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理论与实证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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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将中国20世纪历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加以比照，就不难发现其紧张于实证与阐释之间的演进脉络并非偶然。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总结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时，曾指出“马克思和他的同事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实践并没有起什么直接的影响”，由于倾向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实践在19世纪里变得愈来愈加怀疑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臆测”。①(P189)这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史学舞台上的光彩夺目大相径庭。实际上，尽管西方近代以来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论与哲学思考日趋抽象和系统，历史研究实践与那些即便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哲学、主义、理论也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距离。尽管载入西方史学史的关键性历史学家不乏兼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甚至文学家于一身的时代先锋，但支撑这部史学史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更像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所自称的那样，是“经验的历史学家”。

将理论喻为“陷阱”的黄宗智要求自己在认识方法上“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认为自己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因为按照他的“经验”，“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的确如此，当我们“机械”地、不加思考地运用理论时，很有可能已经距离真正的历史很远了。因此，理论之所以会成为“陷阱”，就在于它很有可能将历史变为非历史。柯林武德也曾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研究的只是些“非历史的方法”，因而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像其理论本身的构造那样完美无缺而富于终极色彩。在思想史研究中偏重“内在理路”的海外华人史学家余英时则认为，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他称自己在历史因果问题上是一个“多元论者”，他相信“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可见，“内在理路”说即是对理论“陷阱”的回应，这一研究途径是否有被同化为“理论”形式的可能姑且不论，但其“内化”取向所包含的价值，决不限于思想史研究方法层面，而直接触及历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自身独立性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避免决定论的“内在理路”与柯林武德探究真正“历史的方法”以及黄宗智从经验出发又回到经验的路向可谓一脉相通，这些努力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区别于其他的知识门类而自成一统。

柯林武德也正是从历史学的独立性这一点出发评论19世纪西方史学中普遍的实证主义倾向的。柯林武德认为一种“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哲学”促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首先确定“事实”是实证主义的第一步，也是历史学家最为认同的部分，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史料批判和考订，“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对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普遍的历史这一理想被当作是一种空幻的梦想而被扫到一边去了，于是历史文献的理想就成为了专题论文”。但同时期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和普通人却都在质疑和抱怨历史学家只顾“事实”，而对实证主义的“第二阶段”——发现规律——无动于衷。法国学者孔德倡导的社会学注重“事实”间的因果关系，通过“科学地思考历史学家仅仅经验地加以考虑的那些同样的事实，便把历史学提高到一种科学的地位”。然而历史学家并没有接受“孔德的社会学的主张”。柯林武德认为，尽管这是一种保持历史学“独立自主性”的努力，“历史学家懂得了怎样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而没有冒险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发现普遍规律；但历史学家却在另一个层面上丢失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历史学家专注于个别事实，却放弃了历史的整体联系，并且无视历史学中的主观因素，柯林武德认为这“都源出于历史理论中的某种错误”，这种“错误”就在于将历史学的“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在历史学中，“事实”并非经验和感知直接得出的，而是通过“按照一种复杂的准则和假设的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而推论出来的”。

柯林武德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作为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个“事实”，就像柯林武德所说的，并不是原本就既定存在的，而是经过复杂的解释过程推论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不是自然存在的名字，更像是一个“谥号”，柯林武德也提到实证主义者“拒绝承认这个称号”。这个概念是否准确传达出了其所代表的历史对象的历史真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就像柯林武德所说的，不可孤立地就事论事，必须兼及方方面面的联系，必须作全面分析，必须置身于特定环境中加以理解，必须分享或批评人们的判断……直到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充满风险，我们最终的判断仍会具有不确定性。好在柯林武德在这里列举了一个典型历史学家——蒙森。

柯林武德认为“实证主义历史学”使历史学家的目光局限于确定的事实和个别细节，但无法解决宏观的问题和揭示深层的原因。他举例说，以考据精详闻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这位实证主义时代遥遥领先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能以几乎难以置信的精确性编纂出一部铭文大全或者一部罗马宪法手册”，能“以统计的方法处理军人的墓志铭，从而发现罗马军团在不同的时期里都是从哪里征集来的”，“但是他想写一部罗马史的企图，恰恰就在他自己对罗马史的贡献开始变得重要的那个时刻却破灭了”。蒙森终生致力于罗马帝国的研究，却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史》，柯林武德据此总结道：“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指精确地注意细节问题——引者注)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此外，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排除主观判断，也就无法在精神上真正理解历史“事件”。

