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权与乡土社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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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关键词《离婚》“士绅”“绅权”乡土社会

《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已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同时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另一方面，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对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识相结合。

一

小说开篇，通过船上一群人之间的谈话，得知庄木三和爱姑父女两人要到慰老爷家请求七大人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而且，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去，这件事情已经拖延了两年多了，一直在找慰老爷进行调解，但是至今没有平息。这里的问题是：爱姑的婚姻纠纷为什么要找慰老爷、七大人来“说和”?慰老爷、七大人的身份是什么?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七大人虽然很有权威，但是他不是“官”。虽然和知县大老爷换过贴，有点平起平坐的意思，但这也显示他不属于知县所属的官僚系统，他并不掌握正式的权力。那么他们何以能够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呢?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人民群众中发生了矛盾纠纷，如果不告到官里去，就要请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出面调解。这同样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不论庄家还是施家，都是这样认识的”。然而，爱姑等人找七大人说和，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也不单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状况，而是与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相关，慰老爷、七大人之所以成为“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乃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绅权，以此处理乡村事务，实行着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存在着双轨政治，即其权力系统是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史考察指出，传统村庄的权力架构的特点是双层权力架构，有着“官方”与“非官方”、“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二者在村庄正常社会政治秩序运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社会秩序正常的运转则由体制外的权力组织——村庄内生的领袖承担并维持。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乡里社会倡导“无讼”，一般纠纷都力求在乡村社会内部求得解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爱姑父女才向慰老爷、七大人寻求调解。

那么，慰老爷、七大人何以赢得赫赫权威，从而能掌握调解乡里社会纠纷的权力呢?小说展现了七大人等人的权势最主要的两个基础，首先是因为他们知书识理；其次，他们凭借其功名地位参与地方事务，并赢得村民们的信任。这体现了“士绅”的典型特征。

知书识理，尤其是要取得功名，这是士绅在乡里社会建立领袖地位的基础，是其地方领袖身份的首要特征。知书识理，一方面提供了处理地方事务、维护乡里秩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最重要的是，功名需要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取，即需要取得皇权的认可，得到“国家合法性权威”的认定。通过这样的认可程序，从而保证士绅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与皇权体制的一致性。以功名为基础取得士绅地位，这样的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内与体制外权力格局的衔接，士绅“遂成为沟通城市和乡村、封建皇权与基层地方社区的重要社会力量，使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权和自治权奇妙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功名身份仅仅是获得士绅地位的基础，如果不参与诸如乡间纠纷调解这样的地方事务，其身份优势就无法转换为权威。如果将七大人拥有的财富视为经济资本，与知县大老爷的交情体现了他的社会资本，“知书识理”属于文化资本，那么他还需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才能将前述优势转化为象征资本，即赢得士绅的权威。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士绅对于乡村社会的责任。在行政能力不能达到的乡村社会，总有社会事务需要有人出面组织。

“士绅”正是凭借功名身份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赢得民众认同和个人声望，从而取得的一种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士绅领袖的权威来自于社区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权威，其统治力与支配权并非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的，而是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温和支配力’”。在小说中爱姑等人相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正体现了绅权这一典型特征。从爱姑这一方面来讲，找慰老爷、七大人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强暴力，而是因为相信他们会讲“公道话”。这也是她面对七大人的威势一再据理力争、不断给自己打气、坚持自己的请求的心理基础。而且，不但慰老爷多次宣扬七大人是最讲公道话的、是最公平的，这也是与爱姑父女同船的村民们的共同看法。比如汪得贵最先说“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相信慰老爷不会因为接受施家的吃喝而偏祖对方。对于爱姑父女、汪得贵等人而言，这并非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觉悟。社会史考察指出，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乡村社会格局中，村民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士绅阶层的统治，毋宁说这一社会格局是在绅一民双方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对士绅而言，调解纠纷既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职责；对于村民而言，这既是他们基于实际需要对于士绅阶层的期待，他们也以社会舆论、道德评价等方式对这种权力进行约束。比如爱姑父女、八三哥、汪得贵等人在船上的议论就构成了这样的舆论空间。

二

爱姑父女到了慰老爷府上，吃完年糕汤后，就开始了又一次“说和”。爱姑眼中所见到的七大人首先在玩弄一个“屁塞”。研究者指出，“这说明七大人精神世界所关心，所引为自豪的，不是什么新鲜的、有意义的事物，而是腐朽的东西”，这一形象显示，“封建阶级威风凛凛，似乎很有势力，但却专门故弄玄虚，虚张声势，说明这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腐朽的阶级。”然而，对于七大人来说，类似这样的小物件却是不可或缺的。读者由此见识到七大人的情趣不高，七大人却是以这样的“道具”来向众人展示其士绅地位。“诸如兴趣、爱好、生活情趣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村庄领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又一显著标志”，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成员外显的地位符号，……人们的社区地位越高，对于他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则越喜欢展示”。七大人也正是借此谈古论今，向众人显示他的见识。而众人皆诺诺称是，来表达对七大人的恭敬。这个细节充满戏谑，讽刺意味尽显，然而其意义尚不限于此。它对于展示七大人的社会地位、推进叙事亦是重要一笔。这与下文中爱姑突然胆怯的场景相联系就更为清楚了。

