸直接实行“三通”，主张国共两党直接就两岸关系进行对等谈判，欢迎和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考察和经商等。国共双方曾经进行了民间形式的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汪辜会谈”。目前，海峡两岸封闭隔绝的局面已经打破。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并灵活地加以运用，从各方面着手努力解决台湾问题。1995年1月底，同志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八项重要主张：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同志的讲话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郑重呼吁：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希望台湾当局认真回应我们的建议和主张，及早同我们进行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祖国统一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同志的这一呼吁，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和对于保持台湾现行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的最大宽容，也使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具体化。

进入新世纪，台湾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涉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台湾问题久拖不利。因此，将完成祖国统一作为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必须抓紧的三大任务之一，表明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解决台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强调解决台湾问题要有时间表，要考虑复杂的国际背景，要善于进行政治斗争和外交工作，同时抓紧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以促进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

三、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所以，进入新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紧的三大任务之一。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三件大事时，曾经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放在首位。1982年十二大上，调整为第三位，这并不意味它就不重要了，而是更符合创造国际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服务的逻辑关系。另外，当年，邓小平将这一任务表述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次，同志的提法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基本含义是一致的，但其差别从战略策略上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高屋建瓴，从宏观全局把握国际战略形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科学分析世界战略形势，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为我们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2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关系日益发展，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断改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世界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特点。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贯彻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在走向新世纪之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一，全面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高举和平和发展两面旗帜。一方面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另一方面又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世界仍不安宁。因此，继续争取和平，促进发展，仍然是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顺应世界潮流，高举和平的旗帜，高举发展的旗帜，在国际上树立维护和平和致力共同发展的形象。

第二，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全方位地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政治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进入新世纪，国际格局总的是向多极化发展，但不会一帆风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还很尖锐，世界走向多极化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我们要继续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同时，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同志多次指出，面向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这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我们必须坚持趋利避害的方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挥比较优势，争取一个有利的发展地位。围绕加入WTO问题，我们坚持正确的谈判方针和原则，灵活掌握谈判的时机和分寸，与美国、欧盟等达成了双边协议。以加入WTO为契机，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第四，把握科技革命发展的新趋势，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再指出，20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发展的世纪。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面对这种趋势，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加紧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为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在国际领域，主张将体现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先进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应用于促进和平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

第五，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同志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正是世界充满竞赛、活力和创新的根本原因。各国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和了解，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共同前进，而不应让这种多样性成为阻碍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隔阂，更不应人为地从中挑起对立和冲突。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在这种多样性中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

第六，继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党的十五大重申：“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与国之间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在新形势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上。我们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需要注意的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但并不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或全球战略的中心目标。反对霸权主义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无论多么必要，都不能提升到最终目标的程度。反对霸权主义，包括反对谁、反什么、怎样反，都要从属和服务于我们的中心目标。要讲究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在斗争的同时，也要讲联合，讲合作，讲妥协，讲双赢。所以，这次，同志在提出进入新世纪后的三大任务时，对80年代所提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了适当的调整，改称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样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应该引起我们必要的重视。

【参考文献】

［1］［7］［9］［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70；217；87；31．

［2］［3］［4］［5］［6］［8］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2—163；276；250；194；237；59．

［1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