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精美图像下的历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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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族枕顶绣的黑色边围

满族枕顶绣独特的黑色边围是与其他东北民族枕顶绣品相区别的最明显标志。纵观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服饰、佩饰、祭祀神服及日常手工艺品，都可见黑色边围的踪迹。这些黑色边围多是缝在衣领、袖口、衣襟这类易磨损处，可增强耐用性。同时也可作为装饰，结构上增强了艺术品本身的空间感，且北方民族尚白之风一直延续，黑边白底的颜色反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黑色边围的存在，除了视觉需要，更多的是文化习俗的显现，这些习俗来源于东北游牧民族的传统信仰与狩猎文化。

1.萨满信仰中的宇宙空间。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人们从广袤的大自然获得生活所需的所有物资，信仰以自然万物为崇拜对象的自然宗教—萨满教。在萨满信仰中，宇宙被分为三界九天，各有空间，均有界线。萨满是连接人与神的使者，萨满施法时着神服，神服上的装饰与用色彰显着萨满信仰的全风貌。神服将黑色边围缝在白色布底上，并用动物形象在黑色边围上做修饰，这些动物图案是可以穿越三界的守护神，由此推断，边围代表着界线，限制萨满信仰中的宇宙空间。

2.狩猎习俗中的生存空间。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靠捕获猎物以维持生存。初期，狩猎工具粗陋，原始人依靠集中人力合围猎物较多的地带，渐渐缩小合围圈以获得猎物。随着人们生存意识与工具的进步与演变，原始部族人民试图将捕获的野生物种进行驯化圈养，以保证食物供给。所以，狩猎民族的先民将合围圈视作生存与生活的空间。渐渐的，在他们的信仰、文化、艺术品中体现出这种意识。

3.对于黑色的崇拜由来已久。东北地区黑色的土地给予了东北人民生存所需的所有物品，如同母亲般给养生活在这里的人，黑色意识在东北各民族中普遍存在而又强烈。从信仰上来说，黑色在萨满教中是神圣的，“它指代了两种意义，神灵下凡与神灵保佑”。乌鸦救祖的传说广为流传，清朝皇宫内喂食乌鸦，视乌鸦为神鸟。乌鸦羽毛的颜色—黑色，被认为是吉祥的颜色，它可庇佑族人免于灾祸。

从绣品图像中得到的满汉文化融合共存的信息

1.结构构图。民间艺术体现人类原始、本能的感受，表现人类最直接的审美经验与审美需要。东北地区满族枕顶绣除了由本民族信仰与审美产生的构图形式外，还吸收了汉族的构图方式，图像丰富，富于变化。萨满信仰的构图形式。“巫”形与“ⅡⅡ”形结构的绣品，给人以稳定牢固的感受，画面整体性得到强化，平衡性强。它们由“工”形结构演化而来，而“工”形结构是由天与地的上下两维空间演变而出，这表明了信仰萨满教盖天说的“上通多层天，下为多层地狱”的观念，体现了神灵信仰的庄严肃穆，同时也增加了艺术品的秩序感与神秘感。另一种代表性的构图是格律图案。材料与针法的限制呈几何形，同一图案有序重复、排列、连接，以抽象纹样居多，变化无穷，但多遵循垂直的上下结构。“符号是萨满艺术的语言”，信奉萨满的族人用符号来象征神的旨意与行径，族人根据萨满在祭祀过程中舞蹈动作、身形等的线形，勾画出不同形态的符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汉族起源传说的构图形式。与垂直的上下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浑然成圆的结构，两条鱼头尾相呼应的整幅绣品画面呈循环式，题材为传统吉祥样式“鱼戏莲”。这种构图方式形如八卦图像，《易经》有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无穷。这种由八卦图像衍生而来的图案形式，民间称为“喜相逢”。在浑天说基础上形成的空间观念必然与萨满信仰的观念相区别，在枕顶绣品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结构形式风貌，但它们都是东北民间枕顶绣的常用构图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多种文化的共同存在。

2.底色选用。汉族的传统用色在枕顶绣品中均有所见，但满族枕顶绣底色的选用受八旗文化影响，以八旗色彩为主，所以无论是选用哪个民族的传统颜色进行绣制，都是在满族的基础上“做文章”。满族枕顶绣最常用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底色是白色，白色是东北狩猎民族对太阳光与水颜色的直观认识，被认作是最圣洁与高贵的颜色；同时，由于东北地区多雪的气候环境，白色也被狩猎民族用作打猎时的伪装色，在一些东北狩猎民族的服饰中，白色尤为常见。

