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刍议
时间：2022-04-17 0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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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为了弄清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笔者最近查阅了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间的大量报刊杂志和有关文献材料，对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了全面考证。考证结果表明，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邓小平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它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它不是完全出于个别同志，而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总体上看，它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第二阶段，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全面改革逐步展开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第三阶段，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理论体系。这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由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科学理论指导，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思想大解放和拨乱反正，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适合中国的实际的，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理论界和学术界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原则，认识到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是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需要对主要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予以正确的评价。这就使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成为一种必然。
二、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
与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过程相比较，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所经历的酝酿过程更长。思想概念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这个基本思路和理论轨迹开始算起，到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2］为止，这个酝酿过程前后约有7年。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如果从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出的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4］这个基本思路和理论轨迹算起，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明确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和1998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这中间经过了近20年时间。这个过程，即使从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开始算起，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为止，前后经历的时间也达15年之久。
与邓小平理论自身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一致，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的提出过程经历了以下4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轨迹和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思路。
第二阶段，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这个阶段中，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的提出过程正式开始。接着，理论界、学术界开始探讨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命题，提出了“小平同志的思想”、“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的思想”等概念。
第三阶段，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在这期间，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对这个理论初步概括总结了十二条。之后，围绕十三大报告的提法，理论界、学术界继续进行探讨，出现了“邓小平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提法。
第四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1998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这期间，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达到高潮。“邓小平理论”概念在1992年11月首次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采用，表明这一提法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第二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也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逐渐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一阶段还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提法，如“邓小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等等。
三、党和邓小平同志对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突出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整个提出过程中，党和邓小平同志充分发挥了理论界和学术界无法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的特殊作用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一阶段，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成为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前奏。早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3］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又说：“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地区的特点才行。”［3］这个重要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第二，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比较完备的形式，使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正式开始。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第三，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四个阶段，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重要谈话，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使全党、全国人民对这个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与此相呼应，对这个理论的命名的探讨也达到了高潮。
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中主要是及时地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首先，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三阶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和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这个事实，吸收理论界、学术界的成果，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
十三大在政治报告中总结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6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报告对这些科学理论观点初步概括总结了十二条，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5］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概括为十二条基本原则。1991年7月1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70周年的讲话中说：“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姚柏林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发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新发展》一文，认为同志的这个讲话“继承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其次，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四阶段，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为灵魂的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科学概括，使之走向成熟，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一种新的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评价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6］。再次，在邓小平理论概念已经提出并为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情况下，中共十五大通过的党章适时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同志在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他说：“实践证明，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并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6］
四、理论界、学术界对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所做的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中，理论界、学术界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论界、学术界主要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发表文章，甚至还出版专著或以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等多种方式，一方面宣传、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另一方面也对这个理论的命名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使用了许多种提法。就目前笔者已查到的材料看，理论界、学术界使用的提法依次主要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小平同志的思想”、“邓小平思想”、“邓小平的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思想”、“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等等。其中，“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使用者最多、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两个概念。
最早提出“邓小平思想”这个概念的是刘志信。1988年第4期的济南《理论学刊》上发表了刘志信撰写的《再论邓小平思想》一文。作者在文章开头说：“去年6月，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现在是正式提出‘邓小平思想’这一概念的时候了》，被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第8期）刊用，发表时该杂志编辑部用的题目是《关于邓小平思想研究》。那篇文章作为个人的观点，初次论及邓小平思想，现应《理论学刊》编辑部之约，再次论及邓小平思想。”这说明，作者早在1987年6月就已提出了“邓小平思想”这一概念。在《再论邓小平思想》中，作者认为，“从历史辩证法和逻辑出发，继‘思想’之后，在中国还要不断有新的‘思想’或‘主义’出现，至于在历史进程中什么时候出现或以谁的名字来命名，那要看具体情况，”“‘邓小平思想’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全党全国范围内郑重提出‘邓小平思想’还有个时机问题，有个时间的早晚问题。”［7］
最早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命题的是闻颀。1992年11月2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闻颀的《论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一文。在笔者目前查到的大量报刊杂志中，该文可以说是最早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已被1993年第1期的《新华文摘》予以转载。作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人民性。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决策思想的人民性，即邓小平同志总是强调必须保证党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利益。”“二、判断标准的人民性，即邓小平同志总是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以及人民群众拥护与否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政策得失成败和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三、社会实践的人民性，即邓小平同志总是在实践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善于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8］此后，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人越来越多。如1993年4月16日，李君如在《文汇报》发表题为《今年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走向》的文章，钟家栋等在1993年6月4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试论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一文，伍大荣在1993年第3期的湖南《思想论坛》上发表了《邓小平理论的特征》一文，肖毅强在1993年第4期的《哲学思想研究》上发表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概述》一文，……这些文章都相继采用或接受了“邓小平理论”的提法。其中，吉彦波在1993年第4期的《长白学刊》上发表的《应确立一个新范畴：邓小平理论》一文，特别指出：“应明确这样一个新概念，即‘邓小平理论’”；陈仁铭在1996年第1期的武汉《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还公开建议统一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
经过讨论和比较，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逐渐居于主流。至于究竟用个什么概念、什么语言来概括，这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需要由中央从政治上去考虑和决策。但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为中央的最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从而正式确定下来，这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长期进行的探讨，以及所起到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十五大报告，广泛地充分地吸收了全党同志和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些提法和意见，这也说明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正像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一样，不是完全出于个别同志，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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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05，572．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1，153，163—164，313．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90—49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61，415—419．［7］刘志信．再论邓小平思想［J］．理论学刊，1988（4）：5—7．
［8］闻颀．论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J］．新华文摘，1993（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