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我国农民工群体特性和组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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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民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嚣的城市，打工谋生。他们构成近代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主体。本文以城市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地域构成、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家庭结构等略作考察，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众所周知，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主要来源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农民，这些离村农民，由于受到交通、经济条件、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通常倾向于到距离最近的城市打工，由此形成了城市农民工群体“地缘”汇聚的特色。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农民工群体都以本地区为主，就是如政治中心北京、国际性大都会上海，各色人等来自全国各地，但地域构成的这种特色依然不减。陈华寅对劳工的抽样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表1所示。[1](P.408)

从表1可以看出，各城市都有本地、外来劳工聚集。劳工出生本地者，部分为城市郊区的农民，而外来者，以地利之便，大多为省内的农民。一份关于武汉劳工的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武汉“为我国通商大埠，上海、广州而外，此处最为繁盛。位置居长江上游，地势当各方冲要，自辟为商埠以来，水陆交通，日见发达，市廛罗列，密若繁星，商业发扬（展），一日千里。且自汉阳、汉冶萍铁厂，以及武昌之公立纺纱、织布、织麻、缫丝四局开办以后，中外私家工厂，接踵而起，工业之盛，远凌各地。因之工人需要，日益增多，劳动者之趋赴市场者，日见其众。”[2](P.717)民工来自湖北、江苏、浙江、湖南、安徽、广东、河南、江西、河北、山东、福建等省，而湖北一省即占到被调查总人数3621人的61.09％[2](P.726)，地域构成的地缘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武汉如此，其他城市概莫能外，如上海人口籍贯构成中，邻近的江苏籍最多，占上海总人口的48.06％（上海在民国时期划为特别市之前隶属于江苏），其次为相邻的浙江籍人，占25.78％；在北京，河北人最多，占北京总人口的35.54％；天津，河北人亦最多，占天津总人口的47.11％。[3](PP.1405－1406)在史籍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类似记载，如河北盐山，“单身男子，于无业时期，即出外工作。通常咸于秋收之后，赴天津或附近各处，寻觅短期工作”[4](P.644)；广东惠阳，不少农民“都趁着农闲时赴香港做季工”[5](PP.64－65)；在广西，“（靠）近城市的农村中男子许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农忙时有些是转回农村耕田”[6](P.107)；在湖北，“在农闲的季节，农民家庭里身强体壮的农民及往附近乡镇做工”[7](P.11)；在山西，“自从禁种鸦片以后，大多数农民发现他们的农田不能生产足以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粮食，都跑到省会太原去寻求仆役之类的工作”[7](P.639)；在四川，“农民的数量，近年已逐渐减退……这些壮丁……跑向都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如成、渝两地人力车夫、山轿夫的年有增加”[8](P.901)；在江苏宜兴，“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9](P.89)。显然，作为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农民工“大多数是来自企业所在省的各县农村，少数来自邻省或比邻省稍远的省份，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是来自企业中心地区”[10](P.177)，是极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劳工会“在同一工业中心或企业里也易形成地区性或划分省份的彼此对抗”的原因之所在。这种地域构成的地缘特色，其实不难理解，一则距离近，交通便捷，可节约成本；二则在本区域范围内，心理上有归属感；三相对容易找到亲朋好友，有一种依靠，减轻对城市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性[2](P.726)，由此形成城市农民工群体地域构成的地缘特色。

二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构成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精确求证的问题。不过，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性别比例的失衡，二是性别分工存在差异性。

