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西方两种民主模式与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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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生型民主制度是实行该制度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等因素的基础上，经充分发展后而形成的。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数量众多，呈现出政治不稳定、经济政策不连续、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严重、民族矛盾尖锐等特点。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

关键词:内生型民主;外生型民主;民主制度完善

根据制度生成基础的不同，我们把现行民主

制度国家分成两种类型:内生型和外生型[1]。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政局较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较健康。外生型民主，不论是主动移植还是被动接受，它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都很大。从现实来看，这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效果不甚理想，不是政局不稳，社会发展失衡，就是经济发展不足。

当前，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很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推进这一进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只有像英美等西方家学习，植入它们的制度模式，走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是唯一选择。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文从内生型与外生型民主发展模式，谈谈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一、内生型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形成

内生型民主制国家的民主政体，是在该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等因素的基础上，经充分发展后而形成的。英国现代民主制度属于内生型，其确立是近千年英国政治演进的必然结果。

1.议会的形成与完善

自11世纪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断加强。13世纪，约翰王统治时期(1199-1216年)，经常增加额外的捐税，对外战争经常失败，还干涉封建法庭的权力，使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干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选举，与教皇发生了冲突，被教皇革除了教籍，并停止了全英国的礼拜，约翰王无所依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分离倾向日益明显的强大贵族势力乘机联合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开始了反对国王的斗争。1215年，约翰王被迫接受了他们所拟的大宪章。大宪章保证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王国的“大会议”，只有得到这个会议的同意，国王才能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这就意味着在英国长期以来至高无上的专制王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15世纪上半叶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以英国的彻底失败时期，紧接着爆发了持续30年的玫瑰战争，英格兰政治一片混乱，王朝更替频繁，最终以亨利·都铎即位，结束约克王朝，开创都铎王朝。这其中交织着王权的发展变化、封建贵族集团力量的强大、议会的产生与发展。王权的加强引发了封建贵族集团的反叛，促使他们以御前大议事会来争取权利、制约王权，从而催生了议会。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开始是封建贵族集团以大议事会来对抗国王，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封建贵族集团实力不断衰落，大议事会中的骑士、市民阶层代表逐渐成为议会中新的制约王权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国王的权利也得到加强，王权挺过了这场封建危机，从对大封建主效忠贡赋的依赖转为与市民阶层、新兴贵族、商人共荣来继续发展，到16世纪，英国的政治逐渐成为国王与议会斗争的舞台。

英国议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交织着权力的冲突与分配，且过程漫长而曲折。从这个过程来看，英国早就形成了一种限制王权和注重议会政治的民主传统。

2.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英国早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其商业化的过程。14～15世纪，带着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对金银、对财富的强烈渴望，西班牙、葡萄牙派出了航海者去探求到达东方之路。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加快了对美洲的开发。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商业革命，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世界地区市场格局，使欧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中心，使得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由于英国恰好处于大西洋航运中心线的位置上，促进了英国商业化的迅速发展。英国的港口、市场、集镇随之发展起来，并进而引起了英国固有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不仅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发达的市民社会。

同时，英国的商品经济在农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5世纪晚期，英国土地市场的形成，土地买卖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的殖民扩张中，英国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也促使了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开始日益注重法制的调节作用，法治的理念也不断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达市民社会的形成是英国民主政治产生的法治基础与社会基础。

3.解决农民问题

中世纪，土地在法律上都属于英国国王所有，国王把土地赐予他的臣属，在全国形成大小不同的封建领主，各领主再分给更小的领主，处于最下层的领主再出租给农民耕种。早在12世纪，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圈地运动就已经出现，但是规模很有限。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圈地运动越来越频繁。1455～1607年，共圈占土地约516673英亩，其面积约为总面积的2.76%。1593年，英国政府废止了禁止圈地的法令，圈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圈地运动历经16～17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1776～1815年间，英国圈占了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圈地价格从最初的最多不过每英亩1英镑，最后提高到所有地方都达到5～25英镑。

通过圈地运动，近代英国改变了原有土地所有制度，在农村产生了大批的农场与牧场，这不仅促成了英国农村新兴贵族的形成，而且有利于人员、资本、商品在英国境内的流通，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近代英国的发展。圈地运动同时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4.宗教因素的影响

