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从媒体关于现代音乐之争论所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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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媒体关注现代音乐是件好事，让他们二位在一起相互交流也是很有意义的。但现场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形：当卞祖善批评了谭盾的《乐队剧场》和《鬼戏》等作品，并评价在这次上演的《永恒的水》中“没有听到暴风雨的力量，没有听到摇篮曲的纯真，也没有听到眼泪般的悲哀，听到的只是很一般的水、很自然的水的声音，这种水的声音应该是很简单的……”后，谭盾回了一句“因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是完全不可能去沟通的”后就起身离开了演播室。尽管后来在主持人的坚持下节目还是继续进行下去，但此事掀起的轩然大波则不久后就拉开了帷幕。

在此期节目播出前后曾有一些媒体对潭盾作品音乐会发表了看法，在这些评论中似乎批评的声音占了上风，比较典型的是2001年10月30日曹利群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谭盾的水把戏》一文，认为“陶乐也好，纸乐也好，水乐也好，说观念变化都有些勉强，因为真正变化的是‘发声’的媒介，如果说只要是你先玩的而别人没有玩过的你就是创新，那标准是不是有点儿太低了”；2001年11月12日鲍昆在《北京青年报》发表《音乐与杂耍——评谭盾带来的两部新作品》一文，指出“音乐就是音乐，在音乐之外的东西是最终无法成为音乐的”；《音乐周报》2001年11月2日发表两篇通讯，除了盛赞谭盾音乐会“座无虚席，观众反映热烈”外，也如实报道了部分听众所持的“不理解、难以接受”的态度，其中一篇还以“与卞祖善不欢而散”的标题将此期节目的情形进行了披露。

电视节目播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音乐周报》2002年1月11日的专栏中以“谭盾招谁惹谁了”为题将此事列为“2001年中国音乐十大遗憾”之一，并慨叹“音乐人之间的沟通是多么困难”，呼吁“做人做事要有善意，毕竟音乐是大家的事业”。

依本人所观，有关这次争论的第一篇有分量和实质性内容的文章是李扬在2002年1月18日和25日《音乐周报》上连载的《“水乐”余波》，这也是在此次争论中对谭盾及其作品的最高评价了。该文作者是在谭盾的故乡湖南听的音乐会，文中描述的盛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文章马上话锋一转，对“有个别持不同意见的人，用不正常的态度在北京电视台搞突然袭击发难作者(指作曲家)”感到“大惑不解而震惊”。作者先列举了一些在音乐史上“无数当时被权威批评，而后业已成为现代标志性的优秀音乐作品经典”的作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现代音乐及谭盾等人取得的成就与荣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章的最后还引用了贺绿汀先生当年对谭盾及其作品的评价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富有新意和个性，时代感强，未失传统，我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们要宽容些，他们才会回来，好让他们(为国)做更多的事。”

卞祖善最早正式见诸笔端的回应是在《人民音乐》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向谭盾及其鼓吹者挑战——关于音乐观念与音乐评论的争论》，编辑同志用心良苦地将上述李扬的文章略加改动以《听谭盾＜永恒的水＞》为题与卞祖善的文章同期发表，以期使读者对此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卞文在《关于“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我见及其它》(《人民音乐》1995年第12期)中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将其与谭盾多年来在音乐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缘起与经过作了简要的回顾，并用一定的篇幅重点对这次电视事件进行了评说。当然文章的中心内容还是对谭盾的音乐观念及部分作品的不赞同，并借用一些对谭盾持批评观点的言论结合他自己一贯的主张对谭盾及其支持者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与卞祖善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在2002年5月24日《音乐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先锋派”拿出了什么?》，该文更加直接地针对了《“水乐”余波》中的观点，但作者似乎认为近百余年来作曲大师们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作品，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全面和有偏颇的。

如果说电视事件是这次“卞、谭之争”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2002年4月初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现代音乐论坛”则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4月6日，卞祖善《现代音乐之我见》的发言，“像一枚点燃了导火索的TNT，引发了此次论坛最初也是最后的公开争论，场内弥漫着‘和平年代’久违了的火药味儿”(见《音乐周报》2002年4月12日《现代音乐谁来听》)。卞祖善的发言稿先以《我与谭盾的鼓吹者针锋相对》为题部分发表在《音乐周报》2002年4月19日，后又全文发表于《音乐爱好者》2002年5月号上。在这篇发言稿中，他对从勋伯格开始的现代音乐作曲家及其作品如韦伯恩的《六首管弦乐小品》、布列兹的《没有主人的锤子》、凯奇的《变化的音乐》《4’33”》以及前述谭盾的作品等一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最后他“重复的一句老话”说，“大多数的现代音乐作品都是被忘却的后备军”，更加触动了在座的绝大部分埋头于现代音乐创作的作曲家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一场有关现代音乐的正面交锋便不可回避地展开了。

