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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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邓小平/文化理论/传统文化/批判继承

【正文】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提出的著名的“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先进文化，是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博采众家文化之长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邓小平文化理论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博采了众家文化之长，同时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它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理论体现。那么，邓小平文化理论的民族性又体现在何处呢？那就是，邓小平文化理论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邓小平文化理论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一、邓小平文化理论的逻辑体系

邓小平文化理论又称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它与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相一致的。从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逻辑结构出发，邓小平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板块：即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首要方面，就是加强思想建设。而最主要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一种目标追求，是引导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一个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前进动力，对前途充满信心，不至于因征途坎坷而畏缩不前。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P110）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教育青年一代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就当前而言，这一理想不仅指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且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首先，他肯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那种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等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貌。继之，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和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这一道德建设体系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一道德体系确立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价值导向，并体现了先进性道德要求与广泛性道德要求的有机结合。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并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最深厚的感情。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而深深地表达了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是加强道德建设的关键。邓小平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道理，所以，他多次提出，必须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提出把廉洁自律作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德”要求。多次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道德自律的重要性。他说：“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2］“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3］“共产党员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自觉性，廉洁自律，当好表率。”［4］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和种种非道德化的倾向，不仅高举反腐利剑，而且把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5］这样，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到与依法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的突出地位，这是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新发展。

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邓小平文化理论的第二大板块，而教育和科学又构成这一板块的最主要内容。鉴于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的全局性地位，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的先导性地位。邓小平一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搞教育不行。”［6］（P40）“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7］（P68）正是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教育和科学列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四大又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五大再次重申：“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确定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

邓小平不仅提出教育要优先发展，而且大力提倡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他认为，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他要求全社会都来尊重教师。在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教育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邓小平还指出，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指明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这两大板块相互作用、相互统一，构成了邓小平文化理论的生命力整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邓小平文化理论形成的主要思想材料和文化渊源

邓小平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文化发展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所以，邓小平文化理论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邓小平文化理论又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积淀丰厚的传统文化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并成为邓小平文化理论形成的民族文化渊源。

弘扬爱国主义道德，是邓小平文化理论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一内容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升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民族情感。如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不顾个人屈辱，用《离骚》等爱国诗篇，抒发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忧思；唐代诗人李白身处逆境，却心忧国家，“中夜三五叹，常为大国忧。”宋代范仲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感被传为千古佳话。历代爱国仁人志士还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是保持个人人格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力量。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7］“君子可逝世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8］孔子用“不可夺志”、“不可陷”、“不可罔”表达了一个人具有民族气节的重要性。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而英勇献身，谱写了一首首不朽诗篇。如司马迁时刻怀着“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远大抱负；文天祥“以身殉道不苟生”，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气慨。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这种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而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乃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激励中华民族发奋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加强道德建设，是邓小平文化理论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而这一内容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提倡的“德治”思想的时代升华。“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条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一部政论性文献《尚书·太甲下》中提出：“德惟治，否德乱”。孔子更是强调用道德来治理国家，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汉代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这一“德治”思想，他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10］这种德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治国大义。就连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指出：“有了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传统儒家是非常重视“官德”要求的。在他们看来，官德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和民德民风的好坏。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1］意思是说，执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孔子始终认为，要求老百姓做到的，官吏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1］“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2］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己所勿欲，勿施于人。”［13］为此，孔子提出了“仁、义”之说。孔子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主张“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8］。孔子还提倡“见利思义”［14］。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方面呢？儒家又提出了“察省”、“修己”、“修身”和“慎独”的主张。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15］孔子说，君子应“为仁由己。”［11］“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4］《礼记·大学》一文指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儒家看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九九归一的。然而，又如何才能做到“正心”、“修身”呢？儒家继而提出了“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一文指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道德准则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否则是不能称之为道德准则的。所以人们应时刻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检点自己的行为，应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坚持从“隐”、“微”处下功夫，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如此，才能“积小善而成大德”，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见，慎独这一道德概念，不仅指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而且指道德修养达到的一种境界。

儒家的“德治”思想和道德修养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它在本质上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是剥削阶级用来巩固其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已。同时，在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往往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把道德说成是“万能”的，以至于在强调“德治”的过程中滑向“人治”的深渊［16］。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思想所包含的许多积极合理因素，应是予以肯定的。邓小平文化理论中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思想，尤其是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其文化渊源应基于此。

