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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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乃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维度之一。因此，政治生活的状况也就不可避免地表征了人类自身文明进步的程度。正如两千余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考察论述古希腊城邦制度时所指出的：“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τσλσs）’，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因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形成的。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I.Dominguez）所说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式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现代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这种改革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要在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就政治改革和发展而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而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时，首先来考察一下当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若干见解又是不无益处的，其某些理论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颇有启迪意义。

一、政治发展研究概况

从实际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发展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为盛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发展的内容。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发展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发展内容的研究，仅仅只是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热潮之所以在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很明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的情况下，由发展研究直接促动和引发的。正如阿尔蒙德（CabrielA·Almond）所说的：“第三世界发展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并使整整一代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赢得了声望。”（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437.）既然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研究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和发展研究共享了导致它们产生的历史和背景。这就是：首先，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实际上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

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道路都是比较独特的，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颇有吸引力。无论是从“冷战”政策，还是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上都需要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的理论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有意识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发展研究的产生，在开始都是为了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与世界霸权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直接产物。

这样，联系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理论背景，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下述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知识起源，即：第一，社会进化论和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发展理论。就社会进化论而言，是以孔德、滕尼斯（FerdinandToennies）、杜尔克姆、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学说为主线的。从发展理论来看，既有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有现代化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第二，就政治学本身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谈到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迅速发展时，强调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他们说，在60年代这10年中，论述政治发展的意义、用途、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的知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和大陆。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而同时，“促使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二股潮流，来自以后称之为政治学的‘行为革命’。这就须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要求理论严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系统的框

架。”作为例证，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政治发展著作，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S.Coleman）及其同事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DevelopingAreas），伦纳（Daniel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PassingofTraditionalSociety），以及多伊奇（KarlW.Deutsch）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SocialMobiliz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W.Pye）、宾德（Leonard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Lapalombara）、维巴（SidneyVerba）、韦纳（MyronWeiner）、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卡特莱特（Philips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而其中，“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onComparativePoliticsof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简称SSRC）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

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沃德（RobertE.Ward）和罗斯托（DankwartA.Rustow）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inJapanandTurkey），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andPoliticalDevelopment），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CultureandPoliticalDevelopment），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PartiesandPoliticalDevelopment），宾德、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卷（1975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Tilly）主编的，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领导十余位历史

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CivilCulture:PoliticalAttitudes&DemocracyinFiveNations）。（注：ibid.,pp.441—444.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著，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Powell,Jr.）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ADevelopment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ComparativePolitics:System,Processand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

inChangingSocieties）等。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of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的实际观点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

策论者的普遍主张。”（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0—11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笔者以为，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本身的理论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因为，既然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发展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与发展研究的状况相关。对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而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殊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政治发展分析至少有三个重要学派。体系功能方法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源出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宾德等人的著作中；“社会进程方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这反映在伦纳、多伊奇、卡特莱特等人的著作中；“比较历史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较为传统的方法与热切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顿、罗斯托、艾森施塔特等人的著作中。发展理论家索姆吉（A.H.Somjee）认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存在四种研究倾向，即“纯粹论”、“相互关系论”、“整体论”和“放逐论”（实际上

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创立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注：A.H.Somjee,DevelopmentTheory:CritiquesandExplorations,MacmillanAcademicAndProfessionalLTD,1991,atChapterⅠ.）但我还是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观点，（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五章“政治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学派（或三大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不发达理论学派（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本身却受到了不发达理论的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也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有所反映，就连阿尔蒙德也承认这一点，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对不发达理论的政治发展研究作了分析，同时也为政治发展中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p.444—46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化论者一

般都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同建立一个民主化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联系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样板与目标。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举出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和克尔作代表，并说：“他们三人都认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与政治结构的发展相联系的，而且实际上要求政治结构同步地走向多元化。李普塞特列举了某些历史资料，说明民主制度与工业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艾森斯塔特则强调职业的日益分化和人们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艾森斯塔特说：‘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更多地参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和参与公民秩序，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实体的建议。’克尔则认为，社会成了国家，这些国家是建立在多元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终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采用西方成熟工业国家的那种结构。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将把一切意识形态分歧荡涤殆尽，各种社会将进

