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心态艺术市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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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京都汴梁的市集繁荣景象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市井的繁荣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达状况，也反映了北宋政权的清明之治，以及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势必带来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如文学上有宋词的辉煌，绘画上有文人画的开端及山水画的典范，瓷器生产上有驰名中外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书法上则形成了尚意书风……由此发展下去，皇室重文抑武、嗜古成风，导致上行下效，于是精鉴藏、好雅玩的文人士大夫成为两宋艺术市场的主导力量。那么，文人的心态又对两宋艺术市场起着怎样的作用呢？本文欲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解析。

一、文人入仕的积极心态无形中助长了两宋皇室的嗜古之风

1.上行下效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王朝，似乎赵氏王族就是为文化艺术而生的。宋太宗即位后，开始诏全国各州、郡、县搜访前贤古哲书画墨迹，命待诏黄居、高文进广收民间书画作品。端拱元年（988），于崇文院置秘阁以收藏古今书画名迹，其后历代帝王皆好鉴藏。自咸平年间（998—1003）始，古物鉴藏的风气宛如“日出江花红胜火”般。如《考古图》卷二《仲信父释》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关西好令黄郛获西周仲信父，曾赴汴京“诣阙以献”，真宗皇帝为探求究竟，故“诏句中正杜镐详其文”。《金石录》卷十一《铭》引《真宗实录》载：咸平三年（1000）乾州守令献“古铜鼎，状方而又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宋真宗仍“诏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镐验其款式，以为史信父”。《考古图》卷三《太公缶释》载：咸平三年（1000），“同州民汤善德，获（太公缶）于河滨以献”。到了景佑年间（1034—1037）因“正乐”复古所需，一改开国初轻视古物艺术品的观念，不但变“大毁”为“不毁”，而且极力推崇人文、论道考札，大量庋藏古物。且风气日盛，乃至鉴藏之习席卷全国。如《续考古图》卷二载：崇宁元年（1102）秦州甘谷新边民耕得之“熊足盘”者，献于定西高庙。再从宋徽宗命内臣撰写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中我们也可窥见，至徽宗、钦宗朝，嗜古之风更是达到了巅峰。即便到了南宋，政权已偏隅一方，但皇帝的嗜古之风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食货志》载：绍兴六年（1136）“南宋政府敛民间铜器”，绍兴十三年（1143）又“至为发冢墓”，绍兴二十八年（1158）“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二百余万金”。由此可见，两宋历代皇帝，除开国太祖赵匡胤忙于军事而无暇顾及艺术品的鉴藏外，其余历朝帝王皆成为促使两宋艺术市场得以持续繁荣的领头羊。另外，我们从《宋史》中又可以了解到宋朝的“文治”，使得“文”与“官”结合得最为紧密。科举制度为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机会，即只要通过科举考试皆可进入仕途，这无疑为文人学子入朝为官铺设了一条大道，从而大大调动了文人积极进取的心态。由于皇帝老爷对艺术精品的爱好几近痴迷，有鉴藏特长的文人士大夫皆可以博得皇帝老爷的厚爱和欢心，有的甚至可以直接按才艺高低被授予翰林图画院待诏、祗候、艺学、供奉等官秩。十年寒窗，一朝科举入仕，可谓来之不易。故无论将相、百官、文人士大夫，都会在鉴藏方面下功夫以投皇帝所好，迎奉献宝之类也理所当然了。

