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戏曲创作题材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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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现代戏曲概念上的偏差、对主旋律的曲解以及为获奖写戏排戏的动机造成题材面的狭窄，导致戏剧创作的滞后。要走出这个误区，首先要解决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要处理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的关系；还要正确理解创作和获奖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十一五”时期的发展规划，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国人民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艺术如何创新？戏曲如何创新？我们的戏曲又如何创新？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近年，全国的艺术创作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好，各级党委、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扶持艺术家创新精神，特别是设立了艺术创作专项资金，注重扶持具有创新意义的优秀作品，推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精神、有创意和探索精神的优秀作品，在题材的拓展、艺术思想的挖掘、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很多地区，很多领导者和创作者，在戏曲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还停留在一个误区里。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伟大时代，我们戏曲所面对的受众的精神需求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们的鉴赏水平在不断提高，审美趣味也在变化，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而我们的戏曲仍不能多样化，又怎么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又怎么能把观众吸引进剧场？

去年年底，文化部召开了国家艺术院团工作会议，文化部对国家艺术院团上演的剧目有一个统计，这里不妨把国家京剧院和国家话剧院上演的部分剧目抄来，从中窥出他们对剧目题材的选择：

中国京剧院：《平原作战》、《红灯记》、《文成公主》、《杨门女将》、《襄阳米癫》、《走西口》，传统经典剧目《二堂舍子》、《红楼二尤》、《桃花村》、《望江亭》等26部；国家话剧院：《哥本哈根》、《死无葬身之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纪念碑》、《生死场》、《半生缘》、《白鹿原》等。

这其中有中国传统经典，有新编历史剧；有国外名剧，有反映二、三十年代生活的，更有被后人批判的样板戏。题材的宽泛，不能不让我们惊叹：戏剧舞台，真的是改革开放了。

可是翻开我们市基层作者创作的戏曲名录，绝大部分作品是反映农村改革开放成果，歌颂好人好事，题材面狭窄，凸现着短暂的时效性和宣传性的思维定势。这种现象并非我市仅有，它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把基层的创作者和领导者固定在其中。

误区之一：现代戏曲概念上的偏差

我们以往都把现代戏曲理解为表现现代生活现代人的戏叫现代戏，和它对应的是古装戏。所以，我们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我们的剧团在选剧本的时候，都是偏向反映当代人的生活。然而，现代戏曲并不是一个题材概念，而是戏曲创作中不断追求现代文化精神、现代叙述方式过程中逐步积累来的成果，是对传统戏曲的一种突破。这与我们理解的穿着现代服装就是现代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提出现代戏，并不是拿它做标签，用来作题材上的划分，更不是服装上的区别，而是一种价值预设，是对于它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通常概括为现代戏。

近年来，全国出现了大量的表现历史人物的戏曲，如：《曹操与杨修》、《董生与李氏》，《膏药章》、《五女拜寿》等，这些戏中的人物的都是古人的服饰，然而，他们所表达的是现代文化的精神和灵魂，是对现代人性的关注与思考。特别是《董生与李氏》、《五女拜寿》，一个是根据尤凤伟现代小说《乌鸦》改编，一个是根据中的一个家庭发生的故事改编。用古人去演绎现代的题材,我想作者的主要意图是找一个较为灵活的外在形式，在表现时更加自由。

误区之二：对主旋律的曲解

我们往往在创作之前，要求作者要写主旋律的东西，我们把文艺的主旋律理解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为歌颂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表扬好人好事，我们的思想观念甚至还停留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阶段。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主旋律？

让我们来看看2003——2004年国家精品工程评选的剧目：戏曲《膏药章》，写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普通小人物，他因为胆小而绝不革命，但是他帮助革命；《变脸》，写了一个江湖艺人把变脸的绝技传给后人流传至今；《董生与李氏》写了一个儒生与一个寡妇；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写的是一个唱戏的武生与豪宅的三姨太的生死恋情；《大梦敦煌》表现的是一个画工的爱情悲剧；《八桂大歌》则是一幅民族风情画。十部精品巨作，有六部表现的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主旋律，难道它们都不是主旋律作品吗？

关于主旋律，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指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演奏的主要曲调。当今社会，文化已经形成政府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这三种文化有交叉部分，又重叠部分，也有不相容的部分。本人以为，重叠部分就是政府、精英阶层、人民大众都能接受、认同的，因此就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这种文化形态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个部分就应该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主旋律”。

