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到阶层理论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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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的出现

北京“找到啦”网站是一家靠美国投资支撑的公司，他们提出的时尚社区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低潮期的IT行业中的一个亮点。“9·11”之后的11天，美方投资的停止把“找到啦”推入裁员的绝境，而由裁员招致的诉讼，令昔日的亮点变成了“黑点”。在网络的低潮期中，一批批白领遭到裁员，当他们追讨被欠工资，索取“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补偿时，有人忽然发现他们甚至连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和大多数民工一样，他们打的一直是“黑工”。而来自劳动仲裁部门的消息更加引人注目：“白领黑工”现象不仅普遍存在，并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较之白领，一些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极端缺乏的民工，处境格外需要引起重视。当广西南丹矿难事故中矿工与矿主的“生死合同”被发现的时候，当大量民工春节期间要求政府帮助讨还拖欠的微薄工资时，有的学者开始呼吁关注“转型期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返祖现象，再度泰勒化现象(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管理现象)”。他们指出：在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劳资关系有的似乎退回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工业革命初期。而目前，劳动纠纷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企业在改组改制、兼并破产过程中没有妥善安置好职工，致使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受损；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不依法与职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有的甚至搞“生死合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任意克扣、拖欠工资；拒不缴纳社保基金；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甚至任意打骂、侮辱工人，严重侵犯人身权利。使社会底层的工人和一些民工的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劳资关系、“白领黑工”等问题的出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由于许多问题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一时难以解决，使有些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司法公正态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上的重要讲话，是一篇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回答并澄清了一系列长期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他一再呼吁并强调要重视对当代中国阶级和阶层问题的研究，要注意两极分化问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精神。这对解决中国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夏积智认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纠纷应慎重对待，它不仅关系到国企改制能否顺利进行，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因为不少国企由于常年亏损，造成拖欠职工工资，无法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在裁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上也不能使职工满意，同时加深职工不满的还有国企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从职工角度来讲，由于过去“铁饭碗”的观念根深蒂固，还不能适应市场就业机制下的竞争以及与竞争伴随的某些残酷现实，认识的转化还需要过程。因此，认真学习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研究分析中国转型期的劳资关系“返祖现象”，是解读并解决好“白领黑工”、“民工黑工”等社会现象的关键。

在21世纪的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加剧的过程中，要解读并解决劳资矛盾不容易，从一定的角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世俗化的时代呼唤。在国内外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研讨中，在各种不同方案模式的解决途径比较研究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又重新聚焦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法中来了。这是“多样性社会实现观统一性”的历史回归，也是现代人思维方式返璞归真、寻求创新的又一有益尝试。

二、马克思阶级思想的原型和阶层理论的转折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是马克思所关注的，这位伟人几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为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使命和斗争方向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实现了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最伟大变革。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分层蕴涵着冲突和革命，其冲突型二分层理论具有着独特的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它有几个基本论点：现实的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全部历史悲剧，尤其是资本主义历史悲剧的主角。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它将导致革命，将标志着非对抗社会的到来。这些思想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冲突现象的科学概括。它来源于马克思对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解读。

追溯马克思的阶级思想原型是深刻解读的开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阶级》是《资本论》手稿最后几页中经典性的一章。恩格斯把它放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加以出版，阶级在这里是以经济收入的来源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传统的方法区分的，也就是指他称之为“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他用经济结构对阶级的产生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从中可以引出这样几个基本论点：

首先，社会阶级是在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集团。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有两层意思，即在生产技术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技术过程之上的法律过程中的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逐步趋于简化。如果撇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其重要性逐渐减少的地租，因而只剩下两种收入来源的话，那么大的阶级也只有两个：由只具有劳动力的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第二类文章包括一些历史研究，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区分了以下这些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还有他所称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分析并研究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根本利益矛盾。他深知这些矛盾支配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矛盾的形式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日趋简单。马克思实际上关注的是两大阶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两个集团真正代表着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矛盾方面。它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上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将哲学上的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矛盾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帮助工人阶级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使命和斗争方向，完成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和超越。从对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原型追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关于阶级理论的论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解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首要问题。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崛起与发展，在改变历史命运和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曲折奔流中，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在实践中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必然的。这种追溯物质和经济动因，发掘改变社会主体力量，直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对21世纪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研究韦伯阶层理论的作用与局限是深刻解读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重要环节。与批判型学者马克思不同，德国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一位著名的维护型学者。他认同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关心个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命运。韦伯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种经济决定论。他反对客观规律决定论，认为这类规律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实证主义的，都抹杀了文化的能动和自觉的因素，使一切观念都成为外在物质力量的自动反映。

