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突发事件构建和谐之议
时间:2022-08-01 0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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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各个阶层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机制,制度化资源严重缺失,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发。本文在认真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此类事件应坚持的原则,有效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建设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社会转型期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日益加深,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正处于转轨时期。而相应的制度化资源却严重缺失,社会利益表达、维护机制还不十分通畅和完善,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凸显,逆向摩擦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豍当前我国社会冲突和动荡的一个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各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在现阶段,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由许多个体组成的、特定群体或偶合群体为了表达利益、维护权利或发泄不满,运用突破社会规范的各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非理性的,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集方式,具有一定规模,且与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或活动。豎频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使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面临重大考验。认真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处置原则,完善处置对策,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目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
当前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事件发生的数量多,增长快,呈高发趋势
近些年来,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不仅数量多,而且增长迅速。据2005年的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的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群体性事件从8700起迅速增长到8.7万起,12年间增长了近10倍;2006年群体性事件超过了9万起,2007年则达到了10万起,参与人数也由75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而2008年和2009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了以往。豏而且这种增长趋势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而且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和危险因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参与主体以弱势群体为主
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的主体较为繁杂,但纵观近些年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事件的人员主要还是以农民工、失地农民、下岗失业、离退休人员和因企业改制重组、被拆迁而没有受到妥善安置的人员为主。这些人处于社会底层,社会地位不高,在利益调整过程中缺乏话语权,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的不通畅、狭窄或缺失,不能与政府部门、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地沟通和协商,不能通过制度的设计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下,弱势的个体不得不通过集体行动,卷入矛盾冲突、对抗之中,随着矛盾和积怨的加深,最终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事件发生领域较为广泛
农村的征地补偿、城镇的拆迁安置、企业改制重组、劳动就业、欠薪纠纷和环境污染等都较容易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涉及的行业、领域较为广泛,涉及到的矛盾主体和利益主体也较多。若各个主体没有协调处理好各自的利益关系,充分顾及到各自的利益需求,都会成为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
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有着深厚的、复杂的社会背景,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管理机制的内在缺陷与自我纠错机制的不完善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调整,使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而相应的制度资源没有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变化和调整,致使资源分配不当、利益分配不合理。由此会使利益受损人群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政府一些职权部门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敌视态度。对存在的这些问题,由于缺乏民意的收集、反馈渠道,往往不是被当局所忽略或视而不见,就是被压制,长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在缺乏相应的自我监督与纠错机制来解决政府部门内部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对外部存在的问题也就讳疾忌医,得过且过了。当矛盾积压到一定程度时,不经意间就会被引爆。2008年的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就是由于当地的水库移民安置、采矿造成的环境污染、治安状况恶劣、政府的不作为与乱作为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长期得不到解决,民众积怨得不到疏通,由一起中学生死亡案件为导火索,引起当地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二)没有健全的多元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
相关资料统计显示,中国的弱势群体人员的数量已达1.4~1.8亿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豐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状态,缺乏或没有自身的利益代言人,再加上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表达方式单一,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他们的呼声长期被漠视,利益得不到维护,日积月累,导致民怨沸腾,很可能会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政府部门总结反思不够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全国各地持续上演,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维稳,成了各级政府部门的一件大事,自上而下都成立了综治维稳机构,以解决各种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在社会舆论和上级部门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对处理群体性事件不力的责任人进行了问责。但这种问责大多是就事论事式的,不是以解决问题为着眼点的。很少去挖掘、总结和反思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是从优化和改善体制和机制上的不足去解决社会矛盾和存在的问题,而是隐瞒下情,掩盖矛盾,堵塞言路,花更多的人员和经费,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去压制上访等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高压维稳的结果是事与愿违,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维稳机构的“防线”总是不断地被突破。
三、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则
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平息,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时,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第一时间”原则
即在事件发生之初,政府相关部门就要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及早介入,迅速掌握情况,及早控制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能解决问题的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尽早赶到事发现场,本着不但要及时平息事态还要彻底解决问题的原则,抓住主要矛盾,稳定当事人的情绪,对所反映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解决与答复:如能立即解决的,应着手马上解决,不能现场答复的,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尽量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并跟踪解决事件的后续问题。豑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9年2月8日,贵州省德江县发生舞龙事件。德江县领导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主动与行动者展开谈判,兑现承诺,消解现场民众情绪;同时,大批基层干部赶到现场直面民众,组成“一道”人墙,劝慰、疏散群众,而公安干警在干部的身后组成第二道人墙,防止出现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使事件在5小时内得到了平息,恢复了社会秩序。德江县的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事发现场,赢得了时间和主动权,为事件的平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德江县领导的做法,其实也是很好地吸收了08年瓮安群体性事件的教训,学会了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
(二)依法处置原则
解决问题要依法进行,在维护法律、法规权威性和政策严肃性的同时,也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妥善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解决好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不能为了达到平息事态的目的,而置法律政策于不顾,做无原则的让步,答应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而给以后事件的处理留下隐患。与此同时,也要对事件的参与人指出事件的非法性所在,做到有话好好说,有理好好讲,以理服人。
(三)合理用警与有效用警的原则
用警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与平息事态,尽量减少事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打砸等各种意外行为的发生。因此,在事件发生之初,根据聚集人数的多少,就要派出相应的警力和人员到达事发现场,形成强有力的战斗集体,迅速隔开事件的对立双方,隔开与事件无关的人员,形成一定的隔离空间,防止围观人员的聚集,劝离围观人员离开事件现场,并做好外围的交通疏导工作,始终掌控好事件的发展态势。用警忌滥用警械和强制措施,以免激化矛盾。
(四)信息公开原则
信息的传播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激化与平息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基层政府及官员对媒体和记者往往抱着恐惧、躲避的态度,恐其报道会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因而一有群体性事件发生,就习惯采取“封”、“堵”等措施,运用断电、断网、屏蔽手机信号、封锁消息等手段阻断信息的传播和流通。致使谣言、小道消息四处流散,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因此,政府部门在处理此类事件时,要认识到与其被动疏导,不如主动出击,与媒体合作,相关信息,征求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并及时予以反馈,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缓解公众情绪。如20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处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语
当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只是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是与各阶层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并且深刻暴露了隐藏在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时、有效的处置,会进一步促进政府进行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决心,这样会有利于促进各种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进一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无疑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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