主旋律包含着意识形态文化，也包含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因此，把主旋律理解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为歌颂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表扬好人好事”，实在是管孔之见。恩格斯评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的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也就是说在《阴谋与爱情》之前，德国没有一部“有政治倾向的作品”。在没有“政治倾向”的作品里有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伟大的作品，那么就是说“没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也能成为好作品。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让人民喜爱、让人民满意的文化形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的主旋律。

误区之三：为获奖写戏、排戏

我们在拿到一个剧本的时候，常常首先考虑的是这个题材能不能获奖，能获什么奖。我们把很多的心事放在揣摩现在什么题材的戏走红，评委吃什么样题材的戏，什么样的题材能拿到“红头文件”“通行证”，而很少去想群众喜欢什么样的戏，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戏；很少去想这个戏能不能得到群众的喜爱，有没有生命力。所以我们的戏靠的是用“红头文件”“通行证”进入市场，而一旦没有了“红头文件”、“通行证”，就寸步难行；所以我们的戏一参加完汇演就收进仓库。也许，收进仓库是无奈之举，进入不了市场，观众不喜欢看，不进仓库又怎么办呢？

观念上的误区，造成创作题材面上的狭窄，进而造成人心的急功近利，剧作的平庸、肤浅，造成剧团必须依靠“红头文件”，导致观众不愿进剧场，这就是我们绝大部分剧团的尴尬。

我们不是不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要歌颂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成果，不要表彰好人好事，不是不要去拿奖。歌颂、宣传的戏要演，奖也要拿，但是，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要花大力气去探讨、去研究的问题了。

首先，要解决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今天我们党提出的文艺方向还是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仍然是从人民大众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人民这个概念。因为历史的前进，它的内涵已经和过去不同，它比过去更加宽泛。

为人民大众服务，对创作者来说包括两个方面，1、创作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生活的作品，2、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那么人民大众的生活面究竟有多宽？在农村是不是只有艰苦奋斗奔小康？在城市是不是只有自谋出路再就业？在家庭是只有孝敬父母、教养子女、邻里和睦、团结互助？而党的干部就是一心为民、要么就是反腐败？还有，什么样的作品又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呢？仅仅是“红头文件”的作品吗？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有人说，现在观众不喜欢看戏曲，戏曲已经死了，所以只能靠“红头文件”才能勉强维持。

前不久，看到一篇有关河南豫剧二团的文章，文章中说：近年来，经历了房产开发、剧场拆除等，几乎陷入人才断档，财政尴尬、举步维艰的困境，2001年投排《程婴救孤》时，账面上只有800元钱。他们提出了十六字奋斗目标“团结拼搏，滚石上山，走出困境，敢为人先”，同时做出大胆举措，复排了优秀传统剧目《下陈州》、《三哭殿》、《大祭桩》、《骨肉恩仇》、《清风亭》，北上南下，大大提到了知名度、影响力，开始异军突起，焕发了旺盛的艺术生产力。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1、优秀传统剧目有市场，受到群众欢迎和喜爱；2、戏曲并不是“死了”，也不是群众不喜欢看戏了；3、群众喜爱就是“红头文件”，就是“通行证”，是群众给二团“放了行”。

为争取政府的“红头文件”、“通行证”而写戏，而排戏，导致了很多作者坐在家里对照着文件、报纸闭门造车，导致了不再有人真正的深入表现底层世相和民众的命运，深刻挖掘普通百姓道德闪光的作品凤毛麟角，又常常有意无意的将底层人物高端化或精英化。对底层生活的漠视和对民众的真实心态的隔膜，不但容易遮蔽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实在的真实，还可能误导社会的审美风尚乃至时代的精神趋势。这是很可怕的，其造成的恶果不仅会影响这一代人，并且会影响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第二，处理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的关系。戏曲作为中国最为普及的一种艺术，最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形式，人们对它的本质的认识也最为清楚。“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生如戏剧，戏剧演人生”等等一些谚语就是对戏曲本质的最透彻的诠释。

对于戏曲的功能，人们自古就有认识，汤显祖在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妙计》中说，戏曲“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母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戏曲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在观众中引起作用而产生效应的，因此很早就有“高台教化”一说。

戏曲具有娱乐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是通过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来实现的。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就这样说：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同时通过典型化的表演，教育寓于其中。