英国人崇尚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是在一切事物中显著地体恤和保护全人类的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主所赐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恩典;正义和仁慈是宗教的本质，没有宗教不可能使人清除自己对私欲的种种迷恋。

16世纪30年代，欧洲新教运动兴起，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势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和宗教统治的目的，与罗马教皇决裂。16世纪60年代，卡尔文教传入英国。卡尔文教宣扬，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其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卡尔文教在英国被称为“清教”。清教教义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信仰清教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有手工业者、农民和平民。因此，它能起到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以宗教派别之争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且贯穿始终。从革命前的反封建启蒙运动，到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对革命进程的影响，直到“光荣革命”也离不开宗教的因素。清教运动为英国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5.暴力革命

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的最终胜利，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以克伦威尔为代表)与封建旧贵族(以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为代表)的殊死较量，最后，在双方的妥协下，才建立起既有封建性又具有较强的民主性的君主立宪制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是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政治前提。1688年的“光荣革命”，用和平的手段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专政。革命后由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和女婿，即玛丽和威廉承袭英国王位，共同统治英国。但是，他们是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的，并许诺要服从议会的法律。新的国王是由议会缔造的，没有议会，新国王不会登上王位。这样，议会和国王的关系就完全反转了，不再是议会屈从于国王，而是国王从属于议会。

无论是流血的斗争，还是不流血的“革命”，英国民主制度的确立，自始自终都贯穿着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离不开“暴力”二字。暴力革命是英国现代民主制度得以确立的手段。

综上分析，经历漫长过程而形成的英国民主制度，它至少涵盖了五个方面因素:即王权和贵族之间关系的某种平衡;“生机勃勃的城市居民”以及土地贵族转向农业商品经济;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居民在一定时期联手反对王权;解决农民问题;暴力行动[2]。相比之下，由于法国不具备英国那样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强大，它的民主政治发展就曲折得多，从大革命开始，历经几次反复，直到19世纪末现代民主制度才得以形成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内生型民主国家大致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治相对稳定。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政权能够平稳交接，能够有效防止腐败和特权;二是个体政治权利得以实现。选举制度的完善，使人们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进程之中，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三是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强了市场的活力;四是社会相对稳定。由于人们的诉求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得以表达，情绪能够得到相应释放，社会矛盾相对平缓。

从现实来看，内生型民主制度国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行政权的过度膨胀;右翼势力膨胀;经济危机频发，尤其是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等。

二、外生型民主国家的现状

在现有世界民主政治国家中，绝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如巴西、阿根廷、罗马尼亚、尼日利亚、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在1970年29个世界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普遍受外来影响巨大[3]。他们中一部分是因为认同西方民主制度，而主动模仿;一部分本身就是某些发达民主国家的殖民地;还有一部分则是外部势力的强制与策反，甚至是在武力的直接干预下形成。

1.外生型民主国家的特点

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数量众多，制度产生的方式不一，实行民主制度的时间有长有短，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一类型的国家中，虽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但总体发展不足，概括起来，大致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政治不稳定。外生型民主政治国家，政治稳定性普遍不够，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虽政局稳定，但国家领导人更迭频繁，并进而导致政策连续性不够;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政局混乱，如泰国，自20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前总理他信政府以来，泰国政局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导致流血冲突。喀麦隆原本是非洲独立后少有的几个比较稳定的非洲国家之一，自1992年实行多党制，国内出现民族冲突与动乱。在该国的西北省流血冲突中，执政党的3名领导人丧生。在其它省内，有的商店被抢、公共设施被烧毁，这种流血冲突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出现，就连总理的住宅也被烧毁。

二是经济政策不连续。不稳定的政治体制除了给政治体制本身带来不利影响外，对经济的正常运转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几乎在每一个改革领域，政府的政策都会根据管理和选举的周期而在改革与停滞之间左右摇摆。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都会制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到下一个选举年到来之前，这些政策大都又半途而废。以韩国的劳工政策为例，无论是卢泰愚政府还是金泳三政府，上任之初都承诺改革劳工政策，但不久都转向了支持企业经营者，尤其是财阀。

