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会实践论看小说拟译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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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社会活动，翻译实践既受到社会的影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晚清时期的西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其中小说翻译呈现出显著的特点——译者们偏向于采用拟译的手法译介西方小说。鉴于翻译实践具有社会性，该文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晚清小说译者的象征资本和翻译惯习，发现拟译的盛行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关键词：社会实践论；晚清；拟译

1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仅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起，翻译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性，到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者开始系统借鉴社会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由此产生翻译社会学（刑杰，2016）。翻译社会学将翻译看作是社会行为的不可否认的一部分，在社会语境下对翻译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译者进行研究。目前，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三个，包括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论和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许多爱国仁人志士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人文著作翻译到中国。晚清时期（1898-1919）的小说翻译有着自身的特点——数量多，类别全，拟译盛行。译者们会有选择性的省略原作中的部分情节或增加一些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和评论，甚至还会改变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这种自由的翻译方法被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称为“拟译”（imitation）。德莱顿认为，拟译就是自由译，“译者……拥有自由，不仅可以在措辞和意义上不同，还可以根据场合将两者都抛弃”（Dryden，1992:17）。鉴于翻译实践具有社会性，本文尝试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为基础，结合这一时期小说翻译的特点，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拟译的盛行。

2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关键词解读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是场域、资本和惯习，他提出了如下社会实践模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结构”。他认为，现代社会结构以一种活跃的关系网的形式存在着，整个社会既影响个体的感知和行为，又受其影响，而这些相互关联的个体就是场域中的行动者（agents），场域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客观关系，而非行动者。“资本”（capital）用于描述场域中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格：只有拥有这些资本，社会个体才能成为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资本这一概念是从经济学借来的，其含义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还涵盖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前者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后者包括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在布迪厄的理论中，个体并不是在生物学上来定义的，而是从社会层面来定义的，社会个体是特定场域的积极参与者，为了保持或提升自己相对的社会位置而相互竞争。“惯习”就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培养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场域中的行动者将场域中不成文的规范内化在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中，这些行为继而会影响他们所处的场域。简而言之，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是这样运作的：场域中的参与者通过社会活动获得惯习，这些惯习会促使他们在场域中追求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本；当某个参与者倡导的一种不同资本形式并被其他参与者接受和认可，这种资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资本”（symboliccapital），同时他也会努力使其他参与者相信这种象征资本是有价值的，从而制定或强化场域的规则（Bourdieu,1992）。

3社会实践论视角解读晚清小说拟译的盛行

晚清时期，清王朝国势日益衰落，在几次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仁人志士们开始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被送出国留学，引进西方的新技术和新思想。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小说对欧美国家的文艺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梁启超也提出口号“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使得小说这种一直处于中国传统文学体系边缘位置的文学体裁逐渐向中心位置靠拢，西译小说则成为百姓教化、社会改革和救亡图存的工具（王洪志，2000）。在这些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倡导下，晚清小说翻译和创作逐渐繁荣，最具代表性的译者是有严复、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鲁迅等。晚清的小说翻译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数量多，类别全，拟译盛行。1840年至1898年，仅有7部外国小说被译入，而1898年至1919年间，其数量竟高达2352部（李德超&邓静，2003）。这一时期，西译小说类别多样，包括政治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和爱情小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译者文学鉴赏力低，对世界文学所知甚少，以至于其中90%都不是经典著作（郭延礼，2000）。译者选择翻译这些小说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地位，而是当时的翻译都带着一种政治目的：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促进社会改革和百姓教化，而非满足人们的文学审美。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会采取拟译的手法，具体表现为用文言文或者白话文将原著翻译为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将原著中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国人名和地名，根据译者的理解随意增加和删减小说内容情节，甚至还会改变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活动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学科，在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交流互动，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网络，这就为我们构建翻译场域提供了事实依据。布迪厄认为，对一个场域的研究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必要且相互关联的环节：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应的场域位置、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在场域中的客观关系结构以及分析参与者的惯习（Bourdieu,1992）。下文将从这三个环节对晚清小说拟译盛行的现象进行分析。（1）翻译场域与权力场域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各种场域，这个社会结构被称为“权力场域”。权力场域是一种“元场域”（meta-field），能够决定场域内各种资本的分配，从而指定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权利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通过赞助人（主要是当局政府和出版社等）来决定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取，而一旦译者选取某种题材就意味着翻译场域会与另一个场域产生互动。晚清的翻译场域与文学场域始终保持互动，这就使得文学场域的一些规则如用文言文撰写章回体小说渗透到翻译场域中来。据统计，晚清时期发表于《新小说》《新新小说》和《绣像小说》上的西译小说中，60%以上都是以章回体形式翻译的（郭延礼，2000）。翻译场域和文学场域不断互动的结果就是文学翻译子场域的形成。（2）译者的象征资本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本，在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如科技、政治、军事等）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往的翻译经验、原著作者的资本（即原作者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力）等。晚清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象征资本主要来源于文学场域和文学翻译子场域，大多译者本身就是作者，擅长文学写作和鉴赏，精通外语，有比较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事实上，在晚清众多杰出的小说译者中，除了林纾不通外文，其他译者至少懂一门外语。林纾自幼习文，阅读广泛，虽不懂外文，却借助他人口述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他的第一本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译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洋小说，译文不分章节，融入了林纾的亡妻，一出版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随后，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与口译者合作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3）译者的惯习惯习是场域内行动者对场域规则的内化。场域能塑造行动者的惯习，译者只有拥有了特定的资本形式才能进入翻译场域成为行动者，而当译者进入翻译场域以后，往往会接受和遵循某种翻译规范，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自佛经翻译以来，达意一直被奉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晚清的小说译者们沿袭了这个翻译规范，在翻译实践中或多或少的采用了拟译的手法以求传达原文的要旨。以梁启超为例，他虽不通法语，却在日文译本的基础上，用白话文将法国小说TwoYears’Holiday翻译成章回体小说《十五小豪杰》，此书原著共三十章，日译本缩减到十五章，梁启超的译本增加为十八章。此外，该译本在主题、结构和人物方面均与原著不同。梁启超的这种“豪杰译”和林纾的翻译一样，受到翻译规范的影响，而译者和译文的成功则强化了这种拟译翻译规范，使得它成为晚清翻译场域象征资本的一部分。

4结论

拟译是一种最自由的翻译方法，最初它只是翻译场域的一个规范，译者进入翻译场域以后，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翻译惯习，便成为译者的一种资本。在晚清翻译场域中，小说译者将拟译这种翻译方法运用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并获得成功以后，场域内的其他译者会纷纷效仿，这样拟译就成了译者的象征资本，直至新的翻译规范被设定，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直译。

参考文献：

[1]Bourdieu,Pierre,WacquantLJD.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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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李德超,邓静.清末民初对外国短篇小说的译介[J].中国翻译,2003(6):40-46.

[5]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2-205.

[6]刑杰,陈灏琛,程曦.翻译社会学研究二十年：溯源与展望[J].中国翻译,2016(4):14-20.

作者:李九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