2.独木难以成林

《东观余论•秦昭和钟铭说》：“宋仁宗庆历中（1041—1048），叶清臣守长安，得秦公钟上之。”《续考古图》卷二：宋徽宗“崇宁初（1102年始）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寻上之”。《续考古图》卷四：“崇宁三年（1104）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各地州郡县衙常留心发掘古物，一旦发现即向皇上进献。由一斑可窥全豹，此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满朝文武百官从各种渠道收集古物并争先恐后进献皇上，以期得宠。宋徽宗敕撰的《宣和画谱•叙》中记载：“……乃集中秘所藏，晋魏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随其世次而品第之。”所有藏品按品第高低分门别类进行存放，可见徽宗宣和年间御府藏品之多、规格之高了。假如仅凭皇帝一人热衷于此，恐不致使其置大宋江山社稷于不顾，一味嗜古成瘾，也不致使鉴藏之癖风靡全国。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宋徽宗不仅痴迷于鉴藏，而且亲自动手作画。这位皇帝知道御府的藏品优劣并存，所以引领文臣大儒鉴识题跋于名迹之上以辨真伪。这些题跋主要有欧阳修《六一题跋》、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海岳题跋》、陆游《放翁题跋》、董《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刘克庄《后村题跋》、魏了翁《鹤山题跋》等，这也形成了两宋以来的特殊鉴藏题跋文化。不可否认，这其中文人士大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人士大夫积极进取的心态直接导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即他们在报国思民的公务中、学术研究中无形中助长了两宋嗜古之风的盛行。虽然这一切对“积弱积贫”的两宋政权未能励精图治、诉诸武力、保家卫国来说是悲哀的，但对于艺术市场的繁荣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文人谪居的消极心态导致其精力转向文艺创作及对艺术品的鉴藏

两宋文人消极、迷茫的心态主要是受谪居的影响。谪居是宋朝的特殊现象，是宋时文治之下对文人的一种宽松制度所致。这与魏晋时期文人朝不保夕，随时皆有杀身之祸的政治气候完全不同。在宋朝，虽朋党之争祸及朝廷大臣和黎民百姓，但大臣们劝谏朝政或向皇上进言时，即使有过之也未见被立刻斩杀的，通常只是遭到贬谪流放。流放到哪一天皇帝想起了又会被重新起用。可以说这是两宋政府对文人士大夫的独爱。我们所熟知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陆放翁等宋代名臣、重臣都曾有过“科举入仕为官—遭贬谪—重新起用—再贬谪”的经历。因为谪居并不代表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他们依然有被皇帝再次垂青的机会。然而文人士大夫谪居久了必然产生消极、迷茫的心态，清苦、烦闷、无聊的生活使他们的精力开始转向文艺创作及对艺术品的鉴藏。如欧阳修被贬滁州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谪居的苦闷成为难言之隐，故自号“醉翁”。他寄情山水，其“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正是其消极、迷茫心态的写照。“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这是苏轼《径山道中次韵周长官兼赠苏寺丞》中的诗句。诗句显露东坡失望消沉的心境。“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是想效仿陶渊明那样“守拙归田园”。苏东坡在贬谪黄州时，情感低迷、内心苦闷至极点。然而，人生只在“得、失”二字，此处失彼处必得也。“苏东坡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这是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描述，可知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其精力暂时全面转向文学艺术。苏轼谪居黄州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留下了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千古绝唱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名《酹江月》或《大江东去》）及文《记承天寺夜游》，在书法上创作出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东坡谪居黄州时，除了创作丰收之外，还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古董、碑帖、书画的鉴藏中，这从他这一时期留存的《书所获镜铭》《跋邓慎思石刻》《题伯父谢启后》《跋张希甫墓志后》《跋草书后》《跋先君与孙叔静帖》《跋李康年篆心经后》《书唐氏六家书后》等题跋来看，则可以一目了然了。同样黄庭坚谪居黔州时也留下了大量诗书画的题跋，如《书乐天忠州诗遗王圣徒》《书右军文赋后》《跋所书戏答陈元舆诗》《书自草秋浦歌后》《题东坡像》《书阴真君诗后》《书博弈论后》《书临写兰亭后》等。岳珂《史》卷第十一《蚁蝶图》云：“党祸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图遗之者，绘双蝶舞，于蛛丝而坠，蚁憧憧其间，题六言于上曰：‘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策勋归去南柯。’崇宁间，又迁于宜，图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从这一文献记载来看，黄庭坚在其谪居于黔时，虽以此图作喻来讽刺新党旧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谪居时情绪低落，作诗题跋成为一种常态。从“图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又可知文人的墨宝是当时“艺术市场”的抢手货。这些记载无疑佐证了文人士大夫谪居时远离政治而向艺术创作及鉴藏方面投入精力。