蒙森和他的《罗马史》是否真的如此呢？

二1852年，35岁的西奥多·蒙森因参加政治运动失去了在莱比锡大学的教职，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苏黎世大学的一个职位，在那里开始写作那部未来的名著——《罗马史》。此前，蒙森一度游历意大利，在那不勒斯花了三年时间收集铭文，其间发表了不下九十篇文章，并凭此获得了莱比锡大学教授职位，《罗马史》的写作计划就是四年前在那里确定的。在一封信中，蒙森回忆了自己决定写作《罗马史》时的情形：

你知道我是怎么写起《罗马史》这本书的吗？我年轻时想写的是各式各样的别的东西，如写一篇论罗马刑法的文章，编一部罗马法律资料，或者至少要编一本罗马法全书摘要，而想得最少的是写一部历史。当时青年教授们得的是尽人皆知的幼稚病：在莱比锡那些有文化素养的人面前发表探讨某一问题的、使人厌烦的演讲。我也得了这种病。

但恰恰是蒙森的一次演讲，使他与一个进行新尝试的机会不期而遇。两个出版家在听了蒙森的一次演讲之后，约他为其编辑的丛书写一部《罗马史》，要求是在书中只讲故事，只写结果，而不作任何处理，要把出色的学术融合到叙述文字中去，以吸引广大读者。

尽管整个事件突如其来、富于偶然性，但蒙森还是对由专题研究转向历史写作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和信心。“现在该是写这一著作的时候了，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把我们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一个更广大的读书界”，这其中预示着某种改变，蒙森说自己写作《罗马史》就是“想把古典时代的知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献给更广泛的读者”。

同样是在1852年，蒙森将他在意大利收集的拉丁铭文整理出版了。后来，他又承担起负责编辑、出版《拉丁铭文集成》的工作，这个收集、审定、编排、出版当时尚存的一切拉丁铭文的浩大工程占去了蒙森的后半生，并在蒙森去世后一直延续下去。在文字记录不足的情况下，铭文成了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凭籍，这部铭文集涉及古罗马行政、军事、城市、赋税、宗教、艺术、交通及社会生活，被认为“在罗马史研究的成果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曾接近这部铭文集”，“是一个学者对有关过去的知识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柯林武德也把19世纪称为“由于编纂大量精心筛选的材料而使得历史学丰富起来的时代”，蒙森被其称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最著名的考据精详的大师”也毫不为过。但要“对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是否就必须放弃“普遍的历史”这一梦想呢？“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与“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是否有因果必然性呢？

英国历史学家古奇说，蒙森的《罗马史》“给近代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我们在这部《罗马史》中并没有看到繁琐的考证，这部历史反倒是因为缺少参考书目和注脚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蒙森有自己的一番道理，他认为人们不能在“历史学领域中发现一个躲避严格文献学艰苦工作的避难所”，但人们也不能“靠原始资料的系统研究就对付了事”。如果那样的话，“对历史的原始材料的批判研究就变成了对材料的机械解剖，它至多只需要耐心，但不是预言遥远目标时充满灵感的耐心，只不过是体力劳动者从事日常工作时的耐心”。止步于资料整理将会使历史学学究化而变得迂腐，就像用系统历史学的实用观点和方法对付研究将幻想十足而使历史学变为欺骗，“无论哪一种情况，历史学的意义都消失了”。

专题研究的知识积累使得蒙森在书中对希腊和罗马文明加以宏观对比时驾轻就熟，从语言、风俗、建筑、农业、交通、军事到家庭、国家、宗教、艺术，面面俱到。在提供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后，他总结说，古代文明在这两个民族中都达到登峰造极，可是，这两个民族既渊源相同，又发展悬殊。

希腊人的优胜之处比意大利人易被人们较为广泛了解，其余晖较为壮丽；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深切感情，个人的献身和精神牺牲，对自己的神祇的笃信不疑：这些都是意大利民族的瑰宝。

“这两个民族都得到片面的发展，而达到各自完满的地步”，因此蒙森主张，我们不要责备雅典人不懂得像罗马人那样去建立国家，也不必责备罗马人的雕刻和诗歌不及希腊人。但蒙森并没有失去做进一步分析的兴趣：

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一，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欠缺的东西。希腊统一倾向来自政治之外，基于竞技和艺术：奥林匹亚的竞技赛会、荷马的诗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能够使希腊人团结起来。