城市男女性别构成的不平衡性，固然有许多因素，但男性民工的大量涌入则是基本的。根据1910年（宣统二年）的统计，福建各商埠、江西各商埠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52∶100和189∶100。[11](P.174)中国近代第一大都会上海更具有典型性。一般说来，整个上海地区的性别比例是不平衡的，即男性超过女性很多。不仅如此，上海各组成部分（地区）之间，男女性别比例也有较大差别。例如，1930年公共租界男性人口对女性人口的比例是156∶100，同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9∶100，“华界”的比例是135∶100∶1936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1∶100。即便同一地区，历年人口的性别比例，同样也有较大的差别。除“华界”在1929年以前并无资料可以作为依据以外，从1929年到1937年抗战的前一年为止，“华界”男对女的比例变动较小，仅从132∶100到137∶100。至于公共租界，就大不相同了。在公共租界开辟的初期，男性人口大大超过女性，例如，1870年（同治九年）、1876年（光绪二年）这种男女性别比例曾达到290∶100和297∶100。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大量男性流入的缘故。[12](PP.45－46)另据1936年对城市人口性别比统计，南京为150.29∶100，杭州为147.29∶100，广州127.41∶100，北平160.18∶100，天津141.47∶100，青岛145.90∶100，汉口133.14∶100。[3]

可见性比例失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存在，而其严重性因大量农民离村进城得以强化。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城市农民工群体，其性别构成虽无全面系统的资料，但绝不会例外。南京棚户区——农民工群体居住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根据抽样调查，180家棚户共有人口742人，其中男子424人，女子318人，性别比例为133∶100，“由此可见棚户人口，男子比女子要多得多”，这是因为“棚户中有许多男子并未携眷同来，他们大都是为经济压迫之故而来都市谋生，妻子则留居原乡，或因原乡尚有田地须待耕种而不能携眷偕来，或因生活不安而不敢携眷偕来，而且中国人大都没有出外工作必带家眷的习惯，棚户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调查资料显示的棚户居民性别失衡何以反不如城市人口总体性别构成失衡之严重呢？因为“有许多棚户已经落籍都市，所以棚户性比例并不及都市的一般性比例之高。”[13](P.755)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至于性别分工，更是寻常之极。性别分工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14](P.47)根据男女身体、生理等条件，农民工从事的工种各有千秋，如码头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等重体力活，当然由男性“垄断”，纺织工、家庭佣人、缝纫工等，自然为女性所长，由此形成劳动分工性别构成的千差万别，如表2所示[13](P.1399)。

表2是1936年对南京、上海、青岛、天津、沈阳、北平、兰州、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汉口、广州、台北等14城市主要工业部门的统计，虽然有的工种非离村农民所能胜任，但多数工业需要民工挥洒汗水，从中不难发现劳动分工所体现出的性别“偏好”，这是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群体性别构成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三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年龄构成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精确求证的问题。因离村农民有的扶老携幼阖家进城，有的夫妻双方入城，有的只身前往，不少人穿梭于城乡之间，这就使年龄构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青壮年占据压倒优势。我们可以举3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1.从离村农民的年龄构成看，流向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均以青壮年为主。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表3所示。[15](P.76)

从表3中不难发现，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16](P.55－68，10－11，143)苏南的情况也不例外。据统计，江阴4579离村者中，15岁至45岁之间者占60％左右。[17](P.54)从无锡劳工的年龄构成看，在397位男工中，11岁至50岁者占89.94％，其中31岁至40岁者为最多，占33.50％。[18](P.165)就是说，无论在苏南，还是其他地方，离村农民，均以青壮年为主流，“为谋生而离村者的年龄，大都在少壮之年，当系自然之事”。[17](P.58)因为，只有身强体壮，或有一技之长，才能可望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城市立足。

例2.从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主要是农民工）聚居的棚户区居民的年龄构成看，南京棚户区调查可见一斑，见表4[14](P.756)。

表4可证棚户人口以壮年为最多，幼年人（15岁以下）只占26.56％，老年人（55岁及以上）只占11.36％，而壮年人（15岁至54岁）共占62.09％。显然，在合家进城的农民中，老年人随迁的情况不多，他们仍留守农村，看家种地，而让年青人外出闯荡，打工谋生。这是容易理解的。

