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当代文化下的“鼓藏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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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鼓藏节”是黔东南苗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人们研究苗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黔东南苗族“鼓藏节”为基点,从正反两方面分析“鼓藏节”在苗族社会中的作用,并指出“鼓藏节”习俗对发展苗族地区旅游业的经济意义。

关键词黔东南;苗族;鼓藏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唯一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古以来该地区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称。因此,黔东南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苗族现存的诸多传统习俗文化中,“鼓藏节”是规模最大、消费最高、最具有影响力的苗族节日活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对我们在当今时代批判继承和发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黔东南苗族“鼓藏节”概述

“鼓藏节”是苗族人民原始而传统的祭祖大典,现今黔东南广大地区仍然流行着这一传统习俗。这一节气的祭祖内容十分丰富且庞杂多样,各地有同有异,即使是相邻的两个“鼓社”之间,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内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鼓藏节”习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节”作为苗族社会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祭祀内容和祭祀程序。据《贵州通志》记载:“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赠亲友,而以肠脏饷客,故名。”1如是观之,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活动每十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经丑年,终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头。先由群众公推第一鼓头,其条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较好,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头,分别负责各种有关事务。

(二)准备祭祖牯牛。经济状况较好的,每户准备一头,经济困难者可几户筹资共买一头。祭祖牛选购回来之后,派专人精心喂养。此外,各户还得准备相应数量的猪、鸡、鸭等祭品,以便配杀。

(三)制鼓、醒鼓、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为单鼓和双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单鼓是人类始祖蝴蝶妈妈的象征,双鼓被视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时单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双鼓放在鼓头家。制鼓,即砍树制造单鼓。在农历子年十月下旬举行砍树仪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击单鼓,在子年八月子时举行,主要是预告祖先,子孙将要杀牛祭祖了,请祖先回来享受。接鼓,在寅年农历十月再次醒鼓,将其接下山,同时把原存放于上届鼓头家的双鼓转至新任的第一鼓头家存放。

(四)杀牛祭祖。寅年十月举行。杀牛由舅父或女婿执刀。杀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杀鼓头家的牛,然后再杀群众的牛。合资购买的牛,则由出钱最多者的亲友执刀宰杀。杀牛之后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祭祖、“拥牛角”、“浇花树”、“过桥”,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动过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需要进行祭祖、跳芦笙等活动,在神圣而庄严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气氛,以显示出苗族节日的娱人性质和功能。

二、“鼓藏节”习俗的社会作用分析

(一)“鼓藏节”具有维护苗族地区社会和谐的功能

我们知道,苗族同胞世代迁徙平凡,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四处散居。因此,他们只有以祭祖的方式体现公共的民族标识。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观中,对祖先的忠诚就是对自己本民族的忠诚。正是基于这一点,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价杀牛祭祖。于是他们以氏族或宗族为基础建立鼓社,以“鼓社”为单位,通过举行“鼓藏节”活动祭祀祖先。“鼓藏节”期间,方圆几里或数十里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节日活动,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活动的举行,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减少人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正如罗义群同志所说:“鼓社祭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头就把你来起来。只要还有这根游丝在也就够了,民族认同的意念就会从这根游丝上传递过来。”2如是观之,苗族祭祖活动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通过祭祖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状结构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使“鼓社”内部所有成员都归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维护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规章制度。表面看来,一个“鼓社”似乎就是一个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把人们天然的人论情感升华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已缓缓迈进了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苗族集聚区依然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使我国的各项政策难以在苗族地区得到顺利贯彻执行。“鼓藏节”等苗族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具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因此,苗族“鼓藏节”习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节”的传统消费观阻碍了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用现代经济发展眼光看,“鼓藏节”不利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鼓藏节”作为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既生动地体现了黔东南苗族同胞的传统文化,又展现着他们热情好客的民情风俗。但是这种祭祀活动,祭品选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举行一次“鼓藏节”,每个村寨一次性要宰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水牯牛,这些被宰杀的牯牛均在血缘家族和亲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现在物价水平衡量,一头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则高达七八千元乃至一万余元。除了牯牛,各家还要自备各种节日消费。粗略估计,一个家庭过一次“鼓藏节”的开销,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这对于目前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黔东南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过于奢侈的消费。这种节日消费不但会使苗族同胞数年的积蓄在几天内迅速消耗掉,而且还会助长各血缘家族间互相攀比排场的不良生活作风。如果我们都把这些奢侈的消费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其它经营活动中去,则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脱贫致富。

有学者认为,“鼓藏节”的传统习俗不算奢侈消费,其原因有二:一是广大苗族同胞可以借节日活动从事商业买卖;二是节日期间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这两项收益可以弥补杀牛过节付出的巨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又只看到表面现象。从现实看,并非所有杀牛户都有能力在节日活动中通过经商来赚钱,这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备经商条件一样。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是节日活动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费者。虽然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但“鼓藏节”毕竟不同于婚、丧、嫁、娶等酒宴,客人仅是象征性地赠送礼物,这些礼物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达数天的生活花费。更何况节日结束时,主人还要增给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饭等信物。由此看来,多数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劲不可能通过传统节日活动来实现。虽然近年来广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这绝不是通过传统民族节日来实现的。客观上讲,这种相对富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开放,苗族同胞家庭内部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结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奢侈消费换来的只是少数经商者盈利的话,这种做法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故此,我们应在继承“鼓藏节”这一苗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精神,鼓励理性消费,将一部分可贵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人们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去,增强自我发展的意识,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三、发挥“鼓藏节”的传统文化功能,推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黔东南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加快其经济发展步伐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黔东南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其境内有以苗族为主体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并存,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的文化资源。再者,黔东南处于祖国西南边睡,远离经济发达的工业区,因而拥有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所以笔者认为,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当然,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尽可能地删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现代性的文化内容,使传统民族文化从信神向娱人方向过度。就“鼓藏节”而言,我们在坚持这一节日文化范式的基础上,依然可以推陈出新,采取每个家族或每个村寨杀一头牯牛的方式,这样以来,不但杀牛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而且苗族节日的风俗传统依然存在,这既有利于节制苗族同胞过度消费的不良生活作风,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简化节日期间烦琐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开展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竞技文化活动,如唱歌跳舞、斗牛、赛马、划船、民族艺术展等,用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节日的文化氛围,提升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引人们回归自然的力度,让黔东南成为广大旅客游览观光的阵地,从而有力地推动该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开发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保护、继承、宣传和弘扬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当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发挥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复兴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加快黔东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参考文献

[1]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2]周大鸣,刘志杨,秦红增.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罗义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注释

1冯楠著,《贵州通志》,第37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2[3]罗义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论》,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