作曲家金湘赞赏、佩服卞祖善直抒己见的勇气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但也认为其某些观念存在局限和偏见。他返京后以论坛上的即兴发言为基础于中央音乐学院等地进行了有关现代音乐的专题讲座，相关的内容以《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为题连载于《音乐周报》2002年4月26日和5月3日上。作者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情将现代音乐比喻成“魔鬼”，分别从观念与技术的角度对西方和中国的现代音乐进行了比较全面地介绍，然后直入主题，指出“卞、谭之争的实质是：延续于世界乐坛多年的两种音乐观之争在中国大地上的继续”，并给争论的双方各封了一个用其自身的话说“是没有丝毫贬义的”称号：“卞祖善是西方古典乐派在中国的卫道士，谭盾是西方现代乐派在中国的急先锋。”呼吁我们“持一种正确反映当代社会多元化的多元观念，正确地、心平气和地对待两者之争”。文章在结束之前还指出了卞、谭之争中存在着的一些无价值、无意义的东西，提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供大家思考，并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友好、善意的探讨氛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当代的中国民族乐派——而群策群力”。最后作者下了一个清楚的结论：“中国的作曲家群体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的现代音乐肯定是会更迅猛地发展”。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金湘的许多观点都是恰当的、中肯的，是作为一位在现代音乐创作上有着很深造诣与影响的作曲家，不自觉地透露出的同现代音乐的深厚感情和对现代音乐发展的殷切期望。紧随此文，卞祖善先生在《人民音乐》2002年6月号上发表题为《从钟馗捉鬼谈起——答金湘先生》一文，直接针对前述金湘的文章《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为方便读者参考，编辑先生又特地将这两篇文章刊登在一起)。卞文主要就金湘在文中提出的几个实质性问题一一进行反驳，有些地方甚至具体到了逐字逐句的地步。不过最后卞祖善的表态是十分诚恳的：“既然发展中国的现代音乐，建立中国的现代民族乐派，是一切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应该加强团结、携手前进。”

这一轮站在卞祖善这边的是2002年5月31日《音乐周报》上的文章《“跑调”的争论》。该文认为《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这篇文章“有些走了题”，“跑了争论的调”，同时对其中把现代音乐比作“魔鬼”，以及“作曲家技术过关后，比的就是观念”的说法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但文中这些观点都没有充分展开，欠缺说服力。

这次争论到此也应该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因为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已陈述得十分清楚，再争下去难免会陷入乏味与无聊的文字游戏中。4月5日《音乐周报》上的一篇文章《谭盾话题常谈》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音乐批评如果永远只以一种框子去框定一切对象、诠释一切对象的话，那只能显示其理论的‘灰色’和某种主观的情绪而已。”

纵观此次争论的来龙去脉，出于关心我国当代音乐事业发展的良好愿望，笔者想对此事及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师友同仁不吝赐教。

如何认识谭盾的音乐观念与创作

1992年，谭盾受日本桑托里音乐厅及该厅艺术总监武满彻先生委约要和东京交响乐团开一场音乐会。根据规定，音乐会上除了演出被选定的作品外，还必须由被委约的作曲家选出两位他认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作曲家和一位比他本人更年轻的作曲家的作品一起演出。谭盾选择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作曲家分别是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

谭盾早期的作品如交响曲《离骚》、弦乐四重奏《风·雅·颂》、《乐队序曲》、《钢琴协奏曲》、《两乐章交响曲》等都比较明显地带有欧洲晚期浪漫派和民族乐派风格的痕迹，这显然是受肖斯塔科维奇等人风格的影响。由于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观念，因此尽管有不少地方显得幼稚、粗糙，但都没有引起较大的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谭盾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主要表现为大胆地摒弃欧洲传统音乐创作模式的各种规范，注重新音色的开掘，探索音响组合的各种可能性，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包括出国前创作的《弦乐队慢板》、《乐队与三种固定音色的间奏》(后改名为《道极》)，以及赴美以后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戏韵》、《土迹》、《距离》、《声音的形式》、《风迹》、《九歌》、《死与火》、《鬼戏》、《马可·波罗》、《红色气象》、《牡丹亭》以及这次的《“永恒的水”——水乐与视觉融合新经验》等等。这些作品体裁、形式、手法各异，但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近年来他一贯追求的创作原则：无限提高音乐创作中材料使用的各种可能性。这也就是他受约翰·凯奇影响的突出表现。

《4’33”》这样极端的例子即使在现代音乐当中也是少见的(约翰·凯奇还作有一首《0’00”》)。它之所以被较多的人所了解，是因为许多音乐理论家和美学家经常把它作为极端观念化的反面典型。当然，应该说《4’33”》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首先，它体现的“整体声音”观念虽然与现代的音乐实践不完全相容，但对于现代音乐积极寻求新的音色、丰富声音的表现范围是有启发意义的；其次，它虽然在表面上是静止的，被称为“无声音乐”，但在无声的背景下却是各种自然声音的偶然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