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在环境友好型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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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博物馆在建设环境友好型国际性海滨城市——连云港中的特殊地位和博物馆应该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环境科学理论对博物馆参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以及推动创建生态博物馆，作了深入探讨。

关健词：博物馆环境生态保护城市规划

进入21世纪，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新亚欧大陸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步入了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她在我国现代化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总体布局中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其远景性的开发建设，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之后又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奇迹的区域——环海州湾经济区。

当我们为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而热烈企盼之际，一个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也就落在我们肩上，那就是既要快速崛起，超常发展，又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千万要吸取西方国家工业化初始阶段对资源的野蛮攫取和环境的严重破坏所带来的恶果的教训；千万要吸取国内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个别城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教训；千万要牢记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道理。无论在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上，还是在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中都要做到环保优先。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通过努力，把一个山海相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连云港规划好，建设好。

在建设这样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国际性海滨城市的伟大事业中，作为城市文明的标志，公众文化载体的博物馆应该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这不仅是博物馆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问题，更是她的责任之所在。博物馆因拥有与其它文化单位不同的独特的文化资源配置，而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也就是有独特的话语权。

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有哪些？

首先是文物藏品。藏品是博物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文物藏品的数量、品类、品味又是博物馆外在的文化品质的表现。当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藏品概念包括：1、有形的宇宙星际物（如陨石）；2、自有地质年代以来的自然物标本（如动植物化石、矿石）；3、自有人类以来，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留物；4、当代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的物品；5、能够说明上述品类的科学资料和历史文献。正是基于这种表达，我们认为博物馆藏品所蕴含、承载的自然的、历史的知识信息，通过科学研究手段得以解读出来之后，对于探讨地球生命史和地球生态环境演变史，乃至对于具体到某一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例如我省考古工作者1993、1994年两次对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掘，根据对遗址文化层中的动物遗存及地层岩性的分析，证明其变化反映的气候特征与同一时期（7500-5000ab、p、）全球气候是一致的。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存环境是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环境，这对研究遗址所属的江淮平原的古地貌、古气候、古动植物种群无疑具有极高价植。

所谓生态环境系统是指由水、土壤、空气、森林、动植物等组成的“综合体”，人类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各要素的“综合支持”，它是维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其中动植物所体现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生态环境系统稳定、有序、良性循环或无序、振荡、恶性衰变的标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97年将其定义为：“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它的构成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四个层面，其中景观多样性中除自然景观外，还包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上述四个层面都能够在博物馆藏品中找到科学和文化的物证材料，而这正是博物馆能够参与环境友好型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的文化资源优势和物质保证。

其次是科研。科研是博物馆解读藏品的基本手段。博物馆科研手段是多方面的，除了一般社会人士所知道的传统的地层学和器型学的综合比较研究，用于鉴定文物年代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碳14测定、树轮年代校正、孢子花粉测定、光谱成像技术，超声波探测等一系列高新科技引进博物馆文物鉴定和器物修复中去。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阐述文物的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价值，则可归入博物馆的藏品文化学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环境考古学，则为博物馆引进了一个全新的学科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器物的造型、质地、纹饰、图案以及与历史的关联等问题的兴趣，而是把文物藏品的地位和价值放大到地球生态环境中去考量，反映出科学向人文的回归。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包括动植物化石）只不过是一件件“半成品”，在获得出土文物的遗址、墓葬、地层、地表位置等科学资料后，科研人员运用古地理学、古气象学、水文学、动植物学、土壤学、岩体学、生物遗传学等多种学科手段，同类排列，异类比较，乃至通过计算机的数字化处理，使文物自然的、历史的、生态的知识信息被解读出来。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为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代生态环境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为治理水患，遏制沙化，恢复植被，改良土壤，筛选农作物品种等，提供了可信的参考意见。当代社会，学科门类的分工愈趋细密，但每一科研成果的产生又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这就是当代学科领域的“分”与“合”，它是计算机网络和资料数字化处理技术所引发的一场科技信息革命的产物。博物馆之于生态环境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意味着博物馆一定要完全地具备多学科的科研人才，但博物馆可为多学科研究搭建精英平台，组织社会性的分工协作，科技攻关。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现，随之进行试掘进而全面发掘的连云港开发区中云乡藤花落新石器时代遗址，我馆正在组织馆内外科研力量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可以预言的是其最终的研究成果必将对我市云台山地区7000-3500年前（北辛—岳石）的古气候、古海岸线、原始农作物品种等生态环境要素有一个科学的说明，而这必将对我市环境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再次是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资源，博物馆实施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是举办文物藏品为主体的陈列展览。因此，文物藏品以及科研成果乃是博物馆的实施社会教育的主要的基本的文化资源；库房、展厅以及陈列所用的设备、设施则是社会教育赖以实施的物质保证；专业化的创意策划、设计制作人员和宣教人员又是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

