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台湾民主乱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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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民主进程一直被大陆许多学者甚至官员视为是此岸同一进程的先行者。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经验与教训都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以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为发韧的台湾民主进程，迄今已有20年历史。期间的执政党轮替大概是最震撼的成果，但也被视为民主制度的正常现象。但是，自民进党二度执政后，陆续暴露出其民主制度下的种种弊端，诸如上至“第一家庭”、下至方方面面的弊案连连，现行制度对“总统”腐败的无能为力（“立法院”“三罢”不成，代表社会良知的政治家与百万“红衫军”群众的悲情抗议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及执政党在政绩乏善可陈、全面腐败、其领导人人格破产的情况下，居然基本盘稳固，仍然赢得高雄市长的选举，等等。

台湾的民主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虽然已经走过了20年，但我们可以说它仍处在民主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因此，对于它的种种“乱象”，此岸的我们宜以冷静客观态度对待之。不过既然我们认为它是“先行者”，就应该认真地分析其经验教训何在，以在此岸的必然的民主进程中避免重蹈覆辙。当前有两种观点是需要克服的：一是一味淡化台湾民主乱象的负面影响和重大教训，认为即使如此也比某某好了许多；二是全面否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睥睨哂笑道：“你看它乱了吧”，从而为维护此岸的现状制造依据。

从台湾民主乱象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我以为可以有以下几点：

一、民主制度是防止腐败的最好方法

许多人为台湾在民主制度下出现如此程度的腐败及政府效率低下而错愕，从而对民主制度在保证政府廉洁方面和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作用产生怀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许正是由于民主制度，才使得台湾的腐败被揭露，被遏制，并且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完善。

台湾地区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各个层面官员的腐败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一个附带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看，即便是通过民主方式第一次进入权力中心的政党和其领导人，特别是原来的在野党和其竞选人，也并不一定具备或能坚持真正的责任意识和契约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制度初期通过民主方式取得领袖地位的可能是投机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楷模），相反，由于其政治“暴发户”的特点，必然会更快速地被权力所腐蚀。从制度的完备性看，这个初生的民主制度也缺乏对其领导人的有效的监督与腐败后的制裁的完善的制度设计。以“清廉”为旗帜赢得人心、取得政权的民进党，如此迅速地腐败变质，再次证明了事物发展往往出现的那种理想、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一种令人警悚的逻辑——天使变成了撒旦。这是这个党和台湾人民的悲哀，但它也表明了一种在两种制度转换期间必然传承的历史胎记，一种可以降低却不能没有的历史代价。

但是，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才能更快、更准确、更充分地揭露这种腐败，从而使这种伴随新生制度而来的丑恶和危害性降到最低。如果不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不是在野党的监督和对抗，不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或者从根本上说，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提高和这种权力的行使，台湾的腐败就不会被这样迅速地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会这样得到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必然会上升到新的水平。

相形之下，此岸的人们不必以“风景这边独好”的优越感和幸灾乐祸的心态嘲笑彼岸。如果我们不那么自欺欺人，其实此岸的腐败程度是远远超过彼岸的。当这种腐败逼迫得中国大陆人民再次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怒吼之时，任何对台湾的嘲笑都不过是“百步笑五十步”。

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会通过这一轮反腐败得以健全，人民会对此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比如“机要费”和“特支费”的使用必然更加规范，官商勾结必然有所收敛，党产来源和使用必然更加严格，台湾的司法独立会更加突出，而且我们可以预料台湾“立法”机构对于地区领导人的弹劾与罢免规定会更加完善。而此岸的腐败甚至还在种种包容与隐藏之中，那些劣迹斑斑的腐败官员也还仍然道貌岸然地招摇过市，既没有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没有不同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更没有司法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反腐败及其成果的预期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政治上的成熟。龙应台女士在台湾第一次罢免案表决日撰文，指出：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2006年6月27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龙应台女士的论述是精辟的。但是，面对中国国民的精神特质，我们如果在大陆这边实行民主，考虑到大陆的情况更加复杂，就不能不在起始之时就更加小心。这就带出下面第二个启示。

二、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使得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必须慎重稳妥

鲁迅先生早就深刻地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他笔下的阿Q、吃革命英烈人血馒头的看客、祥林嫂和润土兄等，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这种劣根性。无独有偶，台湾的著名作家栢杨著有《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同样痛切地揭露着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大师”李敖尤其看不起台湾人，不断地用种种嬉笑怒骂的方式，批判台湾人的劣根性。其实台湾人的劣根性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不幸”而“不争”所表现出来的权利意识和斗争精神的缺乏（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公民意识”），而且包括了更多的内容，如自私、冷漠、麻木、偏执、粗俗、浅薄、势利和缺少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等等。

