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困境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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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农民工组织

农民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农民离开了他们种植的田地，带着淘金的梦想来到了城市。他们为所在的城市建设默默无闻地奉献着，可以说，今天的城市，已经离不开这些农民工的帮助与推动。可是一直以来，这些农民工却始终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他们做着城里人嫌脏嫌累的工作，过着城里人无法忍受的日子，拿着城里人嫌少的工钱，还要冒着欠薪、工伤的风险。该谁来关心他们，组织他们，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

上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的时候，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群互不相干的美国人在路上遇上了一件事情（我们假设是山体滑坡），这些人会马上组成一个山体滑坡处理委员会，分工负责，志愿协同来处理这件事情。于是，托克维尔感叹：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对于农民工来说，个体的力量始终是弱小的，要维权，就一定要形成组织的力量。农民工权益遭到较普遍的侵害并且容易遭受侵害，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工是在“单兵作战”。没有自己的组织作为载体和后盾，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又缺乏其他诉求渠道和手段，因而，在与企业、雇主的交涉和较量中，无论民工个体还是群体，都势必处于一种显见的弱势境地。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往往不取决于它包含成员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或组织形态。尽管农民工群体等弱势群体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这一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因此，劳动者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与雇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农民工呼唤这样一个组织。

农民工会应运而生

权力在现代社会中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且具有强制手段的结构；资本则自有一套快速、严密的生成机制和运行规律。劳动力如果缺乏组织，缺少与资本讨价还价、与权力谈判协商的能力，那就永远只能以单个个体的身份“打工”。劳动力不能像权力或资本那样实现高度组织化，一个屡见不鲜的后果就是被压制、被剥夺、被各个击破。值得庆幸的是，2003年9月全国总工会十四大关于“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是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的重点”的精神给出了应该采取“融入”思路的答案，即把农民工纳入到中国的工人阶级体系之中，并以工会的形式对其予以管理和保护。在近年农民工维权努力的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就是，明确了各级工会组织作为农民工维权的代表，这使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有了一个组织化的“载体”。进而，不少人又在思索能否建立农民工自己的工会。这种思考很快得到了实践的回应：

“一条街”工会：农民工来到务工地找到工作后，便在用工单位附近的街道，寻租暂时安身栖息的出租房。在长期的生活中，这里也便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相同的工作、生活模式，使农民工经常力所能及地在工作生活上互相关照着。于是，当地街道办事处，出于社会治安的需要，便把这些农民工集结在一起，组建“一条街”的农民工会。

劳务公司工会：劳务公司先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再把他们租赁到各工地。这样，农民工只是不断流动，基本的管理还在劳务公司，劳动合同、各种社会保险都与劳务公司签，工会组建也就有了基础。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种模式并不成功。

项目工会：它是以某一较大项目工程为载体，以外来民工为主体的、有一定时间性的工会组织形式。每个建筑工程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为此，在工地所在区县的总工会介入下，与项目中标单位先组建联合工会筹建小组，再组织务工人员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对工会组织的认识，做好会员发展工作。最后在建设工地组建外来劳务工联合工会，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联合工会领导班子。

同乡工会：农民工外出前进行登记，由输出地工会发展为工会会员，按照会员组织关系随劳动关系流动的原则，实行双重会籍管理制度，即外出务工时，接受用工地工会的管理，享受工会会员待遇。输出地工会负责与输入地相对应的工会组织建立联系，及时了解农民工在当地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参与或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资纠纷和工伤事故等。

直选工会：这是沿海一些省市改革工会组织运作模式的新探索。这些非公有制企业中的新型工会，基本上没有政府背景，工会组织由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自主（非自助）建立，工会领导人由工人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向工人负责，没有行政级别，也不享受什么政治待遇。直选工会的产生和直选工会领导人的出现，使广大劳工有了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代言人，既有利于依法维护劳工利益，也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将劳资关系从冲突对抗引向谈判协商。