北京京剧院龙年推出原创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该戏上演后好评如潮，不仅招回了中老年观众，更吸引了众多时尚青年，使剧场里“黑头人”占了大多数，四年间票房收入上千万，同时拿了国家赛事的所有奖项。为什么能如此火爆？该戏的宗旨是“好看、好听、好玩儿”，它要的就是把观众“带入早已在那里等待着你我的亲近、放松和消费的世界”。

前不久，我在南京看了省昆剧院的传统戏《小孙屠》，本以为昆曲的慢节奏和难懂的语言会让人失去耐性，出乎意料的是，这台戏不仅好看、耐看，而且感人至深，剧场里掌声、叫好声不断，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离去，演员几次谢幕。更出人意料的是剧场里“黑头人”观众占了一大半。

我们常说，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可是我们常常在创作的初始想到的是跟不跟得上形势，适不适合上级领导的口味，能不能拿到“通行证”，得不得到奖，却很少考虑群众喜欢不喜欢，很少考虑有没有市场。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对立起来了，想的仍然是“为政治服务”和“教育观众”。

中国戏曲最初是从民间走进宋元时期的勾栏瓦舍的，是艺人用来换取衣食的，因此“好听、好看、好玩儿”就是戏曲的宗旨。试想，如果你的戏群众都不爱看，都不来看，你又如何去换取衣食？你的教育功能又如何实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很多人往往视而不见。

豫剧二团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剧目必须多样化。宣传戏、政策戏、好人好事戏，应该有，但它只是戏曲广大题材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品种，而绝不是全部。那么是不是除了宣传戏、政策戏、好人好事戏以外，其他题材的戏就没有教育功能了？任何一部戏曲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带有时代的烙印，或真善美的，或假丑恶的，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宣传党的政策，教育民众，还有用真善美去感化民众，让民众在感动中，在愉悦中，不知不觉地提高辨别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能力，不知不觉地从真、从善、从美，完成戏剧的教育功能和认知功能。

第三，正确理解创作和获奖的关系。这是一个老话题，在当下都在讲精品工程的时候重弹这个老调，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我们作者在创作之初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获奖，我们的剧团在接到本子的时候，想到的是能不能获奖，我们的上级领导在审查剧本的时候，在投资的时候想到的是能不能获奖。“奖”，成了作者、剧团、主管部门脚上的镣铐，大家都带着这付镣铐跳舞，都跳得很艰难、很无奈。

我们不能指责拿“奖”的心理，因为拿“奖”并没有错。奖是对一个作品的肯定和赞赏，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文化政绩和实力的标志。搞一个戏不容易，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搞戏更是不易，有限的财力、物力要求一个雨点要砸出一个坑。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拿奖”和群众，和市场对立起来，不能因为要“拿奖”，就违背艺术规律，就放弃人民群众放弃市场，就投机迎合，急功近利。投机迎合、急功近利，往往得不到“功”也失去“利”。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经验教训。

君子爱“奖”，取之有道。

道之一：戒功利，去浮躁，沉下心，踏踏实实搞作品。业内人士都知道，“十年磨一戏”，这是多少代戏剧人士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膏药章》、《变脸》、《董生与李氏》等作品，都是经历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磨砺，都经历了创造、感悟、发现、提高，再创造、再感悟、再发现、再提高的艰辛过程，才成为可以保留下去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这就是“水到渠成”，功夫“磨”到了，你不找“奖”，“奖”也会来找你。

道之二：有功利，戒浮躁，深下去，再刻两刻。前面说过，戏曲具有“高台教化”的功能，因此作者就免不了要创作、剧团就免不了要演出宣传戏、好人好事戏。但是，宣传戏、好人好事戏怎么写？是就事论事，还是艺术上有一个高的标准？

二战时期，苏联有一张招贴画，题为《你为战争做了什么》，上面是一个士兵指着每一个观看他的人发问：你为战争做了什么？这幅画极大的鼓舞了人民斗志和爱国热情，纷纷参军入伍，奔赴保家卫国的战场。一幅画之所以能起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摒除了空洞的说教，用形象、简练的质问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宣传戏，好人好事戏，不能脱离功利，但需要避免急功近利，避免空洞的说教，避免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

鲁迅说，深刻就是：要深进去，再刻两下。

宣传戏，好人好事戏，也要深下去，再刻两下。

我们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时代，我们的戏曲创作正处在氛围越来越好的时期，我们肩上正担负着振兴连云港戏剧，建设连云港文化高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