在讨论中国民主改革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素质。赞成改革者咸以为中国人民不存在民主素质问题，反对改革者则往往以中国人民民主素质低为理由反对改革。

从台湾的经验看，人民的民主素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实在性。

这从民进党的基本盘也就是绿色选民的特征可以得到佐证。这些选民虽然对民进党特别是陈水扁的腐败不满，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则是：宁可要腐败的本土政权，也不要清廉的外来政权。因此就出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群体政治行为特征：不是以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标准，而是以类似于宗教的偏执和狂热情绪为驱动。这种非理性，占据了台湾地区人民的相当多的比例。

这使我们想到大陆的“”时期人们的狂热。为了一种所谓的崇高的理念和主义，人民既被统治者当成操弄的工具，反过来，在台湾选举民主的环境下，这种狂热又逼迫统治者或领导者更加极端化和权术化。民进党虽然党格尽失，威信扫地，但这部“选举的超级机器”就是摇摇欲坠而不倒，泥牛过海无大失。

虽然台湾“深绿”群体的本土意识有着某种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造就了民进党这种操弄民心于股掌的劣质党格和丑陋的选举工具理性。上一次高雄市长选举前夜的国民党候选人的诽闻，两年前“总统”选举前夜的“两颗子弹”，此次高雄市长选举前夜的国民党候选人的“走路工”录像，等等，这些令世界理性和善良人大跌眼镜的花招、小动作，都会给民进党带来反败为胜的奇迹。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胜利者身上的卑污，造成了全社会公共精神的错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如果这一切的卑鄙，都是假专制之名而行之，人们尚能理解。但如果这一切都以民主之名行之，那么，全社会、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损失将是何等创深痛巨！

又岂止是变质沉沦不思悔改的民进党，泛蓝集团表现得又何尝令人满意。以清廉、“不沾锅”为特征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首，本来应当被视为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长期贪腐、黑金政治的一种否定，一种新的希冀，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岛内的某种舆论，还是以客观见长的凤凰台诸多资深评论员的意见，都表现了对马英九的一种拒绝，一种刻薄和世故，即认为马英九太过清廉和理性。当然，马英九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不成熟的方面，但是，做为一种理念和人格象征，他被许多人否定，也就是以“马英九太清廉”而被这些人否定，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一种中国群体人格的悲哀，一种政治的悲哀。另外，同是泛蓝阵营，在人民利益和政治大局的形势下，却出现诸多不和谐的动作。国民党和亲民党都表现出对一党私利和个人私利的过度算计，从而难以完成整合，宋楚瑜甚至在台北市长选举中打横炮，自相残杀，结果以不自量力的惨败宣布要退出政坛。这种迷恋于自我利益的狭隘器局，使得台湾的民主制度付出了进步的更大代价。其根源，无不在于国民的劣根性。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台湾无论蓝绿其恶劣、可悲或可笑的表现，就不妨回顾龙应台女士在反省台湾那位“元首”恶劣表现时说出的这样的话：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还算不算数?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遗憾的是，龙应台女士所指出的台湾社会的缺陷，在此岸不但全部存在，而且更加严重。

在今天，如果此岸的我们不顾国民和社会这种基本的道德水准和素质，不顾政治人物极大可能的品格和道德的缺失，不顾整体社会环境的恶劣，贸然地、急速地进行民主政治，恐怕会带来比陈水扁和民进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冒进，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的损失，甚至会让我们遭遇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让我再来回忆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学校园涌起的那一股民主化浪潮。作为亲历人，我不得不说，那次民主化运动中，虽然也打出了崇高的理念旗帜，出现了少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也相当多地出现了类似陈水扁的投机分子，出现了许多阴谋诡计，出现了个人利益的太多算计。二十多年后，再看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雨打风吹去。我们可以叹惋中国的一次民主运动的夭折，但我也在想，从某一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那些思想偏激幼稚、政治经验缺乏、有种种人格缺陷的“青年政治家”如果假政治改革机遇上台得逞，必然的结果是造成中国的大乱，人民的沉重的损失。

中国经不起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政治动荡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是陈水扁式的人物，不但人民会遭受种种损失，国家命运难测。台湾因其地小人寡，情况较为简单，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动荡尚可控制，成本也较低。大陆这边情况不同，地广人多，国情复杂，社会同质化程度较小，一旦动荡，极难控制，国家和人民为动荡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太大。

