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原因和目的伦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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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交换是理性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农村社会交换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应该说农村交换中会涉及一些伦理问题，主要是农村社会交换的原因、目的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我们应该对农村社会交换原因进行道德询问，对农村社会交换目的进行利益查审，以求得对农村社会交换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目的

1引言

什么是交换?首先需要确立对交换的理解视角和内涵限定。从较为广泛的意义而言，交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遵循人类既定的规则条件下，相互换取彼此所有物的活动及其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是交换的一种特定形式，是经济生活中的交换行为，它是在极为明确的规则前提下自愿让渡彼此的资源(主要是商品和劳务)的活动及其过程。而“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这里我们探讨社会交换问题。

社会交换理论最早诞生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互动与交换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构想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个人、集团、社会)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社会交换的内容为满足当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品、行为，还有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以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社会交换往往有着广阔的交易范围，成为对象的不一定具有经济作用，“它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以及关系资源等，应该说从社会交换的内容、资源、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交换存在一定的伦理道德问题，潜伏着“道德风险”。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农村社会交换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这里我们从农村社会交换的原因、目的方面探讨农村交换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2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的道德询问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广大农村人情味更浓，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即人情)，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应该说农村社会交换是一个伦理体系，它包括三个结构性原因：道德义务原因、发展需要原因和理性计算原因。

(1)农村社会交换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原因。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道德义务主导着社会交换，农民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之间有情分、有情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以义务相调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家庭和家族，一切以义务相调节的情谊关系都属于伦理关系。他指出：“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底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交换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社会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的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农民是被动的，是承受道德压力的。社会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的人情来往更多的是以金钱的形式来进行的，表现在婚丧嫁娶、婴儿的生日、百岁之类的仪式性活动的“随礼”上，本身是一种交换行为，布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利益，人们需要对给予自己以利益的对方作出回报，社会交换使社会各方承担了某些未具体规定的义务。这种源于道德义务的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是农村人情、血缘维系的关键点。

(2)农村社会交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社会手段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寻找更合适的自身发展道路，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这加强了农民与他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越来越趋向开放化，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民的自身发展，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进行社会交换，这是无可厚非的，符合农民的伦理道德要求，只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腐败现象，而且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3)农民社会交换有农民理性计算的原因。布劳曾指出：“由于交换是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行动，因此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与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有很大类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El益卷入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社会交换的扩张。在社会交换中，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凡事以人情开道，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送出一定的礼物，换回更多的利益、感情、服务、信息、金钱，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因而，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性功能的基础上得以推行，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的增加是农民由非理性到理性转化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一味的理性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算盘挂在胸前”，凡事斤斤计较，成了农民的个性的表现。而且社会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负担加重。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交换之风，同时也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

3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的交换主体是农民，农民进行社会交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换可以获得一点的利益。农民进行社会交换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交换，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交换，将个人的忠诚、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

3．1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正面查审

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个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和其它生活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但是在当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迁，亲属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后，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于生产经营范围之内，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关于利益、利益诉求的研究出现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alva-tius)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斯密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斯密的这一价值显示，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对社会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中“欲望着”的经济主体的激励，强调了商业社会中市场主体的物质需要和新的精神需求。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人类被认为是寻求酬偿(利益)的有机体，他总是寻求选择获得最多酬偿和最少惩罚的目标。一这个结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恰恰证明了在农村社会交换中农民追求利益的正确性。

3．2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反面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与功利性的增加，使部分农民变得惟利是图。农村中的人情交往本来是维系村落中特殊群体人际关系与文化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市场化，以和J益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来往功利性逐渐增强，当然这是符合休谟的“功利主义”观点的，适当的功利交换是符合人性的本质的，但是一味的功利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人与人之间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A到B家随礼完全是为了请B为自己办事方便，农村那种本来的文化模式遭到了破坏，梁漱溟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在当代社会“关系”好似就意味着“利益”与“权力”，市场功利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性使农民做出巨大支出与浪费。农村社会交换支出已经成为许多农村人家日常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有的人家甚至会举债去“随礼”据青海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调查显示，2003年第一季度，该省城镇居民人均赠送现金8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如果再把各种形式的请客吃饭和馈赠礼品折合成人民币，平均每个人人情消费支出达163元，达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而来自上海的一项调查则表明，上海市2002年居民的人情消费人均为503元，如果以每户3—5人计算，每个家庭支出在1779—2965元之间，2003年1至3月份，人均赠送支出为277．85元，其中仅春节走亲访友户均消费支出就达1196元，比上年增长36．4%。有学者指出：我国居民一年中用于办私事送礼的费用可以建造两座“三峡大坝”。人们不顾及自己支出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人情消费是一种“炫耀性”消费，贫穷的越贫穷，不贫穷的几陷贫穷，这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