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徽商与书画艺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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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染指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和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以及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中可以看出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明清；徽商；书画；原因；影响；互动

一、徽商与书画艺术间联系的表现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染指翰墨

徽商十分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徽商虽然忙于商业经营，但只要有机会就会挥毫泼墨，因此，许多徽商都善于书法、绘画。如明代休宁汪志德15岁弃儒行商，“虽寄迹于商，尤潜心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1〕绩溪章策12岁时随父至浙江兰溪经商，拜名儒赵虹桥为师，读书应举。18岁时章父病逝，章策不得不“弃儒承父业学贾”。此后一直往来于兰溪、徽州之间经商。但“君（章策）平居多艺能，善草书，精音律”。〔2〕休宁西门人汪梦龙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精于真草隶篆及各家书法。每摹一家书法，从不致杂入一笔，大则方丈，小则径寸千言。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据说汪氏“少时至楚中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见衣冠者十余辈，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径丈，曰‘岳阳楼’。山来（汪梦龙字）笑谓曰：‘是可以墨书也，何限于八法乃尔耶！’众惊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来以碎布醮墨，书于匾上，顷刻成。守叹赏久之，因嘱山来落款于后曰‘海阳汪涛书’。至今楼虽屡修，而此不能易也”。〔3〕倪穆原来基本为文盲，但后来在经商之余发奋读书，最后竟然“学草书栩栩有神”。〔4〕方辅“书法学苏、米”。〔5〕吴麐“山水学黄子久”。〔6〕汪已山“工书，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7〕黟县胡际瑶世代在江西经商，每至山水名胜之地，“或吟诗，或作画”。〔8〕精通书画的徽商俯拾即是，在此不一一举例。

徽商书法喜摹仿魏晋唐宋名家诸如二王、柳、褚、宋四家。受新安画派影响，徽商绘画基本上是以山水花鸟人物为描绘对象，并喜作诗附之，这也是与他们放情山水情性是一致的。

2．收藏书画

作为儒商的徽商，也喜欢收藏古董和名人字画。明末徽商兼书画鉴赏家吴其贞《书画记》称：“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9〕可见，收藏书画之盛行。而且徽商还影响了江南地区书画艺术的鉴藏时尚。明末精于鉴赏的徽人詹景凤对此说：“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酹悬黎矣。”〔10〕热衷收藏书画的徽商还难免受骗购入赝品，如苏州自作赝物售人的朱殿尤欺“歙贾之浮慕者”。〔11〕

清代以书籍收藏著名的徽商也所在多有。如吴守淮，“珍藏法书名画”。〔12〕鲍漱芳，“多蓄宋元书籍、法帖”。〔13〕胡积堂，“富藏古今书画”。〔14〕至于乾隆时大藏书家鲍廷博，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藏书更为丰富，其中也包括名家书画，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对于徽商痴迷书画收藏风尚，梁启超先生有精辟概括。他说：“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15〕而这些淮南盐商中绝大部分都是徽商。

3．刊刻书画

徽商不仅收藏书画，而且致力于将一些书画作品刊刻出版。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捐助资金，一为开设刻坊。

詹景凤《题汪芝黄庭后》记徽人汪芝刻帖于苏州之事：“（汪芝）其家始者有六七千金，以好帖结客新阊，将刻《黄庭》。先结文太史与张简甫凡二人，意旨靡不求得当焉。盖二君摹刻，尽一代名手，而又供养之笃，即二君虽不为肉而礼意若此，固宜其为殚精也。一摹一刻，垂十余年，始克峻事，乃后又刻释怀素自叙，宋仲珩千文，祝京兆草书歌行，尽为海内称赏。刻成而金尽，又卖石吴中。迄归，赤然一身，然尚畜一鹤。后数年以贫死。”汪芝联合文征明等人刻印《黄庭经》等帖，后以穷死，为人所笑。然数十年后，因石毁于火，汪芝本已为珍本，“好事家无处搜寻，价遂腾涌至五六千钱”，〔16〕詹景凤以同里之便，数年搜索之功，也仅得三本，可见其珍贵程度。

