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创作得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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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叶圣陶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才把笔触直接对准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正继承了叶圣陶的现实主义笔法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现实主义使作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领域，但也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影响着作家对儿童文学品质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受到格外的推祟。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是在五四前后由西方传入我国的。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观念、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了。只因为历史和民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客观地观察现实中的一切，并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描绘其本质。现实主义的时代性、真实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特征决定了它将直面人生，把批判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而真实地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

我们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艺术化反映。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它也要遵循这样一种创作原则。只不过儿童文学所要反映的现实有其特殊性，它要反映的是儿童的生活现实。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建设时期。就内容来看，前期主要是以革命政治教育为主要内涵的政治童话和小说，后期是以教育为己任的童话和故事。下面就简要谈谈现实主义之于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得与失。

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儿童文学创作

2O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浩大声势给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左翼文坛要求儿童文学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战争年代的少年儿童需要的是号角，是鼓点，是救亡图存的真的生活和真的道理。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成了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注重反映和描写风雨岁月中的少年儿童尤其是工农子弟生存的艰难与抗争，引导小读者多角度地透视社会和人生百态，成了30年代JL童文学的主体内容和创作倾向。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风潮的涌动，一方面使儿童文学作家们增强了使命意识，另一面中国文人潜在的对文学功利性的追求，将儿童文学实践与时代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以作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30年代，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关注，对社会底层儿童生存现实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胡风就曾指出，张天翼的作品，“始终是面向着现实的人生，从没有把他的笔用在‘身边琐事’或‘优美的心境’上面”①。

张天翼不属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深受新思潮洗礼的作家，相反，在20年代初，他还相当崇拜作新思潮之对立面的林纾。在1923年，他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后开始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进行反思。2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不仅接受了新文学的熏陶，各种各样的激进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涌入他的视野。经过几年痛苦的思索和写作上的探索，他终于由一个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转变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在成人文学领域，他以独特的文学思考和手法，超越了“革命文学”论者的局限。茅盾认为，张天翼：“意识上是一位前进的作家，形式上，他有他新奇的作风”。在成人文学创作中，张天翼与众不同的风格、小说技巧上的试验以及在创作中所进行的种种大胆尝试都显现出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日本学者伊藤敬一就注意到他对多种“现代主义”的借鉴，尤其是“新感觉派”：“张天翼的出发点，是要对绝望的现实赋予一种新的表现。人们已经没有希望，也已没有伦理道德，人们已无法保持现代的精神的统一。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自我异化，用以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已无法表现，而需要更深刻的感觉上的表现方法。”但在创作中，张天翼一直反对现代主义特有的形式和美学上的高蹈性。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和斗争》的文章中写到：“我是说明一一切艺术都是为了斗争，为了一定的人群的利益而斗争。”他认为，作家和作品都应该深深地根植于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然之境。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张夭翼始终认为他的作品和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相联。

二、现实主义的得与失

作为“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即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关注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现实中的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以《一件寻常事》、《团圆》、《奇怪的地方》、《奇遇》、《失题的故事》等为代表，另一类则是童话，以《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为代表。解放后，张天翼完全将自己的身心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他停止了对社会黑暗面的描写，而是改为描写新中国孩子们的生活，以《罗文应的故事》《去看电影》、《他们和我们》、《宝葫芦的秘密》为代表。

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张天翼一直是从现实中抓住政治方面或是教育方面他认为有趣的问题焦点去设计主题和形式，巧妙地运用儿童语言和心理来创作儿童文学。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的感召中，张天翼以儿童容易接受的形式讽刺了黑暗的社会，帮他们认清残酷的现实，鼓舞他们反抗的斗志，培养他们向往光明的热情；在50年代的创作中，他着重向儿童阐明观点，树立榜样，引导教育他们建立良好的思想观念，将他们塑造成合乎社会规范的新型儿童。

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和明显的主体意识。他的创作善于“通过孩子的眼睛，用朴素的形式，就社会的悲惨事实提出疑问”。从他第一部儿童文学创作开始，他就直接把现实揭示给儿童，实践着自己认定的文学要“表现出真实的人生来”的文艺思想。“真，是张天翼童话的艺术生命。”0他运用童话这种特殊的幻想艺术形式实践着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观。他的长篇童话就勾勒出宏大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力图从较高层次向小读者展示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宏观框架与本质矛盾特征的艺术世界。如《大林和小林》就以兄弟俩的两种经历和命运为线索，反映旧中国不同阶层人们的命运和矛盾，以展示整个中国苦难社会的广阔背景。《秃秃大王》则采用人、物穿插交汇，时空无羁组合的手法来折射人生和社会，既写了统治者的荒淫生活和种种暴行，也描绘了人民奋起反抗的壮观场面，构建出一幅“全景式”的社会画面。被诸多评论者一致认为的政治童话《金鸭帝国》更是以一种急促的笔调向小读者讲述着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帝国的诞生、发展以及帝国内部的矛盾纠葛。