在阶级的起源及历史作用的分析上，韦伯承认，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社会的分层结构是个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力。由此韦伯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

韦伯也把根据经济因素划分的地位群体叫做阶级，认为阶级是指一批在经济状态和变化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群，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专家和低级管理者。他们在财产和教育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财产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划分阶级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市场购买力”，对市场上的机会的把握能力，即“钱袋的鼓瘪”，而不涉及在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所以韦伯所说的阶级差别主要是货币量的差别，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显然不同。

韦伯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对西方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西方社会分层研究虽然理论名目繁多，分层标准五花八门，但一些基本特点都是溯源于韦伯的分层模式。他认为，由于还存在着“阶层集团”，社会分层变得更为复杂。因为，“社会对名望的评价有一定的褒贬之分”，使阶级地位有别于阶层地位，因此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集团作了区分。阶级地位由市场决定，而阶层地位则取决于别人对他或她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取决于别人的尊重与否。韦伯社会分层方法虽然有助于对现实社会阶层的系统分析，但多元化、复杂化的分析过程却也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相对主义现象。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韦伯分层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确立分层标准的指导思想不同。马克思的划分标准是一元的、定性的，他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能抓住各种垂直分化中最本质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正是这种占有关系的不同决定着人们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差别，以占有关系划分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韦伯的阶层理论则看不见或回避了社会不平等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私有制。其二，研究目的和重点的区别。阶级理论坚持对私有制、阶级及不平等现象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寻找阶级运行、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本质特征。而分层理论则不愿意触动私有制，只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改良，以求控制和防范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局面。其三，最终结论的区别。阶级理论把私有制和阶级现象当作社会垂直分化的最重要基础和产生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用经济利益和主观需求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概括阶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从而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本质，解决劳资冲突、社会分层的主要矛盾。而分层理论则否认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看不清不平等的根源，断言任何社会都不能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把人分成等级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不平等是永存的。

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马克思，其一生最令人钦佩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间断对自己思想、理想的反思、怀疑和批判。在构筑他自己伟大理论的同时，他不断汲取着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不断参与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不断与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干扰进行抗争。

在马克思看来，贯穿在他五十年代的社会——历史——经济研究中的“主线”使他证实并离析出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阶级形成、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决定因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把生产看作分析阶级形成的中心环节，一般是指出简单化的两大阶级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概念，而是来自对社会发展的思辨的哲学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是用阶级力量明显地两极分化的观点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论战文章中常常提及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是他在更为科学的和历史的研究中却抛弃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两分结构。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马克思区分了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地主和自耕农，而在其他有关法国和德国的研究论著中，他指出存在着资产阶级、农场主、农民、农业工人、流氓无产阶级(“最危险的阶级”)和封建领主。马克思把其中的某些范畴描述为“过渡阶级”，这些阶级的存在是同资本主义必然的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几乎等于说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结构。但是一般说来，马克思决不明确地说单纯的两大阶级模式是历史事实，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形成和阶级结构是错综复杂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以一种“纯粹的”模式为出发点的，即撇开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例如对外贸易、垄断、殖民主义、工会、国家的作用等等，由资本——劳动关系支配一切的模式。在分析过程中，即在三卷《资本论》的整个论述中，由此及彼、由简入繁地引入各种经验的特定的和复杂的特点，从而使这个模式逐渐接近于复杂、丰富、具体和历史规定的资本主义。同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为一种制度，一种受生产方式以及私人占有的经济力量同集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支配的整体结构。社会发展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的内部矛盾的结果，这个规律是按《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力量两分结构的观点表述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便是日益分裂为利益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的阵营”。

晚年的马克思，在对自己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反思的同时，逐渐接受文化人类学：社会现实多样化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他在多维视野的分析思考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假设。这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曲折性、复杂性的现实发展过程，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路必须用新的多元统一性的思考方式。

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发展中，马克思的“多样性社会和现实统一性”的分析方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因为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用简洁明快的一元化社会分层标准深刻地揭示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冲突本质，尽管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三、“三个代表”理论对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当代解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要按照马列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要求来建党。经过80年奋斗历程，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共产党改党名，从党章上删去“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我们党仍然宣布自己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政治决定，其意义决不能低估。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问题分析时，我党依然坚持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阶级分析法，坚持一元及统一性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在21世纪，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工人阶级不仅在质量上将大大提高，在数量上也将大大增加，从而使它的整体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坚持把“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传统，又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正如同志深刻指出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同时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深化，外延正在扩大。“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过去曾把他们看作是大工业生产力的代表，现在我们则更加深刻地认为他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早已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同西方某些理论家把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笼统地纳入所谓“中产阶级”范畴，制造“白领”与“蓝领”对立的观念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邓小平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分析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因此，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具有新的涵义，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旧结论。

