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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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注：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磁。）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注：参见安德林（C·F·Andelin）：《第三世界的政治变化》（PoliticalChangeintheThirdWorld），伦敦1988年版，第52—54页。）。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至少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两者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络（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互联网络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了歧视，实现了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球互联网络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预计到2000年，用户将增加到3～4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8年的210万，预计今年将达到9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络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络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

一.网络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

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捕获其想象力，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见也最奏效的方式。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等，在这些方面政府一直显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权威。

B·安德林曾经精辟地论证过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出现，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体的强烈感觉，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来指称民族国家和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注：参见安德森（B·Anderson）：《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伦敦1983年版。第16页。）。而早在60年代，传播学界的天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仅仅因为电视的大规模发展就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地球村”（注：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

在这种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普通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筛选）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向大众广泛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几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往往由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却步或者难以扩大影响。反过来看，由于传播路径的单向性，国家可以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

互联网络的诞生和扩张正在改变这种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靠着统一的协议，为用户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尼古拉·尼葛洛庞蒂对作为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注：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规模空前的超越国界的电子疆域——赛博（Cyberspace）。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

互联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具有传统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络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注：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33位网络时代精英预言未来文明的特质》，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其次，它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把网络变成了第一种个人化的传播媒体。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

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和封锁权利飞速丧失，政府被迫面临信息内容无法控制的尴尬处境，统一的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瓦解。

同样可以预料，在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从而导致信息权威的缺失之后，网络空间有可能被真伪难辩的信息垃圾所充斥。像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注：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9页。）而国家面临的更大的难题是：对此究竟应该放任自流，让民众自由抉择，还是重新祭起强权的大旗，来控制这种不可捉摸的传播？

二.网络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

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实就是合法意识形态的塑造，它的目标是强化公众对当局和典则的认同感。按照美国学者伊斯顿的理解，合法的意识形态是由这样“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使公民）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注：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通过强调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爱国情感，吸引公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它使得公民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奉献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荣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9页。）。

但是互联网络推广的价值观却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在个人电脑和网络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黑客独立宣言，它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注：参见吴伯凡：《孤独的狂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这个宣言的潜在话语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一个控制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案》，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围剿而流产。它鲜明地展现出政府控制在网络时代的命运。

与网络的个人自由主义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对全球化理念的张扬。网络不但经由虚拟现实把“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发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还真切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很多可见的层面上，身处全球化时期的政府都愈发无法来去自如地运作了。规模空前的恐龙型跨国公司已经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一起成为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国际组织单元。尤其是跨国公司使“国别经济逐渐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跨国公司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注：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7页。）

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像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注：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注：参见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三.网络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着力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注：塞·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都是严格控制的。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

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可以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注：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以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群体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络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络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

更加严重的是，一些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在利用互联网络大摆讲坛，并可能获得比以往严格控制时多得多的支持。因此，随着网络规模的继续扩大，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困境将更加明显并不断深化。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主化和制度化进程，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互联网络的扩张正在打乱这种进程的节奏。在激进的自由民主派人士看来，这是网络以技术的方法在开启民主的大门，是值得大大庆贺的。但笔者以为，政府如果对这个进程缺乏必要的了解，缺乏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那么，无论对于政治体系还是生活于其中的大众来说，都不一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