3.刺绣工艺。东北满族枕顶绣运用多种刺绣针法，其中既有汉族常用针法，如平针绣、锁绣等，也有满族传统的刺绣工艺。补贴绣是满族等狩猎民族刺绣传统工艺。用各色布料或皮革剪成花样，贴在底布上，再绣制而成。

4.题材内容。清朝崇尚吉祥，民间对于汉族的传统吉祥文化更是全盘接受。汉族悠久的吉祥文化寓意涵盖广泛，造型素材与方法多样，满族人的祈福心理在汉族吉祥图像的造型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萨满教在大清建立之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枕顶绣图案更多的是以汉族传统文化作为载体，萨满原有的信仰符号也日渐被汉文化赋予新的释义。但是，如同萨满没有在民间绝迹一样，东北地区的满族枕顶绣上，仍可寻觅到萨满信仰的踪迹。萨满与儒释道信仰共存。汉族民间信仰通常为儒、释、道包容并蓄，枕顶绣中也不乏以佛、道为题材的绣品。萨满教是满族人的原始信仰、传统宗教。清朝入关后，“旗人受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冲击，不仅是自身价值观与道德取向的改变，宗教信仰也逐渐被佛、道所取代”，萨满教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佛、道虽然随着旗人的观念改变成为主流的宗教信仰，但从图像中看出，佛、道仍存在于由萨满教所构筑的世界空间内，这种百姓无意识地将不同信仰置于同一绣品上的行为，可以看出，萨满教在旗人社会历史上的原有地位，以及从审美角度出发，民族原有选择的优越性。而“民间百姓对于佛、道的态度更多的是带有功利色彩”，祈求二者能带来日常生活中所期盼的福、禄、寿、喜等。汉字的出现。汉字作为汉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它在满族枕顶绣上的出现，是民间满汉文化共存的最有力的证明，汉字独有的间架结构与书写艺术为满族人民提供既具有装饰美、又具形式美的造型元素。在满族枕顶绣图案造型中，人们会选择与吉祥语句相关联或固定的图案，根据汉字的笔画或结构，将汉字与图案结合，二者相辅相成，趣味盎然。

民间无意识与上层统治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1.汉族文化的坚实根基。汉字的象音象形、诗词的押韵隽永，使满族百姓有了新的抒发个人情怀的途径，也让满族枕顶绣从民间“炕头”用品上升为俗中求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而这种优势文化的选择不只在于汉字诗词，还有民间传说与戏剧戏曲。东北独特的自然地域条件，造就了东北人民的豪爽与好游乐的性格。东北人爱看戏，喜欢用艺术的形式表达生活情趣，如东北二人转、民歌、关东皮影等。汉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与传统剧目种类众多、题材丰富、体系完整，为刺绣作品提供了诸多素材。且汉族民间传统吉祥图像涵盖植物、动物、器物、人物等，传达的吉祥观念从祈求生活平安富贵到渴望仕途平坦，从期盼子孙繁盛到祝福婚姻、家庭美满幸福，可谓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在图案上也颇多可借鉴。

2.满族图像形式、用色的视觉优势。枕顶的大小一般约为15厘米见方的方形，枕顶的固有尺寸限制了刺绣图案的设计空间，而满族人民凭借原始的对于空间的意识及审美情感，在这精小的空间内创造出了无限的表达空间，这种民族审美意识创造出的独特效果，在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枕顶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枕顶绣中所绣的人物故事不单单是表现人物、场景的单纯造型，通常是展现一定的故事情节，满族枕顶绣特有黑框结构形式给定了故事发生的空间，在颜色寓意上，黑色本就含有土地之意，而白色则象征上天，二者结合，使得这个限定空间上有天、下有地，增加故事情节的真实感。从颜色对比角度来说，黑白的强烈对比，使处于其中的图案更加突出，强调主题，夺人眼球。

3.优势相辅相成。杜甫《小至》这首诗描述的是冬至后的时令变化，表现孕育春天的冬日景象。单纯直线构成的边框中绣满花卉，正是春意含蓄之意，且边框中间的花卉为牵牛花，象征平安富贵，也做到了枕顶绣有图必吉祥。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一句，意为冬至过后白日渐长，刺绣的女工因白昼变长而可多绣几根五彩线。满族妇女将自身情景与形象融入到自己构建的满福多喜、悠闲自在的世界中，这种百姓对于生活的小乐趣流露因文字与图像的结合更好地体现在绣品中。满族妇女用自己优秀的刺绣技术，对人物故事中的人物造型、故事情境及空间结构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在全盘接受汉文化的背景下，民间百姓乐于用一种含蓄高雅的方式来寄托内心的期望。满族人民以单纯、无意识的优势选择，将满族形式结构与汉族题材图案完美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4.满汉文化的共通性。满汉人民都具有生命崇拜的思想。在原始部族中，向来都存在生殖崇拜现象，认为种族的延续来源于活跃的生命力与生殖力。满族造型艺术中，将鱼、瓜、蝶、荷等作为具象的生殖符号，模拟男女生殖器外观的抽象符号更是丰富多样。而在汉族文化中，瓜瓞绵绵寓意子孙繁衍不绝，汉字的谐音与本族原有的图像相结合，将原本的图形象征融入了文化内涵，表达含蓄委婉。《礼记•昏义》有言：“合卺而”，扣碗造型源于“卺”字，表达新婚男女交合，象征婚姻美满，汉族民间传统图案扣碗造型为满族祈福心愿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民间的无意识行为促成了两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而上层统治意识则保证并加速了这种融合与并存。