闲言先生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一文中说：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险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华背后，危机隐患不少。……今日中国的处境其实是左右皆难。改变政治制度有风险，不变也有风险，差不多是没有可行的选择。这种“两难”说明中国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种困境。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的“两难”处境：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能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操作不当，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动乱。我个人以为，在实际的国情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放言论，二是在基层实行真正的民主。由此再逐步开放党禁，将民主选举上升到县以上层次。由于这个思路涉及的两个具体内容许多专家已有专文阐述，此不赘述。

三、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需要坚持并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中国大陆的现实，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批评。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义正词严，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在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保持基本的稳定，才能在这种稳定中寻求改革与进步，也才能最终实现民主政治。

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共产党不能改善领导理念与执政方式，这种领导也不能持续下去。所谓改善，不仅仅是一种党的领导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整个时代与整个社会进步的潮流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公民力量、社会力量、其他政治力量的成长与壮大，允许国家机器中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共产党即便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也不再以党代政，凌驾于公民、国家与法律之上。

当前，中国共产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它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八年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增大，从而保证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僵化地坚持党的绝对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使它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的领袖都认识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它的既得利益使得任何一个党的领袖都对这种改革采取了一种犹豫和拖延态度。

闲言先生对中国现状改变的可能性很悲观：

从可以预见的时段看，中国改变现行基本路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条路的未来境遇如何，它将把中国人带向哪里？仍然只有天知道。当下对中国最有利的信息是：美国的单边主义进程已经遭遇重大挫折，在短期内难以重整旗鼓；美国新保守主义所热衷的“自由扩展”，也不得不放慢步伐。虽然美国仍免不了要盯紧中国，并且联手日、印制中；但就象9.11时一样，中国又再一次获得了喘息之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英明——多国演义

与闲言先生的悲观不同，我倒与李锐老先生的态度一致：对中国前途不悲观。我特别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失误和世界局势的风云莫测上。我特别感受到了中国这一代领导人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提出。我在旧文中曾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当然，这是一个充满未知因素和后果并不肯定的尝试。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明以胡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在以理性和信仰进行一个伟大的新长征。让我们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机会。如果有伟大的信仰，有伟大的人格，有清醒的认识，有恰当的策略，有坚定的决心，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会展现一个新的面貌。

这样说，并不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少数领袖人物。让我们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的改革与进步作出努力。这种努力，不但会促进局部的进步，而且会影响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哪怕很小的进步，也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甚至代价的。我们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不立即着手循序渐进；既不能否定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又不能不对党的领导进行改革与完善；既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伟大尝试给予肯定与支持，又不能放弃自己的也就是作为党员和公民的应有作为，为促进中国政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我们不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这种可喜的变化，我们对于真正的民主化的进程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即便按照享廷顿对“第三波”的总结和归纳，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也需要诸如经济发展、城市化、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知识与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发展等普遍的因素。显然，在现在的中国，这一切都还不完全具备。这就与当年台湾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不同。台湾可以说基本具备了享廷顿所说的各种社会因素，再加上当时世界的政治变局与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攻势，促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以夺取政治的制高点。

也许当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领袖面前的一个问题，与当年台湾国民党与蒋经国先生面前的问题是一样的，这就是：起码从两岸统一和两岸竞争的角度看，此岸的政治制度也必须有一个改革。如此才能争取台湾的人心。形势的严峻性在于：即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如此腐败无能，但是主张或强烈持有台湾本土意识的台湾人民，并没有减少。在此次北高市长选举中，在传统蓝色的台北，谢长廷居然破纪录地拿下40%的选票。这是一个警讯，表明即便是在学历较高、中产阶级势力雄厚、“外省”出身居民较多的台北市，也增长着与我们的愿望不同的一种政治意识。而在传统绿色的高雄，国民党的黄俊英仅以1000多票败选，似乎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的一个胜利。其实，投向黄俊英的选民，也许并不是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是对民进党贪腐的惩戒。

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实在有太多太大的期待。中国人民也对中国共产党有太多太大的忍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我自己做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愿意向本党领袖进一衷言：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我们党不需要改革。与时俱进是一个好的提法，关键是向何方进。中国当前其实是面临着又一个历史的变局。要真的达到和谐社会，当前的任务是必须谋划真正的政治改革。

而当中国政治进步到民主化之后，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之日也就到来了。也许那时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有了更大的完善，而中国大陆的政党和人民会更心平气和地与彼岸的人民共享制度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