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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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目录，是专载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图书资料的目录。它是和综合目录相对称的一种目录，是专为某一专门学科而编的有关图书资料目录。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定义专科目录及其作用：“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同时指出其“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

“音乐”作为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余年。在当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于“音乐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没有定于统一：各类音乐学学位，是隶属于文学（学科代码750）门类，但在一级学科艺术学（760）中，也有二级学科音乐（760.1510）类。直至2010年底，国家教育部才将“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文学”等门类相并列，“音乐”始成为一级学科。

溯及近代，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当时世界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分科而治的结果，特别是清末民初，专科目录学发展兴盛，成果丰硕。音乐一科，也相应产生了部分符合当时学术理路的专科书目。

一、近代学术分科及“音乐”在学科中的归属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音乐”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音乐”一词的使用，极其有限。

其中零星使用“音乐”一词的，主要有：《吕氏春秋•大乐篇》：“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楚辞•远游》：“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第六》：“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后汉书•八九•南匈奴传》：“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指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等等。

而带有“音乐”学科分类意识的典籍，主要有：《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在经部取消了乐类，在子部增加了“音乐”类；明代董说编《七国考》中的“音乐”门，等等。但从作为古代乐类图书的归目来看，几种主要的志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是以“乐”为类目的。

（二）近代“音乐”一科的沿革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兴起和学科体制的形成，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伴随西学东渐进程而逐步完成的。

1876年，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表》，其中之第8类为“美术”（FineArts），下列“音乐”目；189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共分20部，其中之第11部为“音乐”（Music），第12部为美术(FineArts)；1897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按西方学科分类，中列“美术”门；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中列“美术”部，内含“音乐”、“美术”等子目。

与上述西学分科体系相适应，中国近代的学术分科，大致经历了“四部”分类——经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类的演变过程，最终在1912年定型为“七科之学”。

但是，晚清及至民国前期，作为学科名词，歌乐、乐歌、乐法、唱歌、音乐、艺术等语汇，在较长时期内，使用领域广泛。如：

山东登州问会馆的乐法课（1872）；上海益智书会的音乐科（1877）；澳门-香港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1842）；北京汇文书院的艺术科（1890）；广州时敏学堂的唱歌课（1898）；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歌乐课（1898）；上海启明女校的音乐专科(1904)；上海城东女学的文艺科（1904）等等。

上述这些近代音乐学制史料中的各科称谓，其意义与西方的“音乐”一科大致相似。此段时期，政府颁布的各类有关教育制度的章程、法令、纲要、规则、标准等等，名目繁多，它们对“音乐”一科的归宿和命名，有乐歌、唱歌、音乐等，未成统一标准。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未有音乐科，但在该章程之“学务纲要”释称：“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鼓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

自1905年后，大多数教育机构采用“音乐”和“乐歌”并称，民国开始，基本上统一用“音乐”一称。

同时，晚清民国的学术界，对“音乐”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尚未形成共识。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将音乐论文列入“美术篇”；1921年蔡元培的演说词《美术的进化》中，将美术分为“静的”和“动的”两类。“静的”美术：建筑、雕刻、图画等；“动的”美术：歌词、音乐等。介乎两者之间的，是跳舞。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觉醒，得助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的推进。1918年，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列论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误谬计7点，其中之第一点就是谈“分科”问题的：“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柄凿之不相容也。”

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典籍，其学科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在“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过程中完成的。1928年，北海图书馆的王重民编成五册《国学论文索引》出版，这是当时研究国学的重要工具书。该书中将“音乐”与“文学”、“艺术”并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自192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亦开始步入现代分科治学的学术轨道。

二、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面貌

中国近代早期的音乐书目，基本上秉存了古代学术分目理念。如：王国维的《曲录》（1909年），它主要是一部传统戏曲目录，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性专著；周庆云的《琴书存目》、《琴书别录》（1914年），汇集了历代著见琴书书目，和音乐书目共300多种；以及稍晚时期的杨树森编《雅乐讲义目录四册》（1922年）、伯英编《曲海总目提要拾遗》（1936年）、?子褒编《大戏考索引》（1937年）等；刘复、李家瑞等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该书著录五四以来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俗曲共6000余种，按照传统目录学体式，分别著录俗曲种类、流行地区、卷页及收藏单位各项内容。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代著录形式的目录学成果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目录则渐始式微。B11正是在1920年以后，中国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真正近代学术分科意义的“音乐”专科书目，今见者主要有：杨昭恕的《音乐与图书》，《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第2卷第7号，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