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先生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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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之一：开创当代中国画一代新风

黄胄说：“一个时代的画风，不是短时期形成的。像接力赛一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群体。”李延声说：“黄胄的人物画集中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豪感，一种欢快的心情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黄胄的人物画正是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国家、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历史画卷。”

李延声认为黄胄的人物画最突出的特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创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黄胄长期在大西北生活，创作了大量的西北各族人民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的少女、孩子、老人，都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所表现的歌舞、劳作、放牧、游戏，既是一幕幕精彩的瞬间，又是一首首美妙的乐章和动人的诗篇。人们都说黄胄把新疆画活了，也画绝了。黄胄塑造的新疆人物的形象，以其热情、奔放、潇洒和豪放的性格，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面貌，给人以极大的感染与振奋，人们往往在画前流连忘返、百看不厌。黄胄人物画通过人民大众的生活，塑造了当代人物的经典形象，既有深度又有广度。黄胄所画的新疆少女、藏族猎手、草原牧民、南海渔民以及勘探队员、解放军战士，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形象典型而个性独具，有黄胄个人的艺术造型特色，让人过目不忘，历历在目。黄胄的人物画确实是画风清新，独具一格。

其次是黄胄创造了崭新的笔墨语言。中国画技法中最主要的就是笔墨。历代成功的艺术大师，都在笔墨上有新的创造。黄胄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上，在表现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中，锤炼熔铸了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黄胄从小生活贫苦，虽然自小喜爱美术，但没有条件临摹很多古画，主要是通过自学在生活中闯出来的。黄胄说：“我学画开始没有临摹的条件，这也有它的好处。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闹’，主要是画速写，一边观察一边画，边画边写，以后才学传统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束缚，就敢于放开手画。”黄胄由此创造了自己的笔墨语言，其最大特点是以速写起家而创笔墨之新。中国画的笔墨，首先是强调“骨法用笔”，强调毛笔线条的表现力。黄胄就是将速写与中国画笔墨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黄胄的中国画人物画从表面上看似乎很“乱”，但从总体去看乱而不乱，形象非常准确生动，充满激情，其线条刚劲、有力。为了强调动感和力量感有时强化成直线，连续的直线因为是带着感情和力量的，又充满节奏和韵律，所以也很美。这不同于古人的“十八描”中的任何一描，成了黄胄的独特线描———“黄家描”。

黄胄在写生中特别注重研究，抓住对象的特点和本质为创作做充分准备。黄胄画驴为一绝，世所公认，而他画的骆驼、牛、马、犬、猪、鸟、鹰、鹤等等，也无不状物写心，精到无比。

第三，黄胄作品创造了崭新的意境。黄胄坎坷的一生经历，艰难困苦，但他的作品却具有一种美好和抒情诗的意境，清新、欢快、潇洒、豪迈、气势磅礴。诗言志，画抒情，黄胄是尽情地抒发了人民勤劳勇敢、努力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豪情壮志。他将个人的情感与人民、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是真善美的，其感情是真实的，其用意是善良的、美好的，其形象也是美的，所以既有很强的现实感召力，又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贡献之二：精心建设中国画研究院

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说：“建中国画研究院，必须选一个有能力又肯实干的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所以我选了黄胄。”黄胄说：“中国画创作应该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希望中国画研究院联络海内外有成就的艺术家，共同为中国画的发展进行探索、树立典范。”1981年11月1日中国画研究院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成立大会，文化部宣布由李可染任院长，蔡若虹、叶浅予、黄胄任副院长，日常工作由黄胄主持。

李延声介绍说，从1981年9月6日中国画研究院正式破土动工，到1983年9月基本建成。这两年多的时间，黄胄与李可染、蔡若虹和叶浅予几位院领导共同筹划、研究建院方案，多方征求老画家的意见，认真组织设计和解决施工中的难题，使基建工作顺利进行。为了节省经费，黄胄拄着拐杖、拖着麻木的病腿，跑了许多设计、工程管理和施工部门。为了解决展览厅的钢架、玻璃等材料，他亲自到上海去订购。研究院的庭院需要太湖石，买真的太湖石价格高，黄胄亲自到京郊延庆、怀柔去选石头。考虑画家创作大幅画的需要，黄胄与设计人员共同设计了大画室中电动升降大画板，这在北京至今恐怕还是独一无二的，我创作的大型中国画《魂系山河》，就是在这块电动画板上完成的。黄胄还带我到石家庄选购画室需要的床单、被单。因为当时买布要布票，河北是黄胄的家乡，特别给予照顾。黄胄曾亲自跑广州、天津等城市为建院选购其它材料。在1988年一次会议上，作为首都规划专家的刘迅先生曾说到：“可以说，没有黄胄同志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画研究院的今天。”

中国画研究院建立后，各省、市甚至县都先后成立了画院。中国画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研究院的建立在美术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贡献之三：全力打造炎黄艺术馆

黄胄说：“我们筹建炎黄艺术馆，就要有一种炎黄精神。什么是炎黄精神？就是炎黄子孙一代代不断繁衍、不断开拓、不断创造的精神。”李延声说：“在筹建炎黄艺术馆最艰难的日子里，黄胄执著地要为民族、为国家办这件好事。他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凭着不折不挠的炎黄精神，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业绩。”

李延声介绍说，1985年、1986年和1987年，黄胄连续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在海外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得到了许多启示。有一次，黄胄对我说：“有条件时，我们自己办一个画院。”1986年底，黄胄从新加坡举办画展回来，又在谈论建立一个民办艺术机构的事情。建画院、博物馆、艺术馆？总之，应建一个能展览、收藏、研究、创作的实体。这时中华大地开始迎来了改革的春风。1987年春天，黄胄对我说：“咱们下决心干这件事了，叫什么名字呢？你先考虑一下。”开始考虑时也有“画院”这名称，黄胄说：“用画院这个名使人误会好像就是中国画研究院了。我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促进民族美术事业干点实事，还是称艺术馆或博物馆吧！”黄胄还谈到，有一些著名画家去世后其家属为争遗产闹纠纷、打官司，有的孩子将老人留下的古代文物、字画拿去倒卖。我们用民办的方法建博物馆，也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为国家多保护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这于国、于民、于家都有好处。当时黄胄就表示，博物馆建成后就将自己的代表作及收藏捐赠该馆。

馆名经过多方征求意见，黄胄最后定名为“炎黄艺术馆”。黄胄的精神感召了众多的海内外仁人志士，更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91年9月28日向世人展示了具有现代化的、民族形式的、多功能的、90年代建筑风格、民办公助的艺术殿堂。艺术馆开馆后的六年中，黄胄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举办了多次具有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的、高层次的展览及艺术研讨会，得到了世人的好评，也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国际知名人士及著名专家学者的关注。黄胄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余生，最后累死在病床上。刘海粟说：“筹建这样一个民间艺术馆是时代需要的，这确实是当今高水平的艺术馆。”李可染也说：“艺术馆应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品。另外展厅要安静、要藏，曲径才能通幽。”蔡若虹、华君武、黄苗子等也都提了很好的建议。李政道说：“这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是很有意义的。”周光召说：“我们中国目前太缺少这一类能教育民众、启发民族自尊心的文化机构了，让文化来凝聚我们这个民族，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中央领导一直很关心炎黄艺术馆的筹建工作，李瑞环同志在任期间曾先后三次到工地视察。他当时很激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心血捐给人民，很多事情还要自己操持，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少有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