鲍漱芳毕生搜集唐宋元明诸贤书法墨迹，经鉴定评跋，选其精者，汇为《安素轩法帖》，于嘉庆四年（1799）邀请扬州著名篆刻家党锡龄钩摹镌刻。逝后，其子继承父志，至道光九年（1829）刻成，为清代著名书法丛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为了迎合文人雅士的鉴赏把玩的嗜好和为初学者提供临摹的范本，明代休宁人胡正言在南京开设十竹斋刻坊，刊印了《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雕版套版印刷彩图的艺术推向历史上的顶峰。

二、徽商热衷书画艺术的原因

书画是我们古代一项优秀的艺术。明清时期人们对书画的爱好比比皆是。那么徽商为何热衷于书画艺术呢？

首先，徽州的文化氛围和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使徽商重视书画艺术。自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17〕自唐末开始即俗尚文雅。随着明清徽商的兴起，徽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徽州文化也在明清时期发展到历史最高峰，号称“人文渊薮”，并形成了文化的独特性。徽州文化发达，“篆学、图书多出于新安，为他郡所不及”，〔18〕这也客观上为徽商爱好、擅长书画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大环境。因此，徽商喜好书画者可谓比比皆是。

徽商一向都有“贾而儒”的优良传统。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明代歙县人汪道昆评价徽州时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乃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驰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19〕而且可见徽商经商是为生计所迫。为子孙考虑，他们宁愿“张儒”，重视儒学素养。因此，徽商虽为商人，但常是有儒行的儒商。而书画修养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文化品味，所谓“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20〕所以徽商收藏、临摹书画作品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明清以来社会收藏古物之风深刻影响到徽商。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一向喜好风雅的士人开始收藏古玩书画。此风一起，上至贵戚高官，下及文士、商贾，无不纷纷效仿。沈德符描述明代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21〕沈氏还说：“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22〕这里沈氏讥讽了徽商受时代风气影响，对书画古玩收藏趋之若鹜以致真假不分。但同时也证明了由于晚明社会收藏风气愈演愈烈，以至于对古物缺少修养的徽商也难以避免。

方家指出：“民间收藏真正成为社会时尚，是在明中叶后才出现。明中叶后，收藏爱好者已不限于社会上层的达官显宦或富商大贾，也有一般的文人士子，中小商人，甚至奴仆。”〔23〕恰在明代大富起来的徽商自然概莫能外。

逮至清代，尤其是“清乾隆中叶，士大夫竞尚声气。考据词章而外，则金石碑版，法书名画，争以财力相罗致。”〔24〕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儒商”——徽商，当然不甘人后。这在上文已有述及。湖北汉口的徽商也是常与人“品论书画”，〔25〕当然有不少书画藏品。徽州本土歙县“乾嘉之世，鹾业盛，富户多，稍稍趋奢华，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26〕

总之，由于受明清以来民间书画收藏之风的影响，徽商作为生力军积极介入书画等古物市场。他们或确有艺术品味，或只为附庸风雅，或为买卖牟利，虽然目的不同，但对书画艺术的兴盛不无益处。

最后，雄厚的财力也使徽商有能力参与书画艺术领域。众所周知，珍稀书画作品的收藏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徽商对书画作品的爱好促使他们不吝千金到处收罗名家书画，因他们拥有巨额的资金。“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7〕巨额资金保证无疑为徽商从事书画艺术收藏、刊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多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将书画视为神圣品，他们可以愿为之不惜千金。试举几例，以概其余。如有人“居常屈首抱几，自六经以及百氏无所不窥，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28〕扬州张氏容园“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书画鼎彝，随时更易……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者为贵……”。〔29〕三十八厅都有名家书画悬挂，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实难搜集。甚至有些徽商还为书画装裱而耗费金钱和时间，可谓爱护有加。如詹景凤记其乡人叶氏购得《葛仙翁移居图》一卷，特地专程“持入吴装潢”。〔30〕