博物馆在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中如何运用文化资源发挥其积极作用呢？

1、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博物馆以拥有的文化资源转换为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我们有较大的主题选择空间。一般来说文物藏品所蕴含、承载的知识信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不同类的成系列的组合式的文物藏品，所反映的自然界和历史文化的内容就更丰富。地方博物馆传统的基本陈列主要是地方史陈列，这种只限于陈述地方历史的陈列模式往往使文物藏品的丰富内涵被过多地限制在历史文化范围内，而很少涉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至少是一种资源浪费。如能在地方史陈列中同时有机地“嵌入”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生态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说是地方史陈列内容更具拓展性的选择。此外，也更可以在博物馆举办生态环境保护的各种专题展览或系列展览。除了举办陈列展览，还可以举办像“生态环境的历史—现状—未来”这样的科学讲座；在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举办“环境科学家与青少年朋友对话”这样一类活动，还可以编写出版反映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图册，以扩大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对象和范围。

重视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传统，也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学术倾向。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观念也体现出这种人文关怀。其共同点都是把人类活动（历史的和现实的）纳入生态环境系统来考量。目前，国际上通常将环境问题分为两大类，即第一环境或称原生环境；第二环境或称次生环境。前者主要指自然作用下的环境问题；后者则主要指是人类活动留下“印记”或施之以影响力的环境问题。我们所说的生态环境显然主要的是指后者，博物馆生态环境教育也应该更多地侧重于后者。

生态系统是一个运动着的动态平衡系统。在系统的运动中，它的各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使系统整体上保持有序、趋于优化。地球上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由于人类活动需要自然界的物质支持，环境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各种服务，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各种自然要素，而且包括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与自然和社会相互结合形成的各种关系。因此，人类活动之于构成生态环境系统的各种要素的影响力，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有序、优化至关重要。由于人类活动具有目的性、能动性和行为结果的可预期性，所以人类行为的自觉程度显得极为重要。不幸的是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时间太长了，只是由于在人类行为超出了自然界可能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开始以“报复和惩罚”的方法——全球气候反常、土地沙化、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酸雨、赤潮，蓝藻、致命性传染病肆虐等等——来否定人类的行为，使人类感受到生存危机时，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必须节制自己的行为，转而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个问题；认识到进行经济增长的数据统计时，必须考虑到环境成本，财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对生态环境无害的。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提出了“为了当代和后代，保卫和改善人类环境已成为人类的紧迫目称”的口号，使人们开始明白“只有一个地球”的含义。而它的直接背景可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伦敦泰晤士河水的变黑发臭，以及欧洲许多国家上空经常感受到的北非撒哈拉沙漠沙尘暴的悬浮物。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创设，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生存焦虑而提出的理性应对。它由美国著名环境专家LesterRBrown于1981年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一个社会学理论模式，并将其归入“国家安全”的政治范畴，之后，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即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宣言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定义在联合国42届大会上通过；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具有国际法效应的一系列文件。包括我国在内，全世界175个国家批准了上述文件，庄严承诺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共同责任；2002年9月，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世界许多国家的首脑参加由联合国组织的环境与发展峰会，共商可持续发展大计。由此表明当代人类对于自身行为之于生态环境系统的目的性、能动性和可预期性的影响，有了共同的认识，并已付诸行动。

强调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作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直接关系到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人类必须以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应对生态坏境的恶化，对子孙后代负责，是博物馆从事生态环境教育应该遵循的指导原则。它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依然是人。教育对社会来说从来就是现实的、功利的，其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的行为规范、思维模式符合教育目标，从而有利于社会。当然博物馆从事的生态环境教育只是全社会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指望博物馆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该全社会动员，形成合力，坚持不懈。采取多种教育手段，多种教育形式，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树立起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道德风尚。

2、发挥博物馆的社会参与功能

博物馆以其自己颇具特色的文化资源，能够积极参与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去并发挥她的独特作用：

为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提供咨询服务，以利于规划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上作出正确的取向。例如在目前东、北、西三个方向的建设开发已形成对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挤压情况下，博物馆以其对云台山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颇具权威性的发言权。可以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向规划制定者提出东、北、西三面适度开发，留有缓冲地带，保留南云台的原始风貌，拒绝大型工业项目和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建议；进而提出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规划片区用地规模，保护森林植被和名胜古迹；开发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等主张，又如对新浦民主路旧城区的改造。这里曾经是新浦地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金走廊，它那一座座中西合璧式的楼房建筑标示的是新浦这座现代城市的原始雏形，尽管它在周围栉次邻比的现代化高楼大厦的映比下显得几分寒酸和凄凉，但它是历史的记忆，是几代人温馨的乡恋。许多已经在我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剩下的几座楼房似乎已被分割包围成孤立无援的堡垒。对此，文物部门需要大声疾呼：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划出建设控制地带，并把对它的抢救性保护纳入城区规划中去。这是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并不是什么怀旧的乡愿情结。深圳、珠海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建成的国际化都市，许多所谓“城中村”就是清末民初的民居建筑，他们视之如珍宝，每发现一处就保护一处，修旧如旧，“依然固我”。在报章电视上频频报道，竭尽谥美之能事。因为他们的思维定势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城市是苍白无力的。生态环境学之所以强调人文景观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层面，因为人文景观是反映人类文化的一些特征表现出来的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的生存策略，与生物多样性的其他层面一样，文化多样性对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会有所帮助。我们应该向深圳、珠海学习，对遗存在城市里的文物古迹的保护，除了文物工作者要尽其所责，城市规划部门和决策领导的自觉认同同样也是重要的。

