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兼论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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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进生产力代表/马克思/邓小平

【正文】

关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理论（以下简称“代表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关涉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则构成邓小平理论的主线。本文拟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实质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其主旨是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把握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实现机制。马克思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结构和矛盾运动中来考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在马克思看来，要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必须成为先进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同时，还必须使社会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使上层建筑具有排除生产力发展中的制度性及体制性障碍的功能。

其次，要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须成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马克思对“生产方式”有多种用法，需要从它所处的语境中判别其涵义，但其基本用法是指生产的方法和样式，既包括物质的方式，即马克思所讲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资本论》，第1卷，P204），也包括社会的方式，如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分工与协作的程度等。一定的生产方式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在物质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展开，因此，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必须能代表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

再次，在阶级社会中必须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来确定先进生产力的实际代表。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主体总是与一定的阶级或集团相关联的，只有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关联的进步阶级或集团，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但他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才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因此他断言：“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61）

第四，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在遵循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自觉能动过程。马克思是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种意义上来使用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一是在“自在”的意义上，是指无产阶级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同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方面，是未来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代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最早表达了这一思想，第一次从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来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45）二是在“自为”的意义上，是特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地通过社会革命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并在取得政权后利用新的生产关系组织、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72）这种区分的理论功能在于，作为第一种意义上的“代表”所表达的是，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只有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物质基础不断成熟，才能最终实现；而作为第二种意义的“代表”所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又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过程”，它必须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并通过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说明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能动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基本形成。在《宣言》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宣告了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然灭亡，而无产阶级则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者和完成者。《宣言》中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分析和无产阶级能动的革命实践这两个基本方面，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极其系统而严谨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从逻辑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并对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了如下的描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3卷，P926～927）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引发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客观条件，还必须有无产阶级能动的阶级斗争。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中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并论述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取得政权后自觉地组织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前后相继的两种基本形式。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他更为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基本模式，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只有这些国家才为革命奠定了成熟的物质条件。一旦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就可以在直接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克思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理论模式，在1877年11月，他在给俄国《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否定了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P130）在对当时东西方革命形势的估量中，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了俄国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可能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的动机是为了使东方国家免遭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和灾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同上书，P431）。但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同上书，P451）。直到1882年马克思还希望东西方革命能互为信号，互相补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61）马克思的许多具体设想和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晚年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其“代表理论”的一个重大变化。在此之前，它的逻辑前提是：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物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的。而后来的设想则变换了逻辑前提：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一定要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而是在革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先取得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发展生产力，在吸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前提下，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二

马克思晚年没有来得及修复其调整后的“代表理论”，但的确为后人提出了一个他有生之年尚无法实践和解答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这一历史性课题的解答对于20世纪相继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小平在继承前人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实践探索中，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历史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对马克思晚年问题的回答，构成邓小平理论产生、形成和确立的逻辑前提。

然而，真正理解这种“回答”的实质，必须首先清理马克思“代表理论”的话语，其次还要把握一个世纪所带来的语境变化。

根据前面的分析，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实际上讲到了两种情况：其一，马克思最初根据其历史理论的分析，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不能容纳日益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这时无产阶级将成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从而也成为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所作的结论，是这一话语的经典表述。其二，马克思晚年关于“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际上又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不一定要等到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仍然可以依靠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来更合理、更符合人类本性地发展生产力。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这两种话语，二者是否存在悖论，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两种话语的确有明显区别，第一种情况是对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条件性分析，既包括“最终实现”也包括“能够实现”的条件性分析。而第二种情况则改变了最初设定的起始条件，认为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有可能是一个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下的历史过程，但马克思始终没有改变无产阶级最终实现其代表作用必须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一思想。后来的发展证明，马克思的两种话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正确解读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样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最终实现这一任务则必须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不可能脱离和超越这种历史制约性去体现其代表作用，而只能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实现。后来人们对马克思“代表理论”的误读、误解，均与没有看到这两种话语的内在相关性有关，这也是产生“左”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根源。