正式调解开始的时候，仍然是慰老爷出面。七大人虽不发话，然而很明显居于主导地位。慰老爷特意强调，新的调解方案得到七大人的认可：“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和我一样。旧强调这种一致性，既是借助于七大人的权威，也意在加强自己的权威。

由于父亲庄木三一直不开口说话，这让爱姑觉得事情危急起来。于是，她选择直接向七大人申诉。特别是她坚信“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所以她坚持向七大人讲述自己所受的冤屈。慰老爷见状，力图压服爱姑：“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这既可以说慰老爷企图以“地主阶级的权力”压服爱姑，然而在其时其地体会，慰老爷这样说主要还是为了强调七大人的权威，也是在维护调解的权威，维护士绅的调解权力，不希望爱姑转而走“打官司”这条路，不愿在乡间事务方面将士绅的主导权让渡于正式的行政权力。假若爱姑不服从调解，转而“打官司打到府里”，这并没有在整体上挑战“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动摇了慰老爷、七大人的个人权威和士绅地位。

事已至此，七大人终于亲自出面：“……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对不对?”“的的确确。”尖下巴少爷赶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声说。

七大人开口说话，着重突出的是自己说法的可信性，尤其是自己秉持的道理、调解的理据的普遍性，即着意强调自己的权威性。七大人在此既是压服也有劝服的意思，强调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展示暴力，这正是士绅权力的特征。这让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这不仅仅是因为父兄都不为自己说话，此时此刻她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尤其是七大人的话，更让她有一种深深的孤立感。七大人通过强调自己的说法的普遍性，将爱姑孤立在他所主导的世界之外。这正是绅权的基础，士绅因为知书识理，从而掌握着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规范的解释权。七大人的话，排除了爱姑在这个世界上获取支持的可能。因而，爱姑的抗争，就不仅仅是在和“小畜生”一家“赌气”，不仅仅是在挑战七大人个人的权威，也是在和七大人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对抗。但是倔强的爱姑在惊疑和失望中依然坚持自己的要求。

然而接下来出现了突变：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爱姑的突然胆怯和妥协很让批评家失望，并多少有些费解。其实让爱姑终于住口、突然胆怯、进而深感后悔的场面，不过是七大人唤进来一个“像木棍似的”男人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七大人的吩咐然后为他捧上鼻烟壶罢了。何以爱姑就突然胆怯了呢?研究者认为这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从士绅权威的构成因素来分析或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与出场摆弄“屁塞”的形象有着内在联系，七大人在这里着力展示的是士绅的威仪。吸鼻烟的习惯，通过颇具表演性的场景呈现，七大人以展示身份化的文化资本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权威地位，也意在凸显绅一民等级格局。拥有身份化的文化资本，这是士绅在绅一民等级格局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显著体现。前面七大人以言语明确强调自己的权威，爱姑还不屈服，于是七大人进而通过仪式展示这一点。这具有很强表演性的场景所展示的士绅威仪，凸显了绅权的存在，终于惊醒、慑服了爱姑，让爱姑明确意识到了士绅的权威，于是胆怯进而顺从了。因为士绅权威虽然具有个人因素，但是基于乡土社会结构而形成的。爱姑不仅仅是慑服于七大人个人的威势，而且由此意识到她身处绅一民等级格局之中，面对的是士绅所主导的乡土社会秩序。

三

小说的尾声亦富有意味：他们两面都显出告别的神气，便吐一口气，说。“那么，嗡，再没有别的了。恭喜大吉，总算解了一个结。你们要走了么?不要走，在我们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这是难得的。”

慰老爷此时很畅快，对事情结局很满意，这种满意不仅仅是作为统治者在压迫农民之后的洋洋自得，也包含着作为纠纷调解人的满足之情，庆幸自己的权威、士绅的地位最终得以维护。如果爱姑依然不接受调解，不但慰老爷本人面子受损，而且七大人的权威也将受到损害。在长出了一口气后，慰老爷接着客气地招呼纠纷双方留下来喝新年喜酒。经过士绅的调解和裁决，乡间的一个纠纷解决了，乡间社会又恢复了它的日常秩序。虽然调解过程中，通过爱姑的眼睛和心理活动，一度让人感受到如置身于“公堂”之上，但是事情结束之后，慰老爷的客气又提示我们这里毕竟不是“公堂”，无论是爱姑父女和施家，还有七大人，都是在慰老爷的宅院。纠纷的双方和调解人共同处在乡土社会中。他们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阶级地位相互对立，在此之外，他们还是邻居，是乡亲，享有共同的乡土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秩序。