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活动。当代博物馆是一个开放体系，参与社会活动是博物馆文化资源的又一种形式的利用，也是博物馆价值取得社会认同的表现。例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欧洲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中，就有许多博物馆人士参与其活动。该组织成员达350万人，其活动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该组织的主旨是将环境保护与争取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主要致力于阻止气候变化、保护森林、拯救海洋，防止核威胁、鼓励可持续贸易等等。该组织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拒绝任何政府资助和商业赞助，以保持其组织的纯结性和在环境问题上行动的公平性。博物馆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如鼓励和策划环保自愿者的各种公益活动，指导社区的环境整治，参加地区的“国际环保日”和“生物多样性日”的各种纪念活动等。

3、推动生态博物馆的创建

在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中，博物馆应该积极地倡导建立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博物馆，并以自己拥有文化的资源帮助和促成此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建起步较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我国首先在贵州，尔后在云南、吉林等边远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了十几家生态博物馆。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内涵，目前国际博物馆界尚无统一定义，不过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政府对原生环境区划出一定的保护范围加以保护，禁止外人涉足，只限于专业人员对生态环境要素的各种变动数据，如水质、土壤成分、空气质量、生物种群的变化定期观察、采样、分析、积累资料，以期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如湿地生态保护区，热带雨林生态保护区、特殊地貌生态保护区均属此类。例如我省盐城滩涂湿地保护区、拟建中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区、贵州特斯喀地貌保护区可归此类。这类自然生态保护区虽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但已具雏型。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可以在保护区边缘地带选址建设生态环境博物馆，除了参观动植物标本，检索科技资料，参观者还可以通过环境监测摄像设备传输来的实况音像，具体地观察到保护区的原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场面。甚而，随着三维成像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人们可以无需电视荧屏而在感观上“进入”此类保护区。另一类就是具有人文价值的生态博物馆。选择原生态环境中的村落，保持原住民的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使用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原生态”，直至保持民族语言、婚姻方式和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一处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活标本”。参观者可以进入或留居此处，体验生活。如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西定乡章朗村的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创建于2006年1月，被描述为“自然的恩赐和多元文化的滋养，村民生活得和谐幸福”；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村落博物馆、澳大利亚毛利人保留地的聚落博物馆、我国台湾省阿里山高山族原住民生活村都可视为这样一类的生态博物馆。它被特别地强调其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即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对应，文化多样性的时空价值而被西方学者在理论上要求保持其“原生态”，拒绝现代生活方式的任何“进入”。但现代生活方式通过旅游者的涉足和商业交往终究开始了“侵蚀”的步伐，而使文化向多元迈进。如何既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态，又让原住民充分享受到现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种种便利，今后仍将是文化人类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可能成为一个研究范例。

对于像我市这样已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原始生态环境大大变化的地区，显然不可能建立像西双版纳布朗族那样的生态博物馆，但以我市拥有的山、海、河、湖、森林、滩涂，以及云台山的丰富的植物种群和鸟类种群，再加上位处东海县洪庄的“亚洲第一井”钻探所获取的5000多米深距的不同地质年代的岩芯标本，市博物馆可以策划推动创设云台山自然生态博物馆、海州湾海洋生物博物馆、浦东湿地生态博物馆、东海地质博物馆。也可以借鉴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模式，在生态环境相对稳定，传统风俗得以保留的山区或海岛，创建具有连云港人文和自然特色的民俗文化村。这类博物馆的兴建，将使我市博物馆在数量上和种类上得到较大的改观，对于加强全民环保教育，增强全民环境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包括旅游业）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们不禁想起了市博物馆于1982年在六朝古镇——凤凰城（今南城）发现的一块清代石碑，此碑位于原恬风渡渡口旧址处。碑的内容是告诫来往于渡口的人们要爱护渡口环境，保持清洁卫生。立碑时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被称为“古海州环保碑”。先辈们给我们以示范、以启迪，那就是在我们昂首阔步奔小康，努力实现“两个率先”之时，要更加爱护我们的家园，珍惜我们的青山秀水，碧海蓝天。

参考文献:

1、付保荣、惠秀娟主编：《生态安全环境与管理》

2、韩世泳：《新浦史话》

3、李民昌张敏汤陵华：《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

4、李洪华、包宗顺主编：《连云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5、杨东野、程士德主编：《昂起龙头跨越发展》

6《中国博物馆通讯》（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