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积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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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积极人格的研究始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强调研究人类的积极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本文回顾了关于积极人格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积极人格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将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展望。

关键词：积极人格；主观幸福感；自我决定性；形成机制

积极心理学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MartineE．Seligman于1998年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时倡议和定位的，是近几年在西方心理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的本质在于修正先前心理学对心理问题的过分关注，强调对人类积极力量的关注、培养与建构，帮助所有人获得幸福。

积极人格的研究也始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积极心理学主张人格心理学的积极研究取向，强调人格研究不仅要研究问题人格特质和影响人格形成的消极因素，更要致力于研究人的良好人格特质以及影响人格形成的积极因素，特别是研究人积极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在个体良好人格特质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即积极地人格特质研究[1]。

1.积极人格的研究内容

1.1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既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是指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态度[2]。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第一篇研究幸福感的文章是WannerWilson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

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有关特定人群如聋哑儿童、农民工、教师、贫困大学生、离退休老人等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了经济状况、生活环境、生活事件、健康、人口统计学变量、价值观、社会支持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其中佟永峰（2006）的研究表明，年龄、年级和家庭收入对中学聋生主观幸福感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3]；余欣欣（2007）的研究表明，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贫困生，社会心理取向、生活满意度判断标准、外向性、价值取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4]。在这些研究中，主观幸福感是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来对待的。

另一方面的研究是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人格特质形成的多种内外因素。首先，在内在因素方面，积极心理学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先天气质特点的发展结果，同时也是主体对外在社会生活适应的结果，这种适应主要受个体的期望、目标等因素的影响。DeNeveKM和CooperH（1998）认为，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最稳定、最有力的预测指标[5]，BrebnerJ等人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外倾和神经质能解释幸福感变异的42﹪[6]，我国学者邱林和郑雪（2005）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外倾和神经质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指标[7]。其次，在外在因素方面，积极心理学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主观幸福感特质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朋友关系，夫妻或家庭、亲情关系等社会人际关系。

1.2自我决定性

自我决定性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Ryan和Deci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以个体的内在动机为出发点，探讨了人类的三种需要：能力需要、归属需要和自主需要，并指出当这三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可以形成自我决定性的行为，并会带给人们幸福感和促进社会的发展。

已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的形成。第一方面，研究了人先天的学习、创造、好奇等本性在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形成中的基础作用。Deci（1995）指出，人的先天的学习、创造、好奇等本性，反映了人类心灵固有的积极本质，它对认知和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是终身快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8]。第二方面，指出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必须以吸收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外在生活经历为条件，只有把这些因素和自己本性中的学习、创造、好奇等品质相结合，并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动机和内在价值观之后，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才能形成。第三，个体自身在健康、幸福等方面的心理需要的充分实现是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形成的前提。Ryan，Lynch和Stiller（1994）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和老师有更多安全关系，得到他们更多照顾和关怀的孩子，更容易将积极的行为内化到自身[9]。

我国学者对自我决定性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自我决定理论的介绍及验证方面。刘海燕、闫荣双和郭得俊（2003）将自我决定理论较为详细的介绍到国内[10]；暴占光和张向葵（2005）探讨了促进能力缺陷学生和正常学生自我决定能力发展的模型，认为该模型包括机会干预和能力干预[11]；林桦和彭运石（2007）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对幸福感及其测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2]；孙延林等（2001）通过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研究，发现自我决定动机在性别这一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自我决定动机是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行为呈正相关[13]。

1.3乐观

乐观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外显行为和周围所存在的客观事物能产生一种积极体验。

早期的一些心理学家如Lazarus,Beck,Taylor和Tiger（2000）等人认为乐观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14]，但Seligman,Abramson,Peterson（2001）等人的研究表明乐观是后天形成的一种人格特质，它虽然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形成“习得性乐观”[15]。

Peterson（2000）对乐观人格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人格是个体在外在的真实事件和个体本身对它们做出的解释之间的中介调节方式，因此乐观人格的功能也是一种中介调节作用。他把乐观分为小乐观和大乐观，分别对当前的实际行为和将来的长远行为起着调节作用，但不管是小乐观还是大乐观，它们都包含三个因素：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动机成分，其中，情感成分是乐观人格特质形成的最基本的动力。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心理学又进一步将乐观人格特质分为现实性人格特质和非现实性乐观人格特质。Taylor等人的研究表明对未来不现实的乐观信念能使个体免于疾病[16]。SandralL.Schneider（2001）讨论了一种“现实的乐观”，认为“现实的乐观”与现实并不抵触，因为人们能够做到乐观而不自欺。

2.积极人格的形成机制

积极心理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能够自我组织的人，个体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为了适应周围环境，个体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应对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而主动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由此而形成个体的应对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应对模式是自我组织系统，主要由个体自己决定，一旦形成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并在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内化为个体内在的积极品质，即积极人格特质。积极人格特质一旦形成，又会作为个体自身的因素，影响个体的应对模式，而这种影响是使个体的应对模式趋于跨时间和跨空间的稳定性。由此积极心理学认为，人格是在生理机制、外部行为、社会环境三者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更强调后天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作用。

那么这就存在几个问题：应对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应对模式如何内化为个体内在的品质？