5.对他族文化的包容。满族先祖对待别族优秀文化传统向来采取吸纳包容的态度，在别族已有的基础上，与本族文化相融合，取之长处，加以利用。大清国建国之后，统治者采取“清沿明风”、“崇儒重道”的政策，这使得汉族民间习俗、文化传统得以保存流传。在满族民间枕顶绣上，也可以看出满族上层社会将优秀文化传统为己所用的行为与博大包容的态度，而汉族文化正是刚刚建立政权，需大力维护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者所需要的。在一幅满族枕顶绣中，以“孝”字为主题，采用满族独特的黑边围结构，青色为底，可见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在对待汉人的政策上，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征战时，采取将俘虏的汉人编入八旗为奴，与满人共同生活的政策，这种政策为满人与汉人的交流、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入关之后提倡的任用汉臣，以及渐渐被允许的满汉通婚都为满汉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6.对本族文化的维护。虽然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朝文化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但是，统治者还是在刻意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追溯汉八旗的由来，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融汉入满的意图。公元1633年，辽东总兵部下孔有德与耿仲明归顺皇太极，皇太极在现在沈阳浑河地区亲自迎接，并施满族抱腰礼，可见皇太极对待明朝汉臣的礼遇程度。但是，皇太极命其部下打着有别于满八旗的黑边白底旗帜，用与满族八旗制度相同的方式让汉军直接受命于自己，这就是汉八旗的第一次出现。第一面汉八旗使用包含满族原始萨满信仰与狩猎文化的黑边白底，清军由满、蒙、汉三军组成，之后的改革，三军统一使用满八旗，汉八旗的子弟编入满八旗，也称汉族旗人。所以，清朝统治者仍然是在以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来探寻满汉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性。

7.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性。无论是无意识的行为还是有意识的政策，民族文化的融合存在必然性。皇太极为缓和尖锐的满汉冲突，将把汉人编入八旗为奴的政策，改为占领区域的汉人别院而居。但是以民族划分生活区域的政策并没有阻隔满人与汉人的交流。从14世纪末，女真人的南移，到16世纪满洲民族形成，再到大清朝建立，民族的迁移、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本民族的生存意识与生活观念。从广袤山林迁移至平原，狩猎文化转向了农耕文明，从着兽皮转向穿布与丝绸，人们以新的生活方式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原始的民族文化遇到丰富灿烂的社会文明时，必然会遭遇优胜劣汰。结语东北满族枕顶绣因其结构形式以及用色选择上积聚着浓厚的萨满信仰气息，固定的模式使刺绣品本身必然存在着满族原始宗教信仰。汉族文化渐渐渗透满族统治阶层与民间，在枕顶绣中主要体现在图案题材内容上，这就出现原有的满族造型形式与汉族文化题材内容的并存，成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鉴证。

图像学的代表人物潘诺夫斯基定义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于它蕴含的文化意义。我们在东北满族枕顶绣中所看到的正是那一特定时期与地域特有的审美观念与精神价值。“民俗的变异是在一定条件下，同一空间的群体在新的同一意愿下，并且在思想行为规范取得共识后而约定俗成的”，民间刺绣亦是如此。纵观历史，金入主中原后，服饰日益汉化，虽然清朝统治者颁出“留发不留头”这样强制汉人形象满族化的命令，但从民间刺绣中看出，满族文化仍不断与他族文化融合。民族文化的变异与地理环境的改变、民族选择、优质文化的保留等密切相关。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经历了从求生存到思考人生伦理道德的思想演变过程，满汉文化也从最初的针锋相对过渡到了融合一统，而这种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则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优势文化得以保留，同时也使各民族失去其最原始、独特与宝贵的历史痕迹。这些历史与文化信息，我们均可以在东北满族枕顶绣的图像中窥见端倪。东北满族枕顶绣不仅是优秀的民间艺术品，也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珍贵的图像资料。

作者：李皖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