从叶圣陶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才跳出了不写王子就写公主的西方模式，把笔触直接对准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上世纪30年左右，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又出现了郭沫若及左翼作家们的直视苦难现实的儿童文学作品，但由于左翼儿童文艺尚处于幼稚期，作品极为粗糙。真正继承现实主义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的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

与叶圣陶相比，张天翼作品里的抗争精神更为强烈。从30年代起，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就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着“载道”的政治教育目的，以一种昂扬的战斗激情，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显示出自觉追踪时代精神的主体意识。他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努力构建着成人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体系，教育、引导和规范着儿童，对他们进行着人性理想的启迪，营造着理想社会的图景，从而把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阶段。如《回家》中的小虎、《蜜蜂》中的黑牛、《奇怪的地方》中的小民子、《大林和小林》中的小林等个个敢于反抗、有较高的觉悟，他们是作为代表社会生活发展趋向的新人而出现。这让读者在他的作品里不仅看到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血泪，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同时，张天翼还善于在对生活现象的描绘中透视和把握社会并突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就鲜明地展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和两个阶级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命运，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广阔、更深邃的社会内容。这样，20年代由叶圣陶、冰心所写身边琐事和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此转向深化。

自至五六十年代，面对儿童的天真与外部世界的硝烟和纷扰，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和西方充满个性色彩的童话创作相比，中国作家较少对主体情感世界做深入的开掘，而是自觉地服从某种理性信念。

但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乐观主义的，而渗透着成人情绪的社会生活现实是无法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的。从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里，我们发现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与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童的审美意识密不可分的。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儿童的研究，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自我中心的思维”⑦，这种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主客体不分，儿童不能把自我与外界分开。“因此，他所感知到的既不是具有意识的自我，也不是独立于自我盼客体，而是一种主客体不分的混沌世界”，在这个混沌世界里，“属于主体的意识、情感与外界的事物紧密结合，表现出泛灵论和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儿童的世界是超现实的世界，儿童文学的审美是超功利的，它抛弃一切实用的目的，它不运载理性的手段，不是凭借某些固定观念，去编故事，去灌输思想。

童话这类文体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是借助于幻想的形式，构筑一个有趣味的、超现实的艺术空间。为了使童话世界更具魅力，幻想形式更加自由，在创作中一般都要尽量拉大幻想的艺术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之间的距离。因此，文学创作上的要求与时代的要求是很难统一的：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作家是要在作品中体现艺术的自由精神；从时代的角度出发，作家则要在作品中体现时代的脉搏、权威的话语以及功利目的。

当儿童文学越来越现实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艺术魅力。是服从于现实，与儿童文学本质精神相背弃?还是张扬童心，追寻儿童文学的自身的品质?张天翼常带着这种矛盾的思维进入创作。由于作家对现实主义观念和手法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后期创作的《金鸭帝国》就最终发展成为一部对现实政治观念图解的一部童话。这部童话诞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之时。民族战争的急风骤雨让童话这种文体的建构迅速逼近现实并由此拓宽了童话艺术的空间。与此同时，它也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童话的从容、轻灵和优美了。作晶的“三书”明显地具有《圣经》的色彩，正文中还出现了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对贵族的权、钱、色种种交易的描绘则已远远脱离了儿童的接受能力与审美趣味。一味地追求现实主义而使得童话中的现实与艺术的均衡在这里失去了。因而，现实主义使作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领域，但也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影响着他对儿童文学品质的思考。

总之，现实主义之于张天翼，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处在时代大语境中，任何一种新文体处于试验阶段时，政治势力一旦强大，作家就极有可能向强有力的主流话语屈服，使自己的作品仅仅服务于政治而走向单纯的观念图解。对于张天翼这样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作家和中国现代童话这样一种有着独特生动性的新兴文体，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注释：

①胡风．张天翼论[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95．

②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8．

③⑤[日]伊藤敬一．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0，454．

④张天翼．张天翼文集(第九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76．

⑥王泉根．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

⑦⑧雷永生．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评述[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