三、书画艺术对徽商的影响

从上文可以明显看出，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那么反过来，书画艺术对徽商日常生活、经商活动乃至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开展书画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既要求徽商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反过来又提高了徽商自身乃至子孙后代的文化素养。徽人江昉，是扬州大盐商，“善绘事，其写秋葵为最工”。〔31〕江振鸿，“工绘事……画法天池”。〔32〕歙县程瑶田师从著名朴学家戴震，“尤精铁笔，书法步武晋唐，均为其学问所掩，以是世无知者”。〔33〕盐商汪廷璋的侄子汪灏工诗画，为进一步提供画技，特重金将画家张洽“延之于家，结为画友，由是右梁（汪灏字）山水气韻大进”。〔34〕成为书画家兼商人。此外，上文提到的汪梦龙、倪穆也大抵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徽商好书画风气必然影响到子孙后代。明代后期做书画生意的徽商吴其贞就出生于鉴藏世家。其父吴豹伟“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35〕拥有如此众多珍品，吴豹伟当是一位富有的徽商，他对于书画古玩的鉴藏无疑会影响其子吴其贞。在耳濡目染的家境和经商中过眼大量书画作品的熏陶下，吴氏练就了一手过人的书画鉴定功夫。如陆机《平复帖》，众多鉴定家均视为赝品，唯独吴氏判断：“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36〕此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乃国宝，由此可见吴氏鉴定水平。寄籍嘉兴的歙人汪砢玉也是晚明大收藏家，著有《珊瑚网》。其祖父汪怀荆、父亲汪爱荆就是徽商，均喜鉴藏书画古玩，并专门建有藏书画的楼阁——凝霞阁、墨花阁。这都因有长辈好书画的家庭环境，才造就了吴、汪等人的艺术成就。

其次，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文化品味的提升能使徽商以书画艺术为桥梁，融入到士人群体，建立广阔的商业网络。因士人总视书画古玩为一种标榜清高、娱乐休闲、结交同好的一种方式。于是，精明的徽商利用书画为交际手段，结交各色人等。比如上文提到的倪穆由于能书善诗，“自是钦慕者众，始以为谋之忠而求之，继以自谋之善而助之”，〔37〕使其在经商过程中得到各种帮助，从而左右逢源，最终能为一个巨商。又如两度任职扬州，主管扬州盐业的卢见曾就酷爱书画，徽商就投其所好，“相率搜访图书碑版以献”。〔38〕扬州盐政普福“自诩收藏之富”。有一汪性盐商因挥霍无度而亏空，既怕卢见曾等追查，且又期望得到卢、普二人的关照，苦无良策，后得门客提醒，得知卢、普“所好在金石书画，苟探得其所，搜访殷勤，海内奇有之物，则彼必能出力”。于是，购得于阗玉马、蔡邕八分书石经墨迹、《清明上河图》等珍品，献于卢、普二人，“两鹾员果喜，允将亏空一律弥补”，汪氏徽商也被任为诸商之首。〔39〕据说卢见曾在扬州时，徽商“馈书画金石无算”。〔40〕徽商向盐政官员献呈书画金石，其目的是以书画为工具，以期官员“照顾”其商业经营。

康熙、乾隆二帝都雅好古籍、书画、古玩等物。康乾年间，皇帝每次南巡，几乎都曾为盐商园林赐诗、赐额。扬州徽商乘机为献媚邀宠而向皇帝进献书画的事例有很多。〔41〕这都是利用书画艺术为纽带，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扩大了社会影响，从而为商业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减少了阻力。

再次，徽商对书画艺术的热衷，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徽商出于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使“四万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42〕大量的艺术珍品包括书画纷纷聚集到徽州，使徽州成为明清时期最主要的艺术品收藏基地之一，后人称徽州为“文物之海”。歙人黄次荪（崇惺）回忆说：“幼时游里中诸收藏家，亲见其论画必宋元人，乃辨别其真伪之拙，明及国初（清初）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者。大乱（指太平天国与清朝政府的战争）以后，金冬心、郑板桥之流一联一幅，皆值数万钱。昔时中人之家，粘柱障避比比皆是，亦无人估值也。”有能力收藏宋元书画者必然多徽商。黄氏还说：“是时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秦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名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乐道者。”〔43〕这些休、歙名族中大概有不少是商贾。徽商收藏的书画作品价值之珍贵令人咋舌。吴其贞记载，他在程季白之子程正吉家中看过王维、赵孟頫的手卷和荆浩的立轴山水等书画作品。其中有王维的《江山雪霁图》手卷、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翟院深的《雪山归猎图》、赵孟頫的《水村图》手卷、王羲之《行禳帖》的唐初摹本、王蒙的《秋丘林屋》题记等。还有属溪南吴氏家藏的王献之《鸭头丸帖》、阎立本《步辇图》、颜真卿《祭侄稿》等珍迹。黄次荪见到徽商还收藏有吴道子《黄氏先圣传》、阎立本《孔子事迹二十四图》、姚少师《百八罗汉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龙眠《白描十八应真渡海》长卷、赵孟頫《西园雅集图记》、郑思肖《兰花图》、黄子久《富春山水图》、仇英《岁寒书屋》长卷等等巨迹。〔44〕经过徽商的集藏，使一些书画珍品得到较为妥善的保管，并使之流传后世。

