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主义艺术象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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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构成主义艺术，人们通常会首先联想到俄罗斯艺术家塔特林，联想到他那件气势恢弘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毫无疑问，这件被称为“塔特林之塔”的模型是“举世无双的作品”，因此而成为“构成主义艺术的象征”。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一贯强调独立的艺术也被卷入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生性敏感的艺术家们在世纪之交便感受到了社会动荡。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野兽主义、原始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一股股前卫艺术思潮应运而生。尽管俄罗斯在这些艺术运动中略显滞后，但他们很快把这些艺术风格转化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艺术语言，另辟蹊径，走上了另一条前卫艺术的探索之路，并最终导致了构成主义的诞生。

构成主义深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未来主义对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化持否定态度，他们“透过马达的轰鸣声听到金属、石头和木头的呼吸”，在科技发展中听到了未来的召唤。因此，未来主义者宣扬艺术成为“机器的艺术”，试图从机器的形式中找到其构成之间的逻辑联系，建立起新的美学。画家们从冰冷坚硬的钢铁中获得灵感，认为“一块木头或者铁片产生的热远比女人的微笑和眼泪更令我们激动”。构成主义吸收了未来主义的理念，同样认为艺术应该从静态美的表现转为对机器的讴歌。然而，构成主义和未来主义却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后者洋溢着摧毁一切的激情，那么前者的本质是建设性的，认为艺术应该对社会产生影响，应该“进入生活”。构成主义还受到立体主义绘画的启发，只是走向了立体主义的反面。立体主义艺术将物体肢解，是分裂的艺术；而构成主义艺术则相反，是综合性的艺术。立体主义是物体的抽象和概括，远离事物和实用主义；而构成主义却是物体本身，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可以说，前者是对社会瓦解的感受及其体现，后者则渴望在瓦解的废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墟上建造起一座壮美的新世界。

如塔特林所言：塔特林的舞台设计塔特林的舞台设计作为同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齐名的俄罗斯前卫艺术家，塔特林走过了一条奇特的艺术道路。他从未受过系统正规的艺术教育，曾因“成绩不好，行为不良”被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校开除。但在朋友们的眼里，塔特林却是一位艺术天才：擅长音乐，倾心表演艺术，喜爱弹奏乌克兰民间乐器班杜拉。对于绘画，塔特林对20世纪初的立体主义情有独钟。据说，他曾提出“每月支付20卢布”，让从巴黎回国的画家波波娃“教他立体主义”。更为离奇的是，“1913年，他自告奋勇当一名盲人民间乐师，在柏林的‘俄国展览’上弹唱班杜拉，用赚来的钱专程前往巴黎拜访毕加索，看到了毕加索的剪贴画。”似乎艺术使命必然降落到天才头上。正是从巴黎回来后，塔特林彻底断绝了同架上画的关系，开始了他所谓“绘画浮雕”的艺术实验，“在真实空间用真实材料”创作。1914年，塔特林在自己的工作室举办了“第一次绘画浮雕展”，其中不少作品于次年在未来主义最后一次画展“0.10”上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马列维奇著名的“黑方块”。塔特林的“绘画浮雕”采用铁皮、玻璃、木头、纸板等工业材料，经过简单加工后把它们拼贴在一个画框内。这种把现实材料和现实空间运用到绘画和雕塑中的创作样式，在俄罗斯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整个俄国前卫艺术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俄罗斯文化界为此欢欣鼓舞。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篇随笔中感叹，终于“首次不是从法国，而是从俄国冒出一个新的艺术词汇——构成主义……”构成主义在俄罗斯产生绝非偶然。20世纪的最初20年，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可避免地对国际美苑ˉ109ˉArtPanrama“艺术应该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旗手、先锋队和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应该是有用的艺术、构成的艺术。”这种关注材料着重于建设的实用主义艺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十分契合当时的发展趋势。别尔嘉耶夫在《艺术的危机》（1917）中对此做了准确描述：“艺术急于超越自身的范围。一种艺术类型和另一种艺术类型之间、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所有界限均被打破。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创作和存在的关系等问题从未像现在这么尖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切地从艺术作品的创作转到生活本身的创造，新生活的创造。”构成主义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时代所面临的任务是“为高级的创作生活保留人的形象、人们的形象和人类的形象”。为此，需要“借助深入的方法，向另一个维度扩展，即深度，而非平面；借助知识，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生活的知识，存在的知识”。

艺术参与建设的热情一经点燃，随即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十月革命后，塔特林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文化的建设中。他提出“艺术进入生活”、“艺术进入技术”的口号，希望艺术积极参与构建新生活的过程。他开办前卫艺术教学班，在人民教育委员会、艺术文化研究所、高等艺术学院等机构担任职务，同时从事构成主义艺术创作。在继续创作浅浮雕的基础上，他还在服装设计、工艺设计、书籍装帧、舞台设计上大显身手。《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1919—1920)是塔特林构成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模型综合了雕塑、建筑和技术，是建筑和雕塑史上的重大革命。塔特林在“我们目前的工作”一文中就模型的创作理念做了如下说明：“物质的运动和张力、艺术与实用的结合、现代科技的运用，这就是《第三国际纪念碑》的严肃课题，是构成主义新观念的实际体现。”根据塔特林的设计，纪念碑塔高400米（比巴黎埃菲尔铁塔还高100米）。塔身分为三层玻璃结构，由立方体、角锥体和圆柱体组成，各自环绕自身的轴心以不同速度昼夜不停地旋转。整座塔呈螺旋形，向上升腾，象征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塔特林试图以此建立艺术和国家之间新型的关系，让艺术成为国家的宣传工具。因此，设计中的“塔”俨然是一座功能齐全的新闻媒体基地：内设广播台、会议厅、大会堂、演播厅、电报中心、剧院、电影院、画廊等场所。

基地四季恒温，在不知道“冰箱”为何物、广播事业也尚未在俄国起步的时代，这种技术复杂的设计显然十分超前，足以证明塔特林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设计，体现出艺术家对建立共产国际巨型大厦的梦想。塔特林的构成主义艺术梦想还延伸到戏剧和科技领域。1913年和1915年，塔特林曾为两部歌剧做过舞台设计：《为沙皇献身》和《会飞的荷兰人》。1923年，由他本人导演并出任主要角色的《赞格济》（根据赫列勃尼科夫的同名诗剧改编）代表了塔特林舞台设计的最高成就。在这部戏剧的舞台设计中，塔特林把浅浮雕的观念移植到舞台上，在忠实于赫列勃尼科夫作品的基础上，对文学和视觉材料的合成做了探索。他尝试将语言结构、词语和声音转化为视觉形象和色彩。最能体现塔特林乌托邦梦想的是《塔特林飞行器》。早在1912年，塔特林就已萌发设计飞行器的念头；1927—1930年间，他从教于莫斯科高等艺术学院，开始准备飞行器的设计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