入‘现实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国家就是各种权力成分之间的协调者。昔日的阶级冲突不复存在；劝说、推动和示范成为日常生活的秩序；战场在走廊里，而不在街上；备忘录、警告代替了流血斗争。政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将这样实现，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公正的民主原则，并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协调社会的利益。”（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91页、第9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然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上却没有获得它的阐释信奉者所期望的成功，在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途夭折，陷入政治动乱，并且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种现实也削弱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也指出了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他说，人们一般都认识到，“第一，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多学科特质的发展问题，只做了口头服务，而且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倾向于做非历史的研究，其忽略经济因素的影响，颇令人遗憾。第二，现代化理论不能了解及解决国际社会中‘有’（富）和‘没有’（贫）国家之间的极端不平衡的财富分配问题。换言之，现代化理论不能说明及解决进步工业国家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逐渐扩大的

贫富差距。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策略’（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fortheFirstUnitedNationsDevelopmentDecade）（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的后半期，发现不能解决落后国家的贫穷问题，悲观主义随之弥漫。”（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1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在现代化理论受到批判、影响而被削弱的同时，用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不发达理论本身却并不具有理论建构的能力，它对政治发展并没有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建设性主张。于是，政治发展研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在理论模式的探讨上便没有什么进展，而转向对政治现象的经验事实的解释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基本出路。虽然从一般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处于低迷期，但从它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研究这种比较务实的情况来说，仍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比较活跃和有前途的领域，因此，似乎不能说从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到了“衰竭期”。

二、政治发展的内涵

那么，政治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由于学者们的认知兴趣、分析框架、参照系统和研究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歧义颇大。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种要素：第一，是人口发生变化，从臣属地位转变到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参与之扩张，对平等原则逐渐增加敏感性，及对普遍法律的接受。第二，是政治系统之能力增强，政令能贯彻深入地方层级，控制人民之间的争端，应付及满足人民之需求。第三，是政体组织结构的分化、功能愈趋专化，及各种制度和组织之间的整合。”（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5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他还认为，“一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高，且能达致平衡状态；反之，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低，结果必会导致政治衰退。”（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5—26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尼德勒（MartinC.Needler）认为，“假如政治发展有二个面向，一是维持宪政完整，一是参与之程度，而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在原则上可由宪政和参与共同所得的单一分数来代表。那末，政治发展的分数，将是宪政分数和参与分数之间的中项（middleterm）。”（注：陈鸿

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8—2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阿尔蒙德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政治发展：首先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这主要是指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某种政治文化成为普遍化的、大众化的政治文化。其次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在分化当中，政治“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而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最后是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高，即政治体系扩大其政策作为的能力的提高。（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22—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即：“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注：引自王元：《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0—71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在为格林斯坦（FredI.Greensltein）和波尔斯比（NelsonW.Polsby）共同编辑的《政治学手册》（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撰写“政治发展”词条时，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指出，由于学者们对政治发展较为关切，因而也促使他们为“政治发展”下定义，于是“定义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出来”，但在他们写作的词条中，他们对“政治发展”这一词汇“一般从四种不同的方法加以使用”。这就是：（1）地理的。“实际上这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较穷或者工业化较差的国家的政治的一种简化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差不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某个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即便所使用的主题、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可能与研究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所使用的相似。这样，在坦桑尼亚，调查研究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态度往往被称之为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而在英国使用的同样的调查表则就不是”。（2）派生的。在“这里，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指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3）目的论的。在“这里，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发展据说还涉及向若干不同的目的的运动，而任何一个目的也许只有在实现其他