最后，由于徽商雅好书画艺术，从而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文人学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包括书画艺术家在内的各地社会名家纷纷聚集到徽商周围，成为徽商的座上宾。许多徽商在扬州拥有大量园林，各地名家在此徜徉、交流，无疑促进了书画艺术家的创作。正如时人所说：“扬州书画极多，兼之过客往来，代不乏人。”〔45〕如上文提到的汪廷璋在扬州有筱园，人称汪园。各地书画名家都聚集在此。如汪文锦“工诗词，书工篆籀，精于铁笔”。〔46〕金时仪“诗字画，一时称三绝”。〔47〕姜彭“画翎毛第一手，山水学唐子畏，花卉学愿人，老而益精”。〔48〕歙县画家方士庶中年为汪廷璋门客，汪氏“以重金延黄尊古于座中”，方氏遂师从黄氏学画，“以是士庶山水大进，气韻骀宕，有出兰之目”。〔49〕

江春及其从弟江昉也是好客尊士的徽商。江春在扬州建有随月读书楼、康山草堂。江昉建有紫玲珑阁，在江氏兄弟的座上宾中也包括不少书画家。如陈撰“画绝摹仿”。〔50〕许滨被誉为“画入神品”。〔51〕积兆熊工诗词书画，“画笔与华嵒齐名，书法为退翁所赏”。〔52〕江炳炎“诗字画称三绝”。〔53〕徐柱“工画，得小师（方士庶）嫡派”。〔54〕

总之，在徽商这种重视文化、营造文化气氛的环境下，书画家得以周游四方，拓展视野，触发创作灵感，南北文化中不同流派在此碰撞、交融。加上书画家受徽商资助，衣食无忧，能全身心投入到书画创作上，最终培育出一批兼具各种文化流派优点的书画名家。在这方面，徽商无疑居功厥伟。

参考文献：

［1］佚名．汪氏统宗谱［O］．明刻本．

［2］章尚志．绩溪西关章氏族谱［O］．民国4年（1915）木活字本．

［3］［18］佚名．啸虹笔记［A］．旧小说已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535－536、535．

［4］［37］倪愚山．祁门倪氏族谱［O］．民国14年（1925）木活字本．

［5］［6］［33］［34］［45］［46］［47］［48］［49］［50］［51］［52］［53］［54］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335、44、335、353、38、352、352、352、42、280、280、280、276、281．

［7］徐珂．清稗类钞［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56．

［8］谢永泰．黟县三志［O］．清同治10年（1871）刻本．

［9］［20］［35］［36］［42］吴其贞．书画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62、62、2、63、62．

［10］［16］［30］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O］．民国36年（1947）铅印本．

［11］李日华．味水轩日记［O］．清光绪5年（1879）啸园丛书本．

［12］［13］石国柱．歙县志［O］．民国26年（1937）铅印本．

［14］吴克俊．黟县四志［O］．民国12年（1923）藜照堂刻本．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6．

［17］罗愿．新安志［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9］［28］汪道昆．太函集［O］．明万历41年（613）刻本．

［21］［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54、653．

［23］沈振辉．明代民间收藏品市场和藏品买卖［J］．学术月刊，1999（4）．

［24］［38］［39］［40］指严．骨董祸［A］．清代野史（第5辑）［C］．成都：巴蜀书社，1967：277、278、279－284、278．

［25］范锴．汉口丛谈［O］．清道光2年（1822）刻本．

［26］刘汝骥．陶甓公牍［A］．官箴书集成（第10册）［C］．合肥：黄山书社，1997：579．

［27］谢肇淛．五杂俎［M］．明天启间刻本．

［29］黄钧宰．金壶七墨全集［O］．清同治12年（1873）刻本．

［31］［32］［43］［44］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248、248、709、707－709．

［41］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6：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