反之，意大利人为了自由坚决放弃个人意志，学会听从父命，以便自己善于服从国家。在这种服从中，个人可能得不到发展，最美好的人性的萌芽可能枯萎，可是，意大利人却因此而得有祖国和热爱祖国的感情，这是希腊人所未曾有的。在古代一切文明民族之中，意大利人独能依凭以自治为基础的政制而获得民族的统一；意大利既归于统一，于是不但四分五裂的希腊民族的主权，而且全球的主权都终于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纵观古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起落沉浮，而立之年的蒙森此时却像一位须发皆白、饱经沧桑、惯看世事变迁的智者向人们娓娓道来：

(新文明和旧文明一样)也命定要走完自己的轨道，要充分经受各民族的祸福，即经过发育、全盛和衰老各个时期，享受它在宗教、政治和艺术上努力创造的成果，以及物质和精神财富上获得的安适；或者，有朝一日也会在因达到目标而志满意盈之际，创造力归于枯竭。然而，这个目标只是暂时性的；最伟大的文明体系有自己的行程；但是，人类却不是这样的，人类每当似乎达到目标的时候，旧课题便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崇高的意义上被提出。

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才是历史学家关注历史的兴趣源泉，没有“普遍的历史”的梦想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与其说是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特征，不如说是平庸的历史学家与杰出历史学家的差异。蒙森很清楚：“实际的历史写作只配由对历史中诸种最重要组成要素有清晰概念的人来完成”。

三当一个历史学家真正将对历史的思考融入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中去的时候，就会像蒙森所说的：“凡是像我一样从历史事件生活过来的人，都开始看到历史的编写或创造不是没有爱憎感的。”蒙森是在面对学者们针对其《罗马史》最后一卷的指责时说这番话的。对于这一卷，古奇评论道：“全书中没有任何部分写得像恺撒同他敌人斗争的故事那样有活力，因为这位历史学家走下他的司令台而跃入了这场搏斗。”蒙森在其中指责了西塞罗、庞培和谋杀者，却给了裘力斯·恺撒有力的辩护，将其描绘成“复兴这衰败民族的政治、军事、道德与智慧”的改革者，而“这座改革大厦中的任何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一个人永垂不朽”。

学者们强烈抨击蒙森对恺撒的美化，指责他说“一个历史学家可以谴责，但不可谩骂；可以赞扬，但不可丧失分寸”，认为他没有什么是非观念、表现出过于强烈的憎恶情感等等。但蒙森解释说，在不同的情势下，恺撒的地位或许是僭取的政权，但他之所以赞扬恺撒，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国业已腐朽，而解放罗马公民的责任只能由一个强大的、即便尚不十全十美的政府来担当。因此蒙森坚持宣称：“当一个政府失去统治能力的时候，它就不复是正统的；谁有力量推翻它，谁就有权利”，“任何革命或篡权，只要有独到的统治能力，就能够在历史法庭上胜诉”。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这样分析蒙森的写作心理：

蒙森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由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混乱和屈辱而感到理想幻灭。他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进行写作，这正好是产生“现实政治”这个名词与概念的那十个年头。他深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收拾德国人民由于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而留下的混乱局面。他那种人所共知的把恺撒理想化的做法，实际上是他极想有个强悍有力的人来挽救德国危亡的要求的产物。

卡尔认为，除非我们能认识到上面那些，否则我们便无法鉴赏他所写的历史的真正价值，“如果有人希望了解1848年德国自由主义者的遭遇的人，应该把蒙森的《罗马史》当作他的一本教科书”。卡尔同时指出，这样说并非减低这部伟大著作的重要性。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历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在演讲中，将蒙森的伟大之处归结为他的铭文集以及他关于罗马宪法的著述，而不是他的《罗马史》。卡尔评论说，这就把历史写作贬低到资料搜集的水平了，“伟大的历史，恰恰是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见识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

蒙森早已对此表示赞同，他在《罗马史》第5卷中曾写道，“想象力不仅是诗，而且是历史的母亲”。在一次给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讲座中，蒙森开宗明义：“历史学不是那种靠遵守条规和学习便能直接掌握的学科之一”。他主张：

历史学科的要素是不可学得的，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此种天赋。历史学说到底只不过是实际事件的清晰知识。它一方面发现和检验可获得的证据，另一方面依据对造成事件起主要作用的人和当时环境的理解把这些证据编写成叙事文。

历史学家搜集验证资料和做出理解判断的认识问题过程具有一般性，“你必须同时成为这两种人以便理解发生于你眼前的任何事件；每位处理一笔复杂交易的商人，每位考虑案情的律师，都是资料的搜集者和实际的历史学家”。因此，蒙森说：“历史学的要素要比文献学和数学的要素更简单，更不证自明，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既不可教学也不可指导的缘故。”