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看社会阶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创新，其过程是复杂的，但也面临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这些社会阶层从个体来看，情况各不相同，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有的对党深有感情，有的为富不仁。但是从整体而言，他们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形成的，而且整个生产和经营活动总体上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法律和思想道德构成的宏观环境制约下进行的，并对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作出了贡献，加上他们从事的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也是劳动，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旧观念去看待他们。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关于如何看待财产，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问题上，在讲话中强调了一个富有创见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这种观点同样坚持了马克思的多元统一分析方法，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有产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产者与剥削者并不是必然联系的，对具体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是有严格条件的，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这里同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清醒而理性的阶级分析法。

由北京“找到啦”网站倒闭引发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清晰地告知人们要关注“白领黑工”、劳资纠纷背后的社会问题。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矛盾交织着错综复杂的阶层关系。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特别是由于转型期中国的飞速发展，使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从平等的“同志”关系发展到了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白领黑工”、“劳资纠纷”等矛盾急剧显化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眼光透视，理解并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理论，在“多样性社会和现实统一性”中实现历史性超越。

四、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优化途径的现实探索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阶级的本意是“不同利益的集团”，阶层则指不同利益的群体。集团较之群体，在成员的联系性上更强，用阶层的提法可以更为中性、更易为大多数国家和多元化社会所接受。阶级分析法，源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马克思强调依靠所有制和国家利益的整体统一性，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的冲突问题。当代中国学者对转型期中国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则更多使用的是阶层分析法，更多地强调用系统多元的辩证法解决中国转型期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强调用和谐的、协调的、多元的双赢或多赢过程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假如从“经济”(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或利益斗争)的历史”，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归根到底，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为利益奋斗，国家存在的最基本原因也是为了平衡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马克思的冲突论所强调的是对由于不合理阶层分化引发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关注，并强调历史唯物方法解决途径的必要性，这对当代中国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解读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时，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转型期贫富两极分化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对当代中国而言，适度、合理的贫富差异，能够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落差压力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相反，不合理、过分的贫富差异必然蜕变为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紧张状态，导致社会效率的下降。因此，贫富差距要适度，一方面应充分激励竞争致富，把合理有序的贫富差距当作社会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限扩大贫富差距，要把它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目前我们仍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段，随着市场转型的逐步完成，贫富差距将出现缩小的趋势。因此，劳资关系、“白领黑工”、劳资纠纷等矛盾解决的基本思路是：富要合理，贫有救济，抑制暴富，鼓励致富。要协调各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要强化法律、舆论的监督、保证和引导作用。要健全工会，调控市场竞争力度，引导人才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种员工和各阶层的积极性和潜能，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中坚力量。

其次，要学会马克思观察问题的方法，用阶级分析的慧眼透视“白领黑工”、劳资纠纷现象。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纷争不断。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矛盾依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与需求之间的稀缺性问题，是各种资源的占有与优化配置之间的矛盾。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人们曾经宣告工人阶级已经消亡，但不少学者依然强调：虽然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它的实质依然存在并有一定的影响。经济现象也在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两极分化现象，而在这两年网络经济危机频发过程中，人们更是清晰地认识到，再高薪资的白领阶层，甚至一些职业经理人，也是被雇佣阶级，他们和蓝领工人一样经常被解雇，难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可见，再多元复杂的阶层分化关系背后，依然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劳资关系。在资本性资产的时代转化为“知本性”资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依旧未变。

再次，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永恒魅力在于它的简洁性和一元性。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当代社会，人们必须时刻关注错综复杂的社会分层现象，学会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借鉴阶层分析法的系统整体观点。因为，当今社会唯一不变的是变，工人阶级的形象结构较之以往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戴着硬沿帽、穿着蓝领上衣这一陈旧的形象，已随着工业时代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群人的形象也在改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生活中从事核心工作的人群正变得越来越年轻，种族上越来越多样化。女性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和老板更保持距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问题的解决的途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将简洁性和复杂性，一元化和多元化相结合。

最后，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的产生，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其解读和解决的关键就在中国。转型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充分，法制也不健全，不少私营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当今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根本原因。回顾马克思阶级分析思想原型，解读马克思从阶级到阶层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领悟“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寻找中国共产党转型期方针政策的发展轨迹，是我们解读“找到啦”等“白领黑工”、劳资纠纷问题的关键。

在“三个代表”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不断提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形式和内容在不断变革和完善，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现代命运在不断关注并改善。这是21世纪全球问题突出，经济政治危机频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全球背景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无数人不断为中国喝彩的真实注脚。马克思和当年在对阶级问题进行分析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制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而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因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执政党目标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调查和评估当代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特点，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