例3.在进城谋生的农民工群体中，“打工妹”也是一支重要方面军，从她们的年龄构成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端倪。这里以苏南工业中心无锡各丝厂19379名女工为例，进行一些分析，如表5所示[19](PP.23－24)：在女工年龄构成中，16岁至20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为44.69％，其次为21岁至25岁，占17.50％，26岁至30岁为15.74％，31岁至35岁为8.49％，四个年龄段相加为86.42％，也就是说，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年青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是打工妹，还是打工仔，都是一样，因为“在农村，年青人由于各种牵累较少，纷纷离开农村到新建的企业里去找工作”[10](P.190)。况且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精壮的体力，很难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说农民进城，“不但只是量底问题，而同时还带着质底问题，所以关系就格外重大了。什么叫做质底问题呢？就是脱离农村而逃往都会的农民，大多都是贫农中间最有气概最能劳动的人，或者最聪明而有才能及雄心的青年。还有由农村供给学费往都会念书的人，毕业完成了之后大多都是还想在（为）都会之身，而绝少肯再回到农村工作的。还有一部分农村里边最强壮的青年……想留在都会里边过活。农村内较优秀一点的劳动力，这样地都被都会吸收了去。”[20](P.24)这个评论，也反证了城市农民工群体中精壮劳力为主流的事实。

四

根据上文的考察，进城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家庭结构也必然多为核心家庭。这一判断，可以从民国时期社会学者所做的零星抽样调查中得到证实，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南京东瓜市与其附近的棚户调查结果，“143家棚户共有561人，平均每家人口为3.84人。若分析而看之，4人与3人者最多，各占全体26.78％。若再合起来看，则2人至5人之家却占了总数的84.21％。平常我们大概都以为棚户人口较普通家庭多，其实按此次调查结果，可证明他们家庭也并不特别大。”[21](P.810)此外吴文晖调查南京棚户家庭180家，户均人口4.12人；社会调查所调查上海贫民家庭230家，户均人口4.72人；房福安的上海抽样调查，100家平均人口4.11人；社会调查所的北平抽样调查，500家平均人口4.44人；甘博的北平抽样调查，113家平均人口4.10人。[21](P.810)把这6项对“都市的贫民家庭人口”调查的结果相加，平均每家人口4.22人，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城市下层社会群体农民工家庭构成之一般情形。大家庭（联合家庭）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小家庭（核心家庭）的普遍化，这是工业化、城市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如研究苏南劳工家庭变迁的学者所指出的：“一切社会组织皆以家庭为其始基，而我国数千年来，一方缘于农村经济之需要，一方缘于儒家教养之孕（蕴）涵，生业所在，聚族而居，数世同堂，传为佳话，因以造成宗法社会中之庞大家庭。驯至施政视巨室之好恶，亲属有连坐之条律，族学家塾，自施教养，祠产宗会，互通缓急，凡在家族谨严之地，家庭俨为社会中心，而形成政治教育法律经济上一切活动之单位。然自海通以还，产业革变，交通发展，人口迁流，一方旧式农村渐趋破坏，一方近代都市勃然四起。全社会变动的总趋势，遂为原料资本及人口向工商大埠之集中，与各国产业革命之过程先后同出一辙。单从人口变动观察……其重要结果，则为大家庭之分化及小家庭之产生”。这是合乎世界潮流的趋势[22](P.134)。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大小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如上海，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家庭工资总收入每月20元以下者家庭平均人口为3.45人，20元至29元之间家庭平均人口为3.79人，30元至39元之间者4.98人，40元至49元之间者为6.03人，50元及50元以上者7.76人。工资最少的家庭，孩子也最少，“熟练工人的家庭成员比非熟练工人的多”[10](P.560)。换句话说，城市农民工群体家庭规模小，除了上述有的农民工没能把整个家庭迁到城市的因素外，与他们的收入、身份、地位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至于农民工群体的素质构成、职业构成，较为复杂，拟专题探讨。

通过对城市下层社会群体构成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市下层社会群体地域构成具有鲜明的地缘色彩；性别构成方面则存在着严重的性比例失衡现象，性别分工较为清晰；年龄构成显示出“年青化”态势，精壮劳力构成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主流；与此相应，家庭的“小型化”趋于普遍。由于进城农民素质构成难以适应城市化对“现代人”的要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在职业构成上，他们只好被脏、累、差、险以及“低贱”职业所选择而不得不屈居社会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