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在经济节目中的作用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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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新的表现手法也日趋丰富。记者运用隐性采访方式可以采集到公开采访所采访不到的新闻事实。因此，近年来，通过隐性采访所获取的新闻逐渐增多，并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1.隐性采访又叫暗访，是相对显性采访而言。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是：“不公开记者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这种方式运用得当，可以达到显性采访达不到的目的，获得第一手材料和较有价值的新闻。可以说，隐性采访是显性采访的重要补充形式。

1998年11月在济南台《经济大观》栏目播出的《走近以旧换新》一片中，记者运用显性采访和隐生采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以旧换新这一经济大潮中的商品促销手段进行了报道与剖析，使观众对这一新兴的促销方式有了一个根本的了解，并对一些不法商家的欺诈行为进行了鞭挞。其中，关于“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能得到多少实惠，记者就是采取了隐性采访的形式，先后去了三家商场，结果发现，标价签上仅仅注明零售价、以旧换新价，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问及“如果没有旧家电是否也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时，营业员的回答是肯的，没有旧家电优惠150元，有旧家电的，旧家电折旧价为200元”。由此可见，消费者的旧家电折旧价格仅为50元，这与旧货市场同等商品的价格相去甚远。当记者再问到为何优惠价格不在标价签上清楚地注明时，营业员的回答让人感到此类活动的不规范性：“你如果问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记者：“我如果不问呢”?

营业员：我也会给你说的，我们这儿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

采访到这里，以旧换新中旧家电到底价估几何，消费者能得到多大的实惠，部分商家、厂家到底在玩什么花样，相信观众一定会明白的。试想，如果节目中只有通过显性采访，由营业平铺直叙地讲述以旧换新如何换，而没有隐性采访所获得的直接事实，报道就会流于一般的化。镜头里营业员信誓旦旦的保证，以旧换新的种种好处，尽力推销商品等一些鲜活的东西就不会出现，以旧换新到底换什么，就没有这么大的冲击力。

2.隐性采访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使观众产生一种认同感。我们通常的采访方式是找当事人了解情况，然后由当事人加以陈述，一直倡导的视觉新闻、现场新闻，也基本是置身于一个比较固定的场景。而隐性采访，记者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去体验，参与一个较为完整的事件过程，易于把握，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展现其丰富性，避免了单把干巴巴的结果塞给观众。而记者隐去其记者身份，不仅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更能使观众有一种认同感，从而拉近电视与受众的距离，使我们的节目更加生活化、故事化。

97年《经济大观》曾做一期体验版，主题为：体验夜间消费，内容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记者分为几路以消费者的身份分别来到火车站、汽车站、24小时夜间售药药店、24小时营业的各大商场、酒店等，看一看是否与自己承诺的相同，夜间搭的同一起始点、终点站价格是否与白天不同，线路是否一致，各条服务、家电维修等专线是否有人值班。通过一番明察暗访，记者获得了大量较有价值的新闻，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收视率一越成为全台的自办节目第一名。

3.隐性采访是进行电视批评报道的重要手段

批评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对违法行为和不良现象实施舆论监督。如果记者采用显性采访方式，亮明身份，说明采访意图，一般很难了解到事实真相。许多成功的批评报道都是用了隐性采访。

今年入夏以来，北京某派出所不断接到居民报案：空调外机被窃。7月29日一夜之间安定门一小区内竟有六户空调外机不翼而飞。是谁偷了空调外机?为何偷?偷了销往何处?这里的是是非非，依靠显性采访肯定无法弄清。于是，北京台记者装扮成买空调者，到旧货市场找线索，不仅弄清了是谁在偷销空调，而且还拍摄到了一些不法交易的珍贵镜头，并从中发现是某些旧货市场货源的无序管理让不法之徒的脏物有了可乘之机。从而给如何搞好市场管理敲响了警钟。

4.隐性采访有利于记者转变采访作风

市场经济大潮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社会的浮躁心理。记者的采访作用也逐步变得不那么深入了，跑衙门、翻旧报纸、找选题之风日长，这无异于自废武功。

而隐性采访的日渐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记者已改变采访作风，使其采访不断深入。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以来，我国新闻媒体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一种必然。众所周知，隐性采访是在报道依靠显性采访无法获得新闻价值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方式，靠坐小车、进宾馆、看材料、听汇报或搞有偿新闻完成隐性采访，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隐性采访要求记者必须有深入扎实的采访作用和献身新闻事业的敬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才能抓到新鲜的鱼。