三、文人优雅精致的审美情趣成为艺术品鉴藏的风向标

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的纷乱，实现了中国大部的统一。虽然两宋的西、北疆不停地受到黄河流域以北的辽、金、夏三个民族政权的侵扰，甚至因金人的入侵导致南宋、北宋政权的更迭，但总体上社会还是比较安定，人民也过着清静悠闲的生活。这时期，生产得到发展，手工业制作兴盛，商品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有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文人者，优雅之士也。他们崇尚闲散平淡的生活，有优雅精致的审美情趣。随着科举制度的进展，更多的文人进入士大夫统治阶层，文人的审美观念也就引领了社会的审美时尚。这种优雅精致的审美情趣表达，从宋代文人唱吟之中可随手拈来。如程颢《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常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苏轼《行香子》：“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从文人画的开创及写意书风的形成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心态在社会审美意识中的主导作用。从现存的大量文人题跋及文化艺术作品中，我们又可领略到文人优雅精致的审美心态对官窑瓷器、山水画等艺术品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经文人鉴藏题跋过的作品及他们亲手创作的作品一旦进入艺术市场，则成为藏家疯狂追踪的宝贝。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就是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运到塞外……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云：“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风俗杂志》记载：“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乌青纸厚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曰：“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云：‘新酿佳甚，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宣和中，余在京相蓝，见南州一士人携此帖来，粗厚楮纸，行书，涂抹一二字，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也。’”米芾《画史》（唐画五代国朝附）曰：“范大字君锡，富郑公婿，同行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得雪图，破碎甚古，如世所谓王维者。……余相国寺中，八金得，纸桃两枝，绿叶虫透背，二叶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纸素，徐熙真笔也。”从以上文献资料可见，文人士大夫一族经常出没于当时的艺术品古玩市场—相国寺，进行鉴藏活动。他们博学多识，追求优雅精致，故他们的审美情趣必然会引领时代审美潮流而成为两宋艺术品鉴藏的风向标。四、文人是两宋艺术市场的主导力量两宋历代皇帝倡引下的嗜古之风愈演愈烈，促使文人士大夫一族中的社会上层人物成为鉴藏群体的核心，并迅速勃兴壮大起来。在文人士大夫这一鉴藏群体中，最著名的当属身份显赫的驸马王诜了。他既是著名的画家，也是收藏鉴赏的好手。米芾《画史》就有王诜收藏书画的记载：“姑苏衣冠万家，……往往使老妇驵携书画出售，……长安一大姓村居家……其人屡与王诜寻购得书。”王诜与当时书画鉴藏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欧阳修等来往甚密，而且特别喜欢收购苏轼的书法。《苏东坡传》讲了这样一件事：“……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得两纸。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从我们熟知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文人的书画题跋来看，他们个个是鉴藏的行家里手。当然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更多的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也都精于鉴藏，且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渠道收购古董与书画名迹。这可以从下列文献中窥见一斑。《石林避暑丛话》卷三记载：“宣和间（1119—1125）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计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避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凡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其十余器。”据《铁围山丛谈》载：“政和间（1111—1117），尚方所贮至六千数百器……数至万余。”《清波杂志》：“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集古录•跋尾》卷一：“嘉佑中，刘敞为永兴守，长安为秦汉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得传于人间。刘氏喜藏古器，由此所获颇多。”《续考古图》：“荣氏所收古器最盛，凡百余种……取二十六种续编于此。”《游宦纪闻》又言：“庆元间（1195—1200），单路分炜字丙文……居黔阳，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于鉴别。”由此可知，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都喜好鉴藏古物。他们精于鉴别，善于发现，收藏范围之广、品类之多可谓罕见。他们刻意留心艺术市场的动向，及时收购优雅精美艺术品，或进行文人间的交流鉴藏把玩，或及时进献上司，或直接进贡于皇上。他们无疑成为促进这个时代艺术市场繁荣的主导力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两宋文人士大夫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朋党之争的祸乱中所形成的文人心态及主流审美情趣，引领时代风尚，助长了皇室倡引的嗜古之风，成为两宋艺术市场的主导力量和风向标，对两宋艺术市场的持续繁荣有着巨大的作用。

作者:朱国平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