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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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与地理环境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地理环境对政治有着许多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影响。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认为：“地者，政之本也。”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范睢的“远交近政”，三国时期诸葛亮“三分天下”等政治地理观，以及近代孙中山的“陆海空并重”的国防战略思想等，都足以说明地理环境是政治与军事活动的基本因素①。政治与地理二者之间有着勿容置疑的紧切关系，难怪英国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这样表白：“政治地理学家相信，权力自身是牢固地植根于世界的自然性质之中的，就像地神盖娅与海神波塞东的后代安泰那样，他的强大力量来自于他矗立的大地，现代国家的力量也是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②

地理环境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并重视对政治地理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如美国总统罗斯福这位世人皆知的政治巨人，他本人就是一位业余地理学者，并曾经是美国地理学会的成员，他在政治地理和军理地理上造诣较深，他之所以能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力挽狂澜，在某种角度上讲是与他渊博的地理知识分不开的。我党的伟大领袖，也十分重视政治地理的研究，“三个世界的划分”，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地理理论之一。而对地理的无知或“心理地图”模糊的政府领导人往往易犯引起巨大恶果的政治错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托马斯·霍尔迪奇曾指出：“由于地理上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政治地理学是治理国家和成功外交的辅佐。

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早以前就引起过一些学者的注目与研究。例如：在一百多年前，地缘政治学说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就曾经指出：“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不可抗拒的力量。”③他曾撰写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了系统的并震憾世界的地理政治思想。近年来，注重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的政治地理学开始引起了我国的重视。

政治与地理的内在关系是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就地理环境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作如下具体分析。

（一）国家领土的形状和国土自然环境影响国家管理的难易与国家的安全稳定

一般而言，国家的领土形状比较规则，近乎圆形或方形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几何中心到边界的距离差别较小，边界与面积的比值较小，其领土与边界比较容易管理。例如法国、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乌拉圭等国。而国土分散的岛国或国土狭长的国家地域间交通联系不便，对国内交往与国家管理也相应带来诸多不利，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和智利、意大利、越南等国。

半岛地区和海湾地带的国家往往容易发生利益纷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多灾多难之国。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和当今世界上的地区冲突多发生在这些地区的某些国家（如巴尔干半岛、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及海湾地区等地理范围的一些国家）。

（二）国家周围的地理条件影响政治实体安全

某些国家四周有山脉、沙漠、海洋包围，或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沼泽阻隔，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使该国有良好的防守条件，阻碍外敌的入侵。如埃及、法国等国在历史上，封闭的地理环境都在保护国家安全上起到一定作用。而周围地理条件不利则容易遭到外敌的蹂躏。例如：文明古国巴比伦东西两面是平坦辽阔的草原，这样的地形条件成为游牧民族进入平原的通道，因而历史上先后被东、西两面来的外族所征服。又如：波兰东西两面是开阔的平原，一向是东欧与西欧之间的通道，难于防守。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波兰历史上的多次灾难，使之多次遭到列强的进攻与瓜分。而比利牛斯山脉为保持西班牙的国际地位起着长久的重要作用，它作为一种天然屏障使西班牙避开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政治军事冲突。美国社会历史上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更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屏障（东西两面为大洋庇护）和政治地理位置（远离战乱的旧大陆，南北均为弱国）有关。列宁、斯大林都曾对这一问题作过精辟讨论。

（三）复杂的地形容易形成政治上孤立的弱小实体

地形复杂崎岖往往容易形成幅员有限的政治上孤立的弱小实体，山区多是世界上小国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安道尔、圣马力诺和卢森堡等都是山区型的袖珍小国。原苏联高加索山脉两侧，有不少袖珍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这些地方在苏联解体后一度成为政治冲突的热点。

（四）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边界由山脉、河流、湖泊组成

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政治边界与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体一致的地理现象。以山脉为边界的有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喜马拉雅山，智利和阿根廷之间的安第斯山，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等；以河流为界的有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乌拉圭河、拉普拉塔河，扎伊尔和刚果之间的刚果河等；以湖泊为界的有扎伊尔和坦桑尼亚之间的坦噶尼喀湖，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苏必利尔湖、休伦湖、伊利湖与安大略湖等。不少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划界线也是以山脉、河流划分的。这些自然体，一旦成为政治边界，对于边界两侧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分异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五）地理环境性状影响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发展

俄国伟大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③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在政治上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在经济上是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顽强再生能力，这些特点的形成，就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以政治结构特点的地理原因而言，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常被高山大河阻隔，地域之间差异显著，因此，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要想克服和制约我国地理环境造成的地域间的分离和隔绝倾向，必须不断地从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的力量，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故中国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开始，就一直不断地调整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过分发展和庞大，权力的过分集中。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则与中国“外封闭、内活跃”的独特历史地理环境有关。笔者之一曾在《社会发展地理学概论》一书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地理原因探析》一文中对此作过深入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吴松弟先生曾著有《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一书专门进行过分析论述，为我们破译了不少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奥妙关系的密码。

（六）地理环境影响法律精神及其内容

法律是社会管理组织确定并实施的，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以特定形式固定下来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其内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因此很自然地要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地理环境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地理条件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法律制度。在现代法律的制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所在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严重环境问题，相应产生了环境保护法，其以自然环境为直接保护对象，强调用法律手段防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通过保护自然环境达到保护立法者所需要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目的。由于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净化能力）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环境法的具体内容（如污染的允许指标等）也不尽相同。

（七）环境问题可衍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并孕育催生出一批政党

例如：核泄露、酸雨等跨国环境污染可引起国家间的政治纠纷；国际河流的水污染易引发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环境问题也可以成为影响统治阶级政权的因素，如1985年荷兰政府由于筹措环保费用发生分歧，导致了该国政府的垮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环境问题而倒台的政府。

同时，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作用还表现在环境问题孕育、催生出一批政党，它们作为独树一帜的政治力量登上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例如：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绿党、环境党已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兴起。它们是在强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产生的，其最基本的主张是环境保护，也叫“生态政治”。绿党、环境党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纲领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这表明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环境因素的作用明显上升。目前，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日本等国都相继成立了绿党和环境党，它们作为当前欧美社会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势力，抓住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一纲领，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企图建立“具有人道和生态学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以及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经济制度。目前，法国、德国等国的绿党（或环境党）人士不少已在政府中占据要职。可以预见，绿党和环境党的兴起，必将对社会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地理环境还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空间与资源是一个国家能力发展的基石，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家版图状况与地理位置以种种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历史的走向；政治地理环境并影响国际事务与外交政策，民族、宗教等人文地理问题已成为冷战后某些地区政治冲突的焦点。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地理事实。总之，地理环境是社会政治运作无所不在的影响因素，地理环境在任何时代都不失为一把解读政治与社会历史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