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学幽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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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成要素

杰罗姆与林语堂二者之间的幽默作品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构建而成的。杰罗姆的作品多以社会上的小人物以及小趣闻累叠在一起，成为作品中一个个的小高潮。例如讽刺包装工人、医学院学生等。这些人物或者事件彼此间没有任何关联，只是不分先后的拼凑在一起成为随笔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林语堂的作品则是由完全不同的群体作为基本构成了论调清晰明确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多为讽刺黑暗官场、社会风气等，讽刺的对象多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以及整体的风气。林语堂很聪明的将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引入文中，即增添了吸引力，又将其作为更加有力的证据。这里不仅仅是在讽刺个别的达官政要，而是在讽刺这一类所谓的统治阶层的通病，这些统统都是糜烂生活所导致的“富贵病”，官员政要若是将自己的心力全部用于操劳国家大事上，断不至于害得这一身的“政治病”。

(二)致思方式

杰罗姆的作品从致思方式方面来讲，尤其注重透过笔触和描述来进行表达。杰罗姆通常都是用简单的手法将人或事摹仿出来，力求用人或事的真实表现自己来说明道理或进行讽刺，而他自己很少站出来进行说明。而林语堂的致思方式是极为不同的，林语堂的幽默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强烈的社会政治使命感。他的作品在幽默的同时还担负着政治教化的作用，所有的论调和描述讽刺的对象都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都服从于林语堂本身的社会政治原则。我们来看这段文字的描述:在中国，虽然一个人可以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甚至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无价国宝遭到有关的官员偷窃，事情败露后，罪犯也没有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对政治腐败有一种“需要”，于是从逻辑上就必然会产生一种“仁政”理论。孔子要我们接受仁人之治，我们也确实把他们当作仁人君子，他们可以不做预算，不报告支出情况，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许可，犯罪之后不需要进监狱。林语堂的讽刺中，很少有对于被讽刺对象本身的描述。在这里没有具体去临摹官员盗窃国家资财的具体犯罪过程，而是简单的将这一事件铺陈出来，紧接着的就是对于这一事件所影射出的社会问题的批判的讽刺。

(三)逻辑连贯

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他认为“幽默”应该对人生乃至国家社会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所以林语堂的“幽默”体系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对于幽默的每一层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都是这一逻辑系统里的一个环节。从对待生活的态度，到对人生观的感悟，再到对国家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入参透和拷问，这些环节彼此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林语堂的幽默逻辑体系。但杰罗姆的作品中逻辑性并不强。《三人同舟》以及《懒人懒思录》都属于随笔性质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主次重点，而是信手捏来的素材和突然迸发的灵感和思考。由此可以看出杰罗姆的“幽默”具有零散性和随机性的特点。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独立存在，彼此间毫无关联，没有内在的连贯性。

(四)文化功用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看，林语堂有关“幽默”的论述显得更为大气和广博。林语堂曾在自传中提出过有关“幽默”的观点，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环境中，假道学充斥着学术环境，人们毫无幽默可言。而幽默本身并不应该只是一些低级的笑谈，而是应存心“悲天悯人”，这样才足以与虚伪的假道学相抗衡。而又正如辜鸿铭所说:“英国人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来说深沉、纯朴、却不博大。”英国的民族精神本身就是先强调个体，注重精神上的自由。杰罗姆作为英国幽默文学的领军人物非常符合辜鸿铭在这里所总结的论调。杰罗姆关注的，更多的是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一瞬间的感悟。状似发牢骚般的随意自得只不过是纯粹的把他想表现的东西拿出来给人看而已。他并不关注这些文字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所以，杰罗姆的作品具有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不关注“幽默”艺术的文化功用。

总体而言，J•K•杰罗姆与林语堂的“幽默”艺术风格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杰罗姆的英国式冷幽默风格侧重于对于人或事物的讽刺和抨击，而林语堂的中国式幽默则侧重于对于心灵和人性的思考和重新定位。众多不同的因素导致了二者艺术风格的不同，但无论是相同还是不用，他们的作品都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幽默艺术成就，无论怎样的比较都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幽默。他们在幽默艺术创作中都给人带来了身心的愉悦和净化，其影响深远。

本文作者：王祖光工作单位：广州边防指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