园区工会：主要是指在工业园区、工业开发区等新经济组织相对集中的园区成立的工会联合会等组织模式。

通过实践，我们认为，直选工会＋项目工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它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农村向城市、从农民到工人的一个延伸、一个突破。同时套用项目工会的模式，延伸工会的触角，会是现实中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同城市工会相比，这种模式的农民工会既不是出于国家垄断从而自上而下组建的，而且其负责人的确定也不源于国家或政府意志。

同时，透过这些新出现的工会模式，可以总结出有关农民工会的一些结论：在建会的思路上，应按照“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和“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的原则组建工会；在建会方法上，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把建立工会委员会与建立工会分会、工会小组，按区域、行业组建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基层工会相结合等。突破城市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比较单一的形式，变为跨企业、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组织模式。农民工会应该突破条块分割状况，跳出封闭小圈子，实行地域原则，形成了开放式的大格局。农民工会从机制上脱离了原有工会“行政化”、“福利化”的经验，工会的作用主要用于调整劳动关系和维权上，这便于工会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工会的群众化打下基础。

农民工会的运作与发展

推动农民工入会、建立农民工会，仅仅是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还得进一步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民工会的组织形式，建立农民工会的运作机制，将农民工会的潜力激发出来。当前，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政策已经不一而足。但现在最紧缺的是相关政策体系下的一个利益博弈机制，即农民工会与企业之间的制衡以及农民工会对劳动行政部门的督促。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体系和农民工会的成熟运作，是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两大关键因素，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力，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行动力与监督力。这两方面结合得好，将会终结农民工权益无从保护的窘境。但目前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尽管都出台了许多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但时至今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却依然不能让人乐观。总理还就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事件作出具体的批示。这种形势下，怎样使保护农民工的好政策落到实处呢？

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制定一系列的好政策，这只是一个前提。保证政策执行的效率和力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企业不与工人签合同就要被罚款，这样的规定是非常难落实的。那么多的建筑企业和工人，劳动部门不可能一一进行审查核实。工资的发放也一样，劳动部门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对所有企业的工资发放进行监督吗？要想让企业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仅靠劳动行政部门是不行的；要想提高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仅靠行政机关的自律意识和道德底线是不行的。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那就是工会。上文提到的中国工会将发展农民工入会写进报告，此后全国多个城市纷纷推动农民工入会和成立农民工会。可以说，农民工会目前正呈鹊起发展之势，不过，农民工会的作用似乎还未能完全发挥出来。在许多讨薪事件中，常常没有它的声音。全国首家农民工会——沈阳市鲁园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会成立两个月后，只讨回2900元工资，与鲁园每天发生的上百个招工事项很不相称。农民工会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既要遵守既有工会的规则，又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同时也要注意到若干问题，即城市工会的松散、政治性不应带入到农民工会中去。如果只是拷贝城市工会的运作模式，那只能是亦步亦趋、形同虚设。

进一步而言，农民工会建起来容易，真正有效运作、发挥工会职能，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则难。也就是说，农民工会建起来，还要硬起来。当然有工会总比没有好，最起码可以改善农民工一盘散沙的组织状态，形成一股合力。但倘若上面的问题解决不好，组建了工会又能如何？能真正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吗？因此，农民工会不但要建起来，而且要硬起来。只要方式适当，农民工会硬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农民工“讨说法”的意识最强烈，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采取极端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强烈希望得到公平对待的心理愿望，是农民工会硬起来最现实的基础。但是，农民工会要硬起来还离不开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支持。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比如对外来务工者的福利、工作环境、生产条件做一些硬性的政策性规定等。政府应当支持农民工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有停止工作和资方谈判的行为。特别是劳动执法部门在劳资发生冲突时，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问题，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支持其合法的维权行为。二是企业正确的利益观。企业必须意识到企业的利益和外来务工者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渡出一部分利益，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利益。三是农民工会自身要团结，树立对工会权威的认可。有侵害个人权益发生时，不要自行解决，依靠并信任工会进行解决。有侵害整体权益发生时，要在工会的领导下开展集体维权行动。四是工会领导成员素质相对要高，领导工会成员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另外，有关部门应特别保护农民工会领导成员的合法权益，比如为他们开展活动提供一定条件和便利，保障他们不受打击和报复等。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农民工会硬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只是满足于建，而不管硬不硬的问题，恐怕建了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