2.1应对模式的形成

任俊（2007）认为，应对模式的形成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7]。第一个因素是日常行为。我们假定生命系统最初是一个空白状态（生理遗传作为先天存在），当个体有了第一个行为（在本能基础上）之后，他在这次行为中的经验就会保存在大脑里而构成他最早的应对模式。随着行为越来越多，个体的应对模式就会在综合这些行为的基础上变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个体的自我组织过程，个体的自我组织过程其实也是个体的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当个体面临外在的刺激时，他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解，并且自由地选择看到事件积极的方面，或者选择看到事件消极的方面，有时这种过程也是自动发生的。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用积极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他所面临的问题时，他就会形成积极的应对模式，而这个模式反过来又会促进个体更多的积极行为；反之，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用消极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他所面临的问题时，他就会形成消极的应对模式，而这个模式也会促进他更多的消极行为。第二个因素是情感。情感是是行为的动力系统，为人的自我组织提供最原始最直接的动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某种情感在支撑着我们应对模式的建构。第三个因素是符号表征系统。一个人的行为应对模式首先必须转化成一定的符号，然后再以一定的方式表征于人的头脑。社会建构主义观认为，“知识”或“真理”是我们在社会过程中的一种建构，而这一过程依赖于参与者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根据知觉的主动性，符号表征系统也具有消极或积极性质的区分，我们可以选择积极性质的符号表征系统来应对日常生活。

应对模式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成个体的积极品质。积极心理学认为，正是不同的人在后天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体验，人与人之间才出现了不同的人格面貌，也因此，积极体验是促进应对模式内化为个体积极品质的最重要的因素。

2.2积极体验

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体验是指个体满意地回忆过去、幸福和从容不迫地感受现在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来说，积极体验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感官愉悦，即个体在保持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的自我平衡时产生的体验，这是一种满足机体自身张力的积极体验；第二种是心理享受，即个体打破自己固有的某种自我平衡，超越了自身的原有状态后所带来的一种积极体验。与感官愉悦相比，心理享受类积极体验更具有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也更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幸福感的产生。在对积极体验进行描述时，我们可以用一个人有意识地体验积极事件或积极结果的总时间量（PositiveExperienceAmounts，简称PEA）减去其体验消极事件或消极结果的总时间量（NegativeExperienceAmounts，简称NEA），这样可以得到一个人的纯积极体验量（Well-BeingAmounts，简称WBA）[18]，即PEA-NEA=WBA。这个纯积极体验量的大小常常是评价一个人的积极人格状态的重要依据。

积极体验在促进个体行为应对模式内化为个体积极品质的过程中，积极情感为其提供了动力。美国密歇根大学的Fredickson提出了一种“积极情感扩建理论”[19]。她认为，某些表面上看起来分散的积极情感——如欣赏、满足、感兴趣和爱他人等，都能有助于使支配一个人在某一时刻进行思想和活动的指令系统得到增强和扩张（也即指令系统变得更具有积极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这些分散情感还能帮助个体建构起作用于人思想和行为的个人长久资源——即从身体和智力资源到社会和心理资源，也即形成一种积极人格。一些实证研究同样表明了积极情绪与积极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某种关系，Larsen（1991）的研究表明，诱导的积极情绪的有效性或强度能更好地被外向性分数预测，而诱导的消极情绪的有效性或强度能更好地被神经质分数预测[20]；Chanles（2001）等进行了一个23年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高水平的外向性与较高的积极情绪稳定性有关，高神经质分数使得消极情绪随年龄而下降的趋势变慢[21]。

3.对积极人格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3.1积极人格与消极人格的关系

就像是对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两个不同的因子维度，二者是垂直的关系；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情绪连续体上的两极，二者是线性的、彼此相反的关系。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积极人格与消极人格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这样矛盾的观点。

积极人格研究乃至整个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的本质在于修正先前心理学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即使人的所有问题被消除后，人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力量也不可能得到自然地增长”。从这些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理念中，我们可以发现，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人格与人的消极人格方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消极人格的消除或抑制，并不意味着积极人格力量的增长。然而同时，我国学者许思安、郑雪和张积家采用自由分类的方法探析了汉族的人格结构，认为汉族人格结构中存在“积极/消极”的维度，即积极人格和消极人格是连续体上的两极[22]。那么，在人格结构中，积极人格与消极人格到底是两个独立的维度还是连续体上的两极呢？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此外，在研究中，我们也需要考虑关于积极人格与消极人格的关系是否存在文化特异性，在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同时，进行跨文化比较。

3.2积极人格的形成机制

我们提出了积极人格的形成机制，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是比较少的。原因之一即是积极人格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成人被试上，而成人的人格已趋于稳定和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于积极人格形成机制的研究。拓展研究对象，探讨积极人格形成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的大小，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此外，对于经过重大应激环境变化，个体能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力量，如身残志更坚的个体，这是不是预示了在积极品质的形成过程中，有更特殊的因素或机制存在，导致了积极人格的形成？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对积极人格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3.3加强应用领域的研究

在积极人格的形成机制中，我们肯定了积极体验对塑造积极人格的重要作用，这也预示着我们可以以此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积极力量，体验幸福生活。这既拓宽了人格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的应用领域，也可以验证积极体验与积极人格关系的理论研究。在丰富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着力发展我国本土的积极人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