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安全思想初探
时间：2022-04-17 0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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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经济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破坏的状态。如果一国的国民经济呈现出发展和稳定的态势就可判定其处于经济安全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倍加重视，经济安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经济工作部门都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也没有对经济安全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但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的众多论述已明显地包涵了经济安全的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安全思想，对于我们在经济安全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无疑都具有指导意义。
一、霸权主义是威胁经济安全的外部原因
冷战时期，世界处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中，两大集团在经济上相互封锁，在军事上相互对立，世界局势因战争一触即发而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发展中国家经常成为美苏争斗的牺牲品，其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受到极大的威胁，经济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瓦解，尽管世界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之间的较量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不利地位。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原因依然存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经济领域里的霸权主义的不断滋生，必然导致富国掠夺穷国经济利益、侵犯穷国经济主权的现象，“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安全除了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外部原因威胁外，还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外部原因的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不仅长期鼓吹中国威胁论，而且还不断地对我国进行经济渗透和技术封锁，特别是美国经常挑起双边贸易摩擦，动辄采用反倾销手段限制中国对美的商品输出。邓小平同志不仅清醒的认识到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的威胁，而且明确地指出只有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才能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如何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是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我国强烈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体现，也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根本保证。在国际上不容许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我国内政，把我国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一张牌来打，“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二是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出发点，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要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双方都获得各自应有的利益。
二、农村问题是影响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相当比重，但我国农业经济的整体实力还比较差，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农村问题不仅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主要内部因素。
邓小平同志对农村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主要内部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农村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人口多，耕地少的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农业更快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其它行业的发展，并且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其次，邓小平同志还认识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再次，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意识到农村经济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认识到农村问题对实现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安全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方针。第一，邓小平同志坚持在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他在1984年10月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谈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联产承包责任制消除了“吃大锅饭”和“搭便车”的现象，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种经营促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平衡发展，有效地搞活了农村的商业经济。第二，邓小平同志积极倡导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农业的发展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过程，它必然要与工业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农业发展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基础，工业发展为农业提供有力的支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第三，邓小平同志主张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同时，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后者反过来又对农业现代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可增强一国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增强既可以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又可以增强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能力，自然也就增强了国家防范经济风险、保证经济安全的能力。邓小平同志不仅认识到经济安全需要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明确指出保持经济稳步、持续的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防止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情况严重甚至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性失调，从而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在谈及国内经济发展时，他也强调指出，我国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经济不发展，或是低速发展，就必然会出现问题，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导致经济不安全。
第二，要防止经济过热。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出现了问题就不容易纠正，人为地降低速度又会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在历史上，经济过热曾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不良影响。邓小平同志在评价经济过热时说过：“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经济过热容易引发泡沫经济，虚假的繁荣导致人们过高的消费预期，不良的浪费习惯则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最终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要“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发展速度才过得硬。”（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普遍提高，国民经济实力才会有明显增加，我国的经济安全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要防止经济失衡。由于地域优势和开放先后的不同，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失衡，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的现象。落后地区的经济会制约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大规模破产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从而经济安全也就难以维护。经济严重失衡还必然会产生民族矛盾、区域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严重阻碍改革的步伐，邓小平同志强调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在解决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失衡时，他主张“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苦难，国家应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是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他同时也指出，在适当的时候解决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在谈及企业之间的差距时，邓小平同志鼓励让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再来影响和带动其它企业发展。在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时，邓小平同志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也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允许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还说：“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经济安全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四、科技进步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途径
科技能够直接地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三次科技革命中大国实力的兴衰充分体现了科技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科技水平更成为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而一国的科技水平越高，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就越快，经济实力也就越强，国家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可能致使一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状态，进而缺乏抵御外来和内在经济风险的能力，容易导致经济不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科技进步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途径。
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科技作为生产力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他一再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在进行论证时，他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发展道路，“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科技水平直接决定着一国国际地位的高下，而一国国际地位又是其维护自身经济安全能力的重要表现。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分析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乃至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加快我国科技进步。第一，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以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充分利用“后发性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二，要引进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引进技术设备时应该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先进的技术设备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现代化、规模化的大生产，“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第三，要利用外国智力。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华裔学者回国工作，也非常欢迎外国专家来华参加经济建设。在看到我国搞经济建设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知识和技术时，他鼓励有关负责人“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在主张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的同时，还非常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为此，他支持并推动了我国“八六三”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制定了纲领。邓小平同志在重视利用外国智力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对国内教育事业的投入，“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只有教育事业兴旺发达，才能持续培养出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保证科技进步跟上世界先进科技发展的步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安全的有效措施
从明朝中后期到满清政府，中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阻碍了中外进行正常的科技文化交流，导致了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系列经贸领域的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安全更是无法得到保障。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多种原因，我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孤立自己搞经济建设，导致1957年后二十年时间内我国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个别时候发生经济倒退，严重破坏了国家经济安全。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教训时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国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继而又开放了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二十世纪90年代初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对外开放，陆续开放了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基本上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梯次发展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二十世纪80年代平均为9％、二十世纪90年代头两年因调整分别为4.3％、7.8％，1992年之后平均增长10％以上。对外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增强了我国抵御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保证经济安全的有效措施，但它也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邓小平同志对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金融、贸易和投资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对国际金融工作，邓小平同志强调外汇问题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件大事之一，应该注意增加和保持我国的外汇储备，“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相对加强，对我国的外贸乃至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使政府有能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保证了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同志注意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的论述是极其赋有远见的。对外贸工作，邓小平同志提醒要注意好两个问题，“第一是技术转让，……，第二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注意好第一个问题，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就不光是买进商品，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注意好第二个问题，我国不仅可以避免贸易双方因赤字而产生摩擦，还可以扩大进出口额的总量。对投资工作，邓小平同志认为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翻两番的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但他也坚持引进外资要慎重，要有选择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避免重复引进，在关系重大的行业，引进外资更要考虑到是否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六、反腐倡廉是保持经济安全的必要手段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已经获得长足进步，然而腐败现象却悄无声息地在全球范围内滋生和蔓延，并已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行政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公平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威胁经济安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享乐主义的不良风气乘机侵蚀了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行贿受贿。邓小平同志对此强调说：“有些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在经济方面的直接危害就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破坏经济运行秩序，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最终威胁到经济安全，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反腐工作的重要性时还十分注意解决与腐败现象密切相关的官僚主义问题。他认为我国不消除官僚主义，就无法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必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也就会阻挡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最终阻碍我国经济安全目标的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难以跟上市场运行的节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实现，因此，他特别指出：“现行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只有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实施依法治国，才能消除官僚主义、铲除腐败，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