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族理论与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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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民族理论与西部大开发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邓小平民族理论/民族平等

【正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为1.5亿人，总面积为6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64%。我国的陆地边境线长达2.1万公里，分布着123个边境县，与12个国家接壤，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有30多个民族与外国同一民族毗邻而居。我国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和重庆11个省区市，拥有全国2/3的国土面积和22.8%的人口，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西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

我国的民族状况和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花大力气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务。多次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指明了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1]（612页）。

实施西部大开发，为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历史的机遇。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他丰富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力和伟大的气魄，在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并以之为指导，对正确处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西部大开发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思想

1.邓小平“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民族平等是指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任何民族不能享有特权。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不但要实现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

马克思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2]（194页）。列宁也认为，谁不承认和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者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也告诉我们，任何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归根到底取决于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决于民族共同体内部以及与该民族相联结的社会共同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现代社会则进一步证明，有什么样的经济实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列宁认为：“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决不能象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平等，而是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3]（101页）

邓小平在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时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谈及西藏问题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4]（246页）1990年，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他再次强调：“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4]（362页）邓小平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推向了新境界，既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又突破陈规，把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在民族工作的首位，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来有效地促进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

2.“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的实现有助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贯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般原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是我国社会制度的一大优势，而发展和繁荣民族经济文化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曾尖锐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5]（297页），“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5]（297页）。他特别强调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认识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政治要以经济为基础，基础不巩固还行吗？”[5]（297页）如果经济搞不上去，就等于“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5]（297页）。

从邓小平这一系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我国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务，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努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贯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基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虽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相对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国民生产总值在“六五”期间全国平均增长11%，民族地区是9.3%，低1.7个百分点。“七五”期间，全国平均年增长11.5%，民族地区是9.3%，低2.2个百分点[6]（93页）。民族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低。199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人均3938.8元，民族地区人均1976元，约为全国的50%、江苏的25.5%。国民生产总值，全国人均2050元，民族地区人均1396元，是全国的68%、上海的17.6%；国民收入全国人均1694元，民族地区人均1146元，是全国的67.6%、广东的41.68%；农村人均纯收入，全国人均784元，民族地区584元，是全国的74%、广东的44.6%。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7]（48页）。民族地区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长期落后、发展缓慢，不能形成自身发展的能力，不但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不能实现，还将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包袱，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因为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好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就必须从解决发展民族经济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入手，把它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西部大开发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中心。西部大开发就全国而言，不但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存在的民族问题，最终实现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基本途径。

二西部大开发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处理好民族问题有助于巩固国防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能解决”，“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5]（70页）。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国防战略意识。在我国，边疆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好，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新的发展。新的“炮舰政策”正在肆虐，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受到严峻挑战。就我国而言，冷战结束以后，我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分子，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特别是利用新疆、西藏的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把挑拨、离间民族关系作为遏制搞乱我国的突破口，这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的重要手段。

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巩固国防的角度讲至少有两方面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大部分聚集于东南沿海。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扩张多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在未来，一旦战争爆发，或出现外国敌对势力武装干涉我国内政，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则完全暴露在炮口之下，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将充分显现出来。而通过西部大开发，将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西移，则可使我国经济在未来战争中减少直接打击，增强我国经济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同时，在未来战争中，军事力量强大的敌对国家势必运用其占优势地位的海空力量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封锁，割断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了，必将大大加强与周边陆路相连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这样既可争回斗争的主动权，在新的地域与敌对国周旋，挣脱其包围圈，还可将敌对国战线进一步拉长，令其顾此失彼，进而突破其对我国的封锁。

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日渐拉大。如果任由这种差距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必将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对我国民族政策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丧失信心，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从而为国际反华势力在我国制造民族分裂活动和利用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提供机会和借口。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又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直接地联系着。因此，不迅速改变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上的落后状态，不仅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不能实现，而且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不能实现。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科学水平，是摆在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符合这一重大战略需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财政、政策的扶持和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支援下，经过西部各民族人民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必将逐步消除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样，我国各族人民将更加团结，民族分裂活动将没有市场，我国的国防将更加巩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8]（186页）。

三西部大开发符合邓小平民族理论中“两个离不开”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及其几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认为，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财富多得很。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确立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即：汉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繁荣昌盛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汉族先进文化和丰富人才资源的帮助。

1.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西部煤炭的保有储量占全国的57%，可开发的水能装机容量占全国的76.9%，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资源分别占全国的46.4%、34.5%、52.8%、62.9%[6]（90页）。

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到关键的攻坚阶段，面临着国内需求不旺的矛盾和困难。国内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收入增长缓慢引起的。因而，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后劲取决于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的调整需要民族地区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西部的加速发展和资源优势的发挥，全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就会遇到许多困难，有可能造成全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断层。另外，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大市场，它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没有民族地区的加速发展作依托，我国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稳定高速。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有助于全国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2.在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汉族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于汉族而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都较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汉族先进文化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帮助。

邓小平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4]（246页），“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4]（247页）。“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364页）。

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这是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西部大开发则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在西部大开发中，根据邓小平有关的民族理论，汉族在帮助少数民族的过程中，除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外，我认为还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建国以来，、邓小平和三代党的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我国民族问题，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他们一致认为，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早在建国初期《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批示》中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9]（42页）。这一指示明确地把解决民族问题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联系起来，成为党和国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52年7月10日，西南民族学院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邓小平不仅到会祝贺，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要有一批各民族自己的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是热爱祖国的、联系群众的、懂得政策的”，勉励全体学员“好好学习，将来毕业回去以后，要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5]（293页）。

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各级党委要以更大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并着重指出要在少数民族中“选拔一批能在九十年代起骨干作用的干部”，“更要注意选拔跨世纪的优秀中青年干部”[10]。

从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国初期，政务院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确立了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1951年6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又相继建立了10余所地方民族学院。近40年来，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已由建国初期的不到5万人，增长到250余万人。这支队伍已经成为包括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但是，不可否认，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振兴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应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育教育与干部交流、挂职锻炼结合起来，不仅继续选调中央、国家机关和内地、沿海的优秀干部到民族地区工作，同时还要选调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内地、沿海地区工作或挂职锻炼。通过这种途径，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市场意识和开放意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从而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2)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思维”[11]（467页）。列宁也认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同样，一个文盲众多、科学文化水平低下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发达民族的。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摆脱教育落后和经济落后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同时，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也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经济落后不可能有充足的财力、物力去发展教育，致使教育不可能较快地发展，而教育落后又使智力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科技人才也培养不出来，这样就致使经济落后的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观。要改变这种情况，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下决心优先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发展民族经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面貌，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汉族在帮助少数民族实施开发的进程中应从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上，邓小平一贯坚持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在处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时就曾指出：“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12]（167页）邓小平认为，在进行民族工作的时候，“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目，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并着重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9]（54页）。

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事实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20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济的经验，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有所借鉴，但切不可照搬照用，中央在制定民族地区的有关政策时也应该照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区别对待。

西部民族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光能、水能、风能等自然资源，但是对民族地区的开发切不可简单地视为资源的开发，因为许多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且资源的开发也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经济效益。因而实施民族地区的开发应当善于把资源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特色经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资源优势是丰富多彩的人文文化、民族文化资源，这是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的资源，是真正的“优势产业”。西部大开发的出发点应当建立在依靠当地人民，鼓励和帮助他们立足于传统文化和经济方式的延伸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民族文明的现代化和传统经济的科学技术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续编）[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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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李学明，朱文显．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研究[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6]龚学增．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7]龚学增．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人民大团结携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N]．人民日报，1992-01-1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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