只是研究者已经没有从容心境来感受这一点。对于它的批评解读已经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背景中。无论是对它所具有启蒙意义还是阶级革命意义的阐发，无论评论者无意或是自觉，都内在地包含着建构现代国家权力形态的要求。现代民族国家要求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最广大的群众进行社会动员并从中汲取资源，因而士绅这一中间阶层及其主导的非正式社会权力就成为其批判和打倒的对象。既往对于《离婚》中的事件和人物关系的解读，以不同话语表达着这一内在要求。

在政治革命话语体系中解读这一短篇小说，故事被阐释为一起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政治事件。研究者认定爱姑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然而又有局限性、不彻底性的劳动女性形象，小说的主题即在于由此指出农民以个人力量反抗封建压迫的不可能性。然而，这样的认定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距离。贴近小说来分析，爱姑既不具备反抗压迫的自觉意识，也不具备反抗的主动精神。构成爱姑支撑因素的，一是她个人的家庭背景具有一定的实力；第二，她本人性格中有一份蛮野；第三，她在婆家受到了不平对待，从而要“赌气”；第四，不可忽视的是，她一直坚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以上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得她特别倔强和顽强。然而，在她身上其实找不到挑战封建压迫的主观意识。只要她相信所谓“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可以在这个秩序中求得公正，那么她就不会走上自觉反抗的道路。而事实上，她是相信的，让娘家人为自己出气，向士绅申诉以求得公正，她依然是在既有社会格局中进行抗争。她并非先行抗争，然后突然妥协。她的胆怯表现突然，却并非偶然。因为爱姑富于“反抗”精神的表现，其实是以承认士绅权威、信服士绅权威为基础的。正因为她坚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所以两三年来她一直在寻求士绅的调解；而只要她一直在这个权力格局中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么她早晚会接受士绅裁决的结果，只是如何接受士绅调解、最终接受什么样的调解结果不同而已。爱姑的倔强性格使得调解过程拖延了两三年，但是并没有对士绅权威构成根本挑战。相反，通过她的最终服从，稳固并加强了乡土社会中的绅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鲁迅小说思想革命意义的发掘中，研究者则认为这是一起反映了农民阶级尤其是劳动妇女的不觉悟状况的事件，进而发掘出爱姑身上其实还内含着“奴性”，小说由此表现了进行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要意义。然而，结合以上分析，正是爱姑对于士绅的信服、正是她的“不觉悟”成为了她“反抗”精神的基础，她的“奴性”成为了她挑战封建统治的凭依。这样的批评话语将小说人物置于悖论之中。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地位对立，但是处于共同的社会空间中。如果对于他们共处的社会空间本身缺乏充分认识，那么所谓被压迫者个人的不觉悟抑或是时代的局限性，更近乎于一种宣判而不是人物分析，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理念的展开，却与小说人物形象存在距离。

关于爱姑婚姻纠纷的调解，可以是一起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政治事件，或者是一起表现农民需要启蒙的思想事件，但是这首先是、或者至少也是一起当时当地发生的社会事件。小说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由于倔强的爱姑不断挑战士绅权威，促使绅权得到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从而揭示了绅权的基础、特征和运作过程，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土社会一个侧面。这乃是在中国延续千余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形态，作家在这一短篇小说中将之生动地展现出来，就此已足以体现它的价值。从中可以进而解读出政治解放、思想启蒙的意义，但也应该以小说所叙述的社会事件本身、所呈现的社会内容为基础。无论可以从中阐发出什么观念，首先应该对小说事件本身做出准确概括，对参与事件的人物关系、各自的角色和地位有准确把握，对于事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有基本清楚的认识，否则深刻的阐发却可能包含着疑问与含混。

在慰老爷、七大人之外，鲁迅小说还塑造了诸多这样的士绅人物形象。然而既有研究话语多以“地主”和“地主阶级”来指称这些人物，而忽略了在其时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中他们本有的“士绅”身份。在人物的阶级地位、阶级特征之外，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辨识这些“地主阶级”人物当时的社会身份、所处的社会环境，把握其行为特征，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充分地阐释鲁迅小说的丰富意蕴。进而言之，鲁迅小说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士绅阶层在近现代社会剧变中分化、蜕变的复杂历程，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谱系；从传统社会的“士绅”人物到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转换乃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视野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这一人物谱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