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农村信仰问题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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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辽宁省农村信仰情况，获得基线资料，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课题组对辽宁省沈阳、大连、锦州、朝阳、营口等地村民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省农民的信仰状况不容乐观。本文针对我省农民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思考。

关键词：辽宁农村；信仰问题；研究

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农民的精神信仰如何？本课题组针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文化活动、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确立有效问卷1212份，采用SPSS11.0进行资料输入和统计学分析。

一、辽宁省农村信仰现状和特征

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者1212人，其中男性634人，女性578人。在男性当中，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三大宗教的人数共计197人，占男性被调查者的31%；在女性当中，三大宗教的人数共计214人，占女性被调查者的37%。男女信教群众合计411人，占被调查者1212人的33.9%。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被调查者1212人中，（1）年龄在18-30岁的被调查者共计400人，其中男性196人，女性204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共计122人，占被调查者的30.5%。（2）年龄在30-50岁的被调查者547人，其中男性290人，女性257人。信仰三大宗教的男性105人，女性110人，共计215人，占被调查者的39.3%。（3）年龄在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265人，其中男性148人，女性117人，信仰三大宗教的男性45人，女性52人，共计97人，占被调查者人数的33.6%。

从文化程度看，被调查者1212人中，（1）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424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16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9%，其中深信的62人。（2）初中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458人，其中信三大宗教的144人，占被调查者人数的31.4%，其中深信的23人。（3）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233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72人，占被调查者人数的30.9%，其中深信的11人。（4）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97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28人，占被调查者人数的28.7%，其中深信的8人。

从信教群众的收入调查来看，工资收入在500元以下的24人；500-1000元的101人；1000-2000元的354人；2000-3000元的158人；3000元以上的575人。信教群众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还有部分信众依靠经商。家庭主要支出用于基本生活，子女的教育，少部分用于建房。

调查显示辽宁农村信仰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农民信教人数众多。对1212名村民抽样调查，信佛教、道教、基督教三大宗教的人数占33.9%。但是在宗教信仰者当中，真正虔诚信奉的人并不多，只占宗教信仰者当中的25%；第二，无信仰的人数众多。对1212名村民的调查中，无信仰者占被调查人数的38．6％。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众普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盛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农民的精神信仰也表现为多元性和多变性。农民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教派都有所信仰，还有不少人信鬼神，信蛇仙、黄仙、狐仙等。农民们所“迷信”的对象，不但是多元的，而且是变化的，哪个神“灵”就拜那个神，这个神不“灵”了就不再拜这个神了；第四，农民的精神信仰表现为一定的利益取向。调查中农民列出了包括：消灾祈福、保佑平安、治疗疾病、健康长寿、发家致富、学好行善、增长智慧、精神寄托、身心愉快等十几种动因。总之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顺一些，完全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二、辽宁省农民信仰问题的原因分析

信仰是生活和实践中人们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地信服和尊重，并以这种信服和尊重为行动的准则[1]。我省农村村民信仰问题的实质上是信仰缺失。所谓“信仰缺失”，有两层意思：对个人来说是缺乏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宗教或宗教化了的信仰体系；对国家来说则是缺少一个能够代表民众信仰、凝聚民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2]。辽宁省农村“信仰缺失”表现为信教人数众多，无信仰者人数众多，而作为为国家建立、倡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只有不足三层的个体信仰它。目前，我省农村不少地方群众的政治热情下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够深入人心并指导社会成员的行动。封建迷信思想泛滥，宗教思想抬头，信教群众呈上升趋势，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不仅正在破坏我国农村文化的原生态，而且正在改写群众的价值观，酝酿着严重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危险，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而要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追本溯源，找出民众信仰缺失的原因所在，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对策。导致民众信仰缺失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社会转型期，农民原有的信仰、价值观念经受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感到茫然，无所适从，在现实中感到不安全，在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利益是大多数行为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有了致富和发展自我的内在要求。但由于农村的半失控状态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民无法寻找到快速致富的路径，于是，开始寻求心灵寄托而选择了宗教；第二，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客观上为宗教信仰组织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围绕农业税的征缴、宅基地的审批、计划生育的执行等问题，不少地方村干部以权谋私，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有困难求助于谁的调查”中，多数农民选择亲戚朋友，然后是当地政府、银行机构和宗教组织；第三，生存需要成为弱势群体选择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时有发生；第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守的妇女与老人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年龄、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感到精神生活空虚，宗教组织每周一次的教堂聚会，除了讲经说道之外，还有教唱圣歌、弹琴等各项活动吸引村民，为了寻求精神寄托而选择了宗教；第五，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曾过分地强调经济取向，忽视了社会成员共同政治信仰的培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各种亚文化乘机兴起，反文化抬头[3]。加之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客观上为各种宗教信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三、解决农民精神信仰问题的建议和思考

（一）农村经济落后是农村出现信仰缺失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时期的农民不再信奉那些被宣传得极为崇高的理论，需要切切实实的利益来诱导。邓小平曾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4]。因而，让农民逐步富裕起来，让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是解决农民信仰缺失问题的根本措施。

（二）提高全体农民素质是解决其政治信仰和宗教问题的基本办法

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坦纳曾指出，国家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造就公民[5]。“教育是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6]。调查显示，只有25.4%的村民“所在地经常举办教育活动”。“接受培训或者文化学习”的村民只占36.8%，有创业能力的只占25.7%。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因此，治理宗教信仰问题，要把繁荣农村文化作为重要的切入点，目前，我省不少地方已出现如秧歌队、老年健身协会、读书会等文娱团体在农民中很有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但在一些地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农民们只好自己解决自己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空虚问题，除了大家熟知的打扑克、打麻将，赌博和各种迷信活动。对此，政府和社会有必要对农民的精神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农民，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崇尚积极向上的精神信仰，避免精神信仰中各种错误的发生。

（三）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在农村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团结和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重要载体。我省农村宗教工作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四）加强信教群众工作，加大对宗教干部的培训力度，健全预警机制

指出“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要真心实意关心信教群众特别是生活困难的信教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组织支持他们积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勤劳致富，使信教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7]

宗教问题极其复杂，需要培养一支过得硬的宗教干部队伍，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切实加强宗教工作，妥善处理宗教关系，发挥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变革时期，各种矛盾突出，不法分子会利用宗教迷信四处作祟，要健全预警机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使宗教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