1997年，经济部《经济焦点》栏目在3.15期间推出特别报道《聚焦3.15》分别从吃、穿、住、医疗纠纷、旅游、农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明察暗访，并对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投诉给予爆光，三位编导因此遭到恶意电话、威胁传呼等“警告”，这说明报道正中某些人的痛处，新闻真正发挥出了舆论监督作用，如果没有深入扎实的采访作风，没有事实求是，追求新闻客观真实的报道，没有把新闻事业当作党和群众的喉舌这一使命感，记者是不可能冒着危险去做这样的隐性采访的。

二

对隐性采访所获取的资料应当注意感性真实与理性真实的统一。尤其要避免走入“眼见为实”的误区，还必须有分析，记者通过隐性采访而获得不易获得的材料，由于难以与大量其它材料相对照，因而容易陷入纯客观主义或以偏概全的境地。对此，列宁有过深刻的提示：“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美国推销员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推销鞋子。到达后，两人都给各自的老板发回一封电报。一个讲：“太糟了!这里人都不穿鞋，我明天就返回。”而另一个则说：“太好了!这里人都没有鞋穿，我要做一笔大买卖。”视角不同，引出了迥异的判断和行为。因此，当我们通过隐性采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后，要进一步用发展的观点和联手的观点，对所见所闻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理性分析。还是同志讲的那句话：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深入”必“身入”，但“身入”还不等于“深入”，貌似“深入”的“身入”，产生的报道终要难脱主观片面，尤易误导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错误的观点比没有观点更有害，新闻工作者尤其如此

三

电视报道实践证明，隐性采访是电视界尤其是电视批评节目难以缺少的一种采访手段。但是严格说来，我国目前使用隐性采访方式，主要源于操作经验和习惯做法，缺乏必要的保障和法律规范。对于隐性采访合法性，合理性的唯一解释是为了公共利益，隐性采访常常甚至有时是不可避免地要窥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探视人家不愿公开，精心遮掩的人生与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浙

江有一家电视台为了调查杭州、宁波、上海三城市的市民文明程度，记者们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将准备好的一些信件故意扔在这三座城市的车站、繁华街道等地，看看是否有人会把它拾起来，是否会拆开偷看，是否会主动把它塞进信箱?。当有人捡起信后，盯梢的记者便紧紧跟随，一旦有人私拆信件，记者便亮出身份，对其作采访，并告诉拆信人：私拆他人信件是违法。结果这一调查方式，引起了一场风波。

新闻的真实性，一般包括本质真实和现象真实两个方面。本质具指新闻应具有的社会普遍性，现象真实是拍新闻的诸要求及细节等要符合事实。只有具备本质真实的和现象真实的新闻才符合真实原则，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真实的。

浙江某台的作法，实际是超越了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容易伤害调查对象，诱导他们违法。这里所说的伤害，除了直接对他人造成精神、财产、肉体的损伤之外，还包括故意创造客观条件，诱导调查对象做出不道德或违法的事来。虽然私拆别人信件这种事情的确存在，也就是说明这条新闻具备本质真实，但在记者的诱导下，故意创造客观条件下，去私拆别人信件，就违反了现象真实，而且，一旦引起新闻纠纷，被调查者可以抓住记者诸多把柄，会有设圈套、挖陷井、引诱上钩嫌疑的记者，处于不利境地。

因此，在偷拍偷录时一定不能超越一定的法律道德界线。1997年通过鉴定的国家设科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中对舆论监督的对象有这样的界定，“舆论监督的客体(对象)，从理论上说应当是除了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对象和现象。”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受法律保护的人及其行为是不能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监督的，对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及其行为，可以运用偷拍偷录等方式实施舆论监督。在我国，新闻机构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对于某些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已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政策、规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人和事，新闻工作者有对其偷拍偷录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这些喉舌功能赋予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权利。

对于一些法律、法规、政策、规定都没有涉及，却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人们通常按照惯例，对其进行“道德审判”。记者在新闻采访中将违反社会道德的人和事进行偷拍偷录并公开报道，同样是运用舆论监督进行一种“道德审判”。

当然，大量使用隐性采访也会令公众产生不安全感而损害记者形象，因为记者毕竟同密探、秘密警察不同，因此，有关部门对隐性采访订立一定的法律规范或行政规范，无论对保护记者还是限制记者的职业使命，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