重视教育的发展，是邓小平文化理论第二大板块中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尊师重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我国传统重教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尤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代表。首先，儒家突出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孔子认为，教育在政治统治中和一个人的个人品质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枉。”［17］这里的“学”，就是指受教育。《礼记·学记》一文也指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更是认为教育感化手段比其他行政强制手段更能治本，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18］可见，儒家早已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儒家还大力提倡尊师重教。早在《尚书》一文中，就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话语，把师与君相提并论。民间一直流传“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儒家认为，教师在教育中具有关键作用，尊师重教乃天经地义。《礼记·学记》一文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所以，《礼记·学记》主张“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就是说，国君不可用对待臣下之礼来对待教师。荀子还把对待教师的态度，看做一个民族和国家兴亡的征兆，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轻师而贱傅，轻师而贱傅则人有怏（即任性放纵），人有怏则法度坏。”［19］由于儒家的大力提倡，尊师重教不仅为统治者而且为广大百姓所接受。儒家还提出了德育优先的教育原则。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圣人”、“君子”之类的理想人才。“圣人”、“君子”应具备“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的品质。因此，教学内容应首先是“四教”（即文、行、忠、信）［20］然后才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在孔子看来，教育的重要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更要注意品行修养。儒家的重教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为了服从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这种思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高度来认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传统重教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邓小平文化理论中重视教育的思想也应是对传统文化中重教思想的时代升华。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为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邓小平文化理论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合理因素，从而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理论体现。

三、从传统文化视角研究邓小平理论文化渊源的现实意义

第一，这是为了迎合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它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收益与风险同在，这是全球化的明显特点。任何一个国家决不可能因为挑战和风险的存在，便消极回避并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孤立自己是没有出路的，明智的选择便是采取积极措施主动迎合全球化的到来，并融入全球化的洪流之中。那么，何为“积极措施”和“主动迎合”呢？那就是决不抛弃自己的民族特色，或忽视本国国情一味地去简单趋同，而应该采取“和而不同”的方针，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情况下，去主动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和发展。“和而不同”是孔子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而不是盲从附和。“和而不同”主张国内各民族文化之间或各学派之间相互融合，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和吸收；“和而不同”也主张大胆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博采众家文化之长。“和而不同”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21］（P96）。同志就主张中国文化应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但他同时指出，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而应像对待食物一样，经过“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经过消化，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2］（P707～708）。这是“和而不同”方针的具体体现。吸收外来文化是如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是如此。中国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是带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积淀了极其丰厚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正是中国文化民族特性的集中体现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文化渊源，而且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主动迎合全球化，是我们义无反顾的必然选择，而邓小平理论又是指导我们主动迎合全球化的一面旗帜。因此，从传统文化视角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化渊源，是为了能在全球化洪流中求同存异、保持民族特色，求得发展的需要。

第二，这是为了尊重历史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的今天是由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而且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珍惜今天，创造美好的明天。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2］（P707～708）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常常为此而感到自豪。为什么自豪？因为悠久的历史形成了灿若星河的传统文化。如提倡富民惠民、重农节用等传统经济文化，主张民为邦本、尚贤用能等传统政治文化，提倡见利思义、以德而治等传统道德文化，主张唯实、崇尚和合等传统哲学文化，以及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中华人文精神，自强不息、勇于革新的进取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反抗外强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星光灿烂。因此，我们理当骄傲，我们也理当继承和发扬。当然，传统文化也是精华和糟粕混杂于一起的，其中有许多闪光之点，也不乏一些封建毒素。对此，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2］（P707—708）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把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区分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研究之方法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那种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盲目搬用，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倾向；二是反对那种对传统文化一概抛弃，“无情打碎”，一切推倒重来的倾向［23］。

第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由社会的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之中。所以，每个民族的发展，都面临一个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如此，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丰厚，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特色，这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以民族传统为前提。如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劳俭朴的优秀品质、崇尚礼仪的良好风尚、崇尚人伦和谐的道德传统、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以及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意识，如此等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是我们当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大力弘扬，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体现了民族特色，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如今其他文明已不同程度地衰落下去，而中华文明则在延绵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历史之后，至今仍在发扬光大，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当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又是为了更好地把这种奇迹延续下去。作者从传统文化视角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化渊源，其立意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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