目的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使政治发展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政治发展就意味着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这样，政治发展就变成了多余的标签。在各种各样目的中，被视作是与政治发展为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朝着这些目的的运动含蓄地或者明白地被看作是较为普遍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是严格区分的。后者被看作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可以出现在现代社会或过渡社会，并且常常由于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遭到破坏，导致‘政治衰败’”。（4）功能的。在“这里，政治发展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也许人们可以争辩说，这样一种社会需要某些类型的政治进程、价值、领导和制度，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这种社会具有比其他类型更适合的某些类型的政治，那么它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

”（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1—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由此可见，政治发展的内涵是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定义的。但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在总结国外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看法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所作的概念界定，相对而言却是比较充分、全面而准确的。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3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而我理解，在这种政治发展当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或者说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又可以这样来概括，即亨廷顿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备与发达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在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主题也就比较明确而集中。

三、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

纵观整个政治发展研究，其所有的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无论学者们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关注的具体内容如何，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主题之中，这其中既有对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内涵的探讨，也有对如何走向政治民主和稳定的途径的分析设定。如果有进一步考察的话，大致说来，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偏向于政治稳定，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发展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这两个‘什么’发展曾是广泛分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早期分析文章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向政治民主的进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为许多学者相信“政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显然，把政治发展看作是向着政治民主转变的一个过程，乃是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与主张在政治发展中的反映。

于是，在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下，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治民主试验，这种试验有时被称为“民主式的民众主义”（DemocraticPopulism）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余年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这个战略。在大多数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人们也很尊重民主。美国和西欧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方案，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总而言之，在鼓励他们引进民主、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然而其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政治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得到实行，而且试验的结果还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状况，造成了社会动荡。首先，“在60年代，非洲的民众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机器。在60年代末，许多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代它们的是腐化的军人政权。”阿尔蒙德认为，“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完成首先建立民族国家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首

要任务，它们在政府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想实现人民参政，还没有生产出产品就想分配。”他以加纳为例说明：“从1960年到1966年，加纳处于恩克鲁玛统治下。在这期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没有增长，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腐化现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恩克鲁玛政权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独裁。”（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其次，“在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实验也失败了。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一方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的工业权贵，另一方是要求参政和较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民众主义运动。每当这些民众主义运动威胁要夺取或者实际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统治时期），就会发生加剧的政治紧张和骚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夺取土地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危机，在危机中军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断了宪法的实施。”（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

3年。）最后，这种政治民主实验的严重后果在亚洲一些国家也未能幸免。阿尔蒙德指出：“在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走的是左倾道路。反对党没有遭到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壮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企业被收归国有，然后在196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印度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了民众主义发展战略的后果。从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只稍高于1％。全国收入的份额从20％降到14％。印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因此在英迪拉·甘地第一次任总理时，从1975年到1977年中止了宪法规定的自由，宣布了紧张状态。在这段镇压和权力集中期间，政府作出努力来增强政府效能，改善经济活动，并解决不平等问题。”（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3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许多政治发展的研究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都深信，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然，其相关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政治民主的进步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这两个政治变量就是“政府能力（或权力）”与“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由于权力（Power）及参政（Participation）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P”，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P”。两个经济变量则是“经济增长（或财富）”和“分配（或福利）”由于财富（Wealth）及福利（Welfare）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W”，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W”。他认为，“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1页、第362页、第3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而派伊也坚决主张“民主政治有助

于经济发展。反对那种专制和集权体制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而鲁塞特、达尔、卡特莱特、麦克龙和克纳德、纽鲍尔、迈尔和杰克曼等人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又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可能不是直线型而是曲线型的，即“在经济发展中至少存在一些界限，越过界限，拥有民主政权的社会的概率极大，同样，越过这一界限，这种概率也不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大大增加”。甚至有人还精确地指出，“当社会通过人均收入达到1960年时的300至600美元这一过渡地区（或者说界限）时，民主也许就会出现。”（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15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然而，在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验又的确失败了，这又如何解释呢？学者们认识到，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在“事实上只是在1830年至1930年这一百年过程中，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确立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与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相符合，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刚开始工业化时不同，更与发达国家的现状相差甚远，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组织和机构，其政策贯彻能力很差。更何况，在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也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此，乐观主义的民主优先论并不是特别有道理的。