我们还应当看到，马克思晚年问题和邓小平的回答，整整相隔了一个世纪，其语境有了很大的不同。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P291）仅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以后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其初期经历了较快发展后，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则在不断克服危机中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阶段，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乃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仍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来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程度估计过低。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百多年里，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在不断调整中得以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产力的适应和调节能力仍富有弹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83）。因此，合理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试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这种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同时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在这种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始终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对资本主义的冷静观察，对科技进步以及由此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化的细微洞察，均构成理解邓小平话语的重要背景。

三

与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然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邓小平发展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切入点。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社会“停滞和徘徊”的错误归结为主观上的动机，而是对其深层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他认为，我们的失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路线上的偏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方法”上的误用，即“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产生这两个方面错误的根源，则是没有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普遍本质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应有的先进性和现实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理论的着力点包括“基点论”、“主体论”和“战略论”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基点论”，就是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点是什么。邓小平以生产力为基点，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模式，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制度和体制的建构原则，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社会评价尺度，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发展观，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其代表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找到了基本立足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邓小平统观我国社会的矛盾全局和主要矛盾，认为社会主义要完成的任务很多，但“中心任务”、“最根本任务”则是发展生产力，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服务于这个根本任务来开展。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处理好中心与整体的关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上，邓小平转换了以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的传统视角，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重心的制度、体制建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和体制的选择设计和实现形式都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实践理性上，邓小平坚持的价值标准是以是否适合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依据。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邓小平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当代生产力增长的决定作用，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为发展生产力确定了符合当今时展趋势的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如何将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以苏联模式为表现形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相比较的话，不难看出二者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立论的基点不同，前者以“生产力”为标准，后者以“生产关系”为尺度。从表面上看，传统社会主义观似乎承袭了前人的思想，但它对前人话语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表层上，而在实质上则背离了马克思理论的最基本原则；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则相反，从表面上看它与前人的话语有很大的不同，但却真正把握了马克思理论的真谛。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并使这种生产力成为每个人最全面发展的保证，始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而后者的实现又必须以前者的发展为依托。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相吻合的，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传统社会主义观中，“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特征，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

第二，所谓“主体论”，就是“代表者”自身建设与发展问题，它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工人阶级的自身发展两个方面。邓小平认为，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其先进性，这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关键；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无产阶级在当今时代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必然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要通过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来实现，因此，党的先进性始终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关键所在。对于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提出并探索了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课题。邓小平则提出并探索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时代课题。在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主要面临“历史的”和“现实的”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封建主义影响较深的条件下，陈腐污浊的东西容易死灰复燃；二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面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和由此产生的“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在这种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将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历史课题。

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它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保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P28）。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坚持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二是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邓小平把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与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不断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思想来武装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党的建设规定了基本方向。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它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得出的结论。但工人作为生产力中人的要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的变化，其内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当代生产力结构中，知识、科技的作用日益重要。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以信息和知识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日益发展并取代传统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劳动中的智力支出大大超过体力支出。随着产业结构、劳动方式的变化，工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脑力劳动者日益扩大成为主要劳动者。马克思创立其理论时所特别关注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如何应对时代的这种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是否还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此，邓小平依据时代的发展作出了回答。他始终反对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早在1975年，他就得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同上书，第2卷，P34）的结论。1977年他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上，P41）1978年他又号召：“工人阶级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同上，P136）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其自身的状况和结构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的数量和比重，“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P104），是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仅规定了日益扩大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和政治地位，也揭示了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所谓“战略论”，就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在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层面上实现其代表作用。

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过去我们对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条件制约性认识不足，试图超越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空想。也有人根据社会主义经历的挫折特别是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道路、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表示怀疑。其实，这种“左”和右的错误都在于，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邓小平的贡献就在于他纠正了我们过去的错误认识，既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空想论”，也反对“怀疑论”，确立了我们党实现其代表作用的基本战略。这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把我国社会主义与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现代化目标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基本路线揭示了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443）。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但没有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和途径。邓小平则提出了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排除体制性障碍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必然带来生产、消费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他晚年提出“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只有在与世界的普遍交往中得到发展。邓小平找到了马克思当年提出这一课题的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这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大胆进行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纳入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在与人类文明的直接交流和对话中发展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也是与世界文明接转的体制保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最大创新，也是吸纳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最主要方面。

总之，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回答了马克思晚年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共理论成果构成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当代形式，从而也确立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