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野而俗诗歌风格的嬗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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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游子思妇诗歌风格嬗变

论文摘要：游子诗在古代诗歌中数量不少，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表现手法的各并，价值观念的更新，导致诗歌中的思念主体有所不同。《诗经》所处落后的农耕社会，思念的主体是故土和父母，因较少受礼教的影响，风格直朴坦率《古诗十九首》所处私有制社会，思念的主体则是妻子和家庭，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其风格婉转温丽。

《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除少数作品为当时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写的以外，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歌。其中有不少是游子和思妇之诗。《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估计《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

同是游子和思妇之诗，但思念的主体、表达方式及诗歌的风格也各有所不同。

游子思乡作品在《诗经》中较多，思妇闺怨之诗就更多了，这时期作品的思念对象主要是家乡故土和自己的父母，体现了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如《卫风·河广》：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政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这是一个宋国的游子在卫国所唱的思乡曲。黄河虽然很宽，但在游子的眼里，只用一片苇叶便能渡过河去；故乡宋城虽然远隔大河，但在游子的眼里，只要踮起脚就能看得见。可见游子渴望回家的迫切心情。

如《小雅·黄鸟》(第一章)：

黄乌黄鸟，无集于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较。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乌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泰。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朱熹说："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国可居也，及其至彼，则又不若故乡焉，故思而欲归"。全诗怀念的还是故乡、兄弟和父母。

《桧风·匪风》写游子经年累月地流徙四方，出入风尘，受惊磨难。偶见车马驰骋于大路之上，不禁唤起万般乡愁，希望有人带给自己家人一封家书。最后终于喊出"谁将西归?怀之好音"的祈盼。朱熹说："谁将西归乎?有则我愿慰之以好音。以见思之之甚"。

《邶风·击鼓》是一首远征异国、长期不得归家的征夫控诉。诗的第四章写自己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朱熹说："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

《陈风·月出》是写游子在月下怀念爱人的诗所寄托的是月夜幽思。对那"佼人"情态的咏叹，乃为忆念之词。景物依旧，伊人渺渺，触景伤情，发而为歌。

《唐风·鸨羽》是一首征人思念自己父母的诗歌。诗中讲由于自己长期在外，家中的田园荒芜了，父母生活没有着落，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瞻前顾后，无可奈何，痛苦地呼喊着老天，无休止的徭役给他带来了悲惨与不幸。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

从以上反映的内容看，尽管有思念故土、兄弟、父母和妻子之别，但诗歌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真挚感情的流露，有愤怒心声的倾吐，有对手足亲情的贪恋，有对长辈父老的思念。总之，表达的是实实在在的感情。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缠绵的感伤。一切都显得朴实无华，但又真实可信。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形式成熟的抒情诗，沈德潜将它的内容归纳为"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四类，L4其中游子思妇为内容的诗几乎占十九首的二分之一。十九首诗歌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他们和《诗经》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家乡，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他们长期出外，家属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伤离忧别的情绪。这对思妇来说，就会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叹息；对游子来说，就会产生"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和"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感慨。和《诗经》的游子诗有所不同，《古诗十九首》的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体现了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士人的仕途意识、经济意识和价值观念。

如《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这首诗写一个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对着照射罗帏的皎皎月光，愈加触动了他对远在家乡的妻子愁绪言。通篇只起头二句是写景，以下全是写情，而月明如昼的景色悉在其中，那个"忧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鲜明。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怀内之情。

游子思乡，在以往的史传作品中，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富贵以后流露的乡情，衣锦还乡的热烈场面《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在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语悴情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

即使是思妇诗，"这些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摩思妇心理而作，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于思妇之手"。

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风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写的是思妇对丈夫久别不归的思念和怨怅，一首千古传颂的抒情杰作。诗的前六句回忆离别的往事，突出"生离"的哀苦，这是全诗的主题。诗的后十句通过女子的衰老、消瘦、衣带渐宽的自我情态描写，倾诉出难以排解的相思之情，这是全诗的浓情部分。以上所举诗歌，尽管同是游子诗，但与《诗经》中的游子诗在风格上却大为不同。已没有《诗经》中主人公发自内心的质朴的感情披露，作者运用了比喻、象征、夸张等艺术手段，使诗歌更有文彩，更显得个性张扬。总之，诗歌的风格正发生着微妙的嬗变。从《诗经》的四言到《古诗十九首》的五言，一字之差，却改变了诗的节拍，扩大了诗歌反映现实的容量；且语式变化，词汇选择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又加上文人模仿过程中进一步的加工和完善，最终发展为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新诗。

《诗经》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熟情。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诗经》的产地，主要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和湖北北部地区，多属于北方地域，所以它的表达手法带有北方民歌的特色，具有直朴、坦率的特点。而《古诗十九首》就有明显的不同。所处私有制社会，思念的主体则是妻子和家庭。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其风格则婉转温丽。刘勰说它"婉转附物，怊怅切情"。钟嵘说它"文温而丽，意悲以远"(诗品)，都说明其与《诗经》的不同。这些诗歌从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看，它们显然是经过文人润色的民歌，或者是文人模仿民歌写成的。刘勰把这些诗歌的风格概括为"直而不野"，准确地指出了它和其他诗歌尤其是《诗经》的不同特点。"直"是指它具有直率表情达意的民歌本色，"不野"是指它富于文采，是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的加工润色。

《诗经》游子思妇诗的作者，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奴隶们，他们心里有话，直接坦露，甚至于畅开心扉，直阵其事。风格直朴坦率。虽几经儒者附会，以服从于儒教的需要，但毕竟没有太多地受传统礼教的影响，故或说有点"野"。《毛诗序》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就是指那些反映现实而少受礼教影响的诗歌的特点。而《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的作者，大都是文人士子，他们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既有合乎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时而有违礼之言，但见不到违礼之行，不及于乱。游子即使决心"荡涤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对燕赵佳人，又"沉吟聊踯躅"。(《东城高且长》)妙龄女子先是埋怨对方的迎娶过迟，但随即又表白："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财孤生竹》)如果说游子从立功立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趋势，那么徘徊于礼教世俗之间的做法，则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