三是政府效率低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间为了党派利益互相攻击，政党本身成为“裙护主义机器”，它主要用来谋取政府职位。政府决策是由技术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作出的，政客们关心的是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求特权，而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如巴西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决策和运作基本上被利益集团所控制，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政党在掌权后往往制定有利于各自党派的政策，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西等政府部门的职位绝大多数被裙带关系所覆盖，这一状况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同时使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家产生不信任感。

四是腐败问题严重。很多人都认为，专制体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但从实践来看，多党制的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或地区，腐败问题同样突出。最近的如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通过选举产生的有任期限制和保护的民主体制，导致候选人一旦赢得选举，便拥有几乎全部的行政权利，难以受到党内和社会的有效制约。一个拥有巨大权利、又几乎不受党内和社会有效制约、同时又有任期限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走向腐败，就成为民主制度的变态了。

五是民族矛盾尖锐。在宗教与民族成分复杂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教派与种族冲突问题几乎成为常态。竞选时参选者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大多喜欢打民族牌，结果往往是导致族群分裂，民族矛盾加剧，种族屠杀时有发生。“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然而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几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教派，甚至部落、军阀斗争的问题。

2.外生型民主国家的现状

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自新型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来看，大多不尽如人意，第三世界国家更是问题重重，取得全面健康发展的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八十年代，许多外生型民主国家都遇到了诸多麻烦，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重大叛乱: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二是种族与社会冲突(除叛乱外):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丹、土耳其;三是极端贫困(即低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四是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五是长期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秘鲁;六是巨额外债:阿根廷、巴西、匈牙利、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乌拉圭;七是恐怖主义(不包括叛乱):西班牙、土耳其;八是国家过度介入经济: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印度、蒙古、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土耳其[4]。

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这些民主国家大体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政局混乱，暴力事件频发，如巴基斯坦;政局相对稳定，但经济发展不足，如印度、哥斯达尼加、津巴布韦等。造成这种乱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顾国情，片面推行民主改革，导致民主过度与民主过早是其主要原因[1]。

西方倡导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发达国家，它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利于社会稳定;在基础不具备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导致如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总结上个世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变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5]。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欠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稳定压力是巨大的，如果在这种前提下，依然片面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则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民主制度更多是侧重于社会分配层面而不是生产，在生产不足甚至没有产品的前提下谈如何分配，出现社会动荡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总理说:“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6]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必须在反思与借鉴的前提下，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社区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完善我国民主制度，在当前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

一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具体来讲，一方面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另一方面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是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司法改革应遵循的原则。一是要坚持和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二是要坚持和维护司法公正的原则;三是要坚持和维护司法效率的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必须改且条件成熟的，马上改;对于应当改但条件尚不成熟的，要创造条件，逐步改;对于难度大、影响面广的改革，则要积极探索，稳步实施。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具体路径。今后改革的重点，应该从宏观层面的司法体制革新、中观层面的司法职权配置以及微观层面的司法行为调整入手，提出具体的改革方略。

三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有效防止权力的蜕变和滥用，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包括对权力的授予、行使和运行结果等环节的监督。一是要对权力的授予过程加强监督。权力的授予主要体现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当前要严格执行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腐败行为。二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过程加强监督。当前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防范权力行为的非正常干预。三是要对权力的运行结果加强监督。要建立完善科学公正的干部政绩考察评判机制，注意克服好人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执纪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代最成功的，但这不意味着它所做的就都是对的。问题是，匆忙的民主化进程是否会毁掉国家的稳定，毁掉已取得的经济成就，这不是杞人忧天。美国有句谚语:如果没坏掉就不需要修理。中国现在的状况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但是绝对是她历史上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最好的[7]。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值得世界发展中国家关注。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N].国际先驱导报，2008-07-21.

[2]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M].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3.

[3]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周华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4.

[4]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64.

[5]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分析[M].李盛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5.

[6];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首要价值[N].中国新闻网，2007-03-16.

[7]亚历山大·卢金.中国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N].消息报(俄罗斯)//浙江在线，200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