在蒙森看来，历史学所依赖的思想能力是“直接领悟”，“对可获得的证据作正确评价，把似乎不相关和相互矛盾的材料正确地连结起来以建立诸事件的真实秩序，从而每次都显示出诸原则无比简单而运用又无比灵活”——这些本领“一定不是通过理论条规，而只有通过实际练习”。蒙森认为，在实践中练就的“直觉判断的可靠性，通常被看作是杰出历史学家的标志”，而“任何理论都显得不是太琐碎就是太先验”，“也许，历史学家与艺术家比对学者更亲近。”正因为此，“历史学家应将他大学的岁月用于间接而不是直接地为未来工作做准备”，知识和技能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但蒙森相信那些把历史学当作一门技艺来学的人，到后来会大吃一惊：“历史学是一门艺术”。

蒙森的《罗马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晚年，这位历史学家拒绝对这部历史做任何修改。尽管此前蒙森已经改动了其中某些结论，但当他尝试扩充《罗马史》的内容，将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包括进去时，蒙森认识到从结构及艺术效果上看这前三卷是一个整体，不能再附加任何东西，后来的历史事实可以改变他的结论，但作品的才华和激情却完全依赖最初的创造性活动。有学者们甚至认为，虽然蒙森晚年的学术能力和科学方法依然和从前一样强健有力，但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已经衰落了。

可见，不仅柯林武德将蒙森评价为局限于确定的事实和个别细节、缺乏想象力和解释能力是有失片面的；而且他将蒙森“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史》”归因于“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一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古奇的解释是：“当蒙森以恺撒之死来结束他的历史时，他打算用收集全部现存的铭文打下基础后继续再写”，只可惜时不我待。而卡尔则分析道：“人们经常表示奇怪，为什么蒙森没有把他的历史写到共和政体衰亡以后的年代去。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还没有知识。但是，蒙森写这部历史时，那个强悍有力的人(指俾斯麦——引者注)还没有在德国出现。在他写作生命正旺盛的时候，一旦有一个强悍有力的人物掌握权力便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成为现实。没有什么可以启发蒙森，使他把这个问题反映到罗马的史实中去，因而罗马帝国的历史便留下没有着笔了。”但无论蒙森没有完成《罗马史》的历史“真相”究竟怎样，这部不完整的《罗马史》已被列入了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列，并为蒙森在去世的前一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历史的典范曾燃起了我们的热情；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年轻，但当我们重读这些史迹时，我们的心灵仍然感到它那永久的感染力。史学与伟大的艺术相结合，便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

在游历意大利时，蒙森还开始了他的钱币学研究，并在1860年出版了一部《货币史》。古奇说，在这个领域，他的前辈只是作为钱币学家来写作，“而蒙森则从未忘记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从研究罗马币制的产生，追述币制的演变，到讨论各种货币的流通、使用，以及贸易和财政问题，“试图包罗万象地综述一个广阔而大部分未经涉猎的知识领域”除了拉丁铭文、钱币学，蒙森还是语言学、法学、考古学、年代学等方面的专家，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兴趣，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甚至还出过诗集。但最终保证蒙森跻身19世纪一流学者行列的，还是如古奇所说：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尽管各项专门的知识和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都是蒙森得以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因素，但只有作为历史学家思考和写作的蒙森，才保证了其“著作的出版时期持续达六十多年。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没有不成熟的东西，而在他后期的著作里也没有衰退的迹象。只有他能做到对一个古典文明的完全融会贯通并使之重现于世”。

这里粗略勾勒出的蒙森及其《罗马史》的形象，显然与柯林武德的评述相去甚远；我们从蒙森这位所谓“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身上，也领略到了与柯林武德对史学史上“实证主义史学”的概括大不相同的情形。柯林武德强调“实证主义”给历史学带来的影响之大，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其他思潮而言的，这是由柯林武德解释和书写史学史的基本理论预设所决定的，至于“实证主义史学”这个概念，则不过是为了叙述史学史的方便和为了探究历史研究的理想方法而人为规定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追求确定性，并不是从“实证主义”才开始的；就像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并没有因“实证主义”而消匿。让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完全从属于某一个时代的思想风尚，这一理论本身同样值得反思。也许正因为陷入了理论的“陷阱”，蒙森才在柯林武德的史学史上表现出“无力”。

注释：

①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③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⑤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0。

⑥⑦⑧⑨⑩[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12)(14)[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M].孙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3)(15)(17)[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19)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M].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1)(22)[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M].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3)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4)(25)[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6)[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M].孙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7)(28)(29)[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0)(31)(32)(33)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4)(37)(38)[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5)[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6)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C].毛信德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