于是，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关键的前提性要素并不是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稳定，只有在稳定有序的社会安定状况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步才有可能。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认为，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而居优先地位。至少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已脱离了上一阶段对民主之强调，而着重于秩序”。（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言：“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认为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当然，政治稳定“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在6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中，亨廷顿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应当是建立起具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公共秩序。他在引用麦迪逊的告诫（“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后说：“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建立还是秩序的维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级的价值目标的前提。而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更高价值目标，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由此可见，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确构成了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两大主题。而政治稳定之可得与政治民主之进步，又是与克服政治不稳定、政治危机与政治动荡结合在一起，或者同步行进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发展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第7卷，即《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中，都提到处于政治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五个“发展危机”，这就是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Nationalindentitycrisis）、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crisis）、政令贯彻危机（Penetrationcrisis）和分配危机（Distributioncrisis），派伊认为这五项危机可以用整合（成一体化）危机（Integrationcrisis）来概括。（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unAndCompany,1987,at442—443；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48—149页；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第1辑），第79—80页。）只有在克服了这些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笔者以为这几项危机实际上所涉及的也不过是权威的确立、秩序的维护与民主的进步这些问题，它们本身当然也属于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的范畴。

四、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其主题方面虽然相对集中，但其实际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若干见解和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启示之一，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时，必须首先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规划与指导，清除政治动荡和动乱，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而和平的环境之下，才有可能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政治稳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同时就是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它也可以随之达到更高一级层次的稳定状态。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发展是同时包含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价值追求上，自由、民主与秩序处于同一位阶，在这里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别。

启示之二，政治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必须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的统一和权威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大量引证的，阿尔蒙德早已全面概括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普遍性失败。亨廷顿也坚持各国自行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在谈到政治现代化（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同义语）时，他就明确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维基·兰道尔（Vicky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Theobald）认为，“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注：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沈宗美“中译本序”第6页。）

启示之三，政治发展是与法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前面我们引证的派伊对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发展内涵的理解的十个方面中，就包含了法治的成分。亨廷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也强调，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建立“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罗纳德·J·奥克森指出，“政治发展，它与民主国家——有主权的政府的兴起有关，每个国家有适当的管理机构（官吏体系）、政治机构（竞争性政党和代表性议会）和法律机构（统一的法院制度）。”他并且认为，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伴随着法规选择的，为此进行了详细论证。（注：罗纳德·丁·奥克森：《互惠：一种颠倒的政治发展观点》，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08及115—117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法律成为政治发展的内在要素和需求。法律对于政治发展的这种积极意义，也为与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处于同一时期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

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现代化理论者）所强调，他们认为“现代法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因为政治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的出现，而且还意味着自由民主政府的建立”，而法律便是“对独裁的国家行为的主要限制”，同时，法律自身还具有自由民主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如公平，并保卫着这些价值，“现代法律的发展也必然意味着在社会规范的形成和特殊的个人权利的保障方面更广泛地参与这些自由目标的实现。”（注：DavidM.Trubek,"TowardaSocialTheoryofLaw:AnEssayonthestudyofLawandDevelopment",inTheYaleLawJournal,Volume82,Number1,November1972,at8.）

启示之四，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物质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的建立和维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政治文化观念，即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以及政治价值的转变。政治发展研究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特殊关注，发表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如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Inkeles）和戴维·H·史密斯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政治文化既可能限制和制约政治发展，又可以促进和有助于政治发展。而且，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这种影响还相当深刻、相当巨大而持久。因此，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时，必须同时注意对广大公民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观念的培育，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在一个社会扎下根。

我们认为，无论是政治稳定也好，还是政治民主也好，或者不管是强调政治秩序，还是对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倍加关注，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都可以用培育和建立宪政民主来概括。也可以说政治发展实际上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二是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的确立，三是实行法治。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其任何一方面的完善，都有助于其他方面的完善，从而推动政治发展；而其任何一方面的弱化，都不利于其他方面的进步，从而会损害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