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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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孝陵卫社区低保家庭主观活质量的调查表明，该区城市低保家庭总体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表现的比较适中，其影响因素也是复杂多变的。性别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家庭收入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关系更显而易见，相关性较强，而婚姻状况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性则稍弱；同时，工作生活、健康生活和家庭生活对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影响较大，而环境生活和社会交往对总的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则较弱。

关键词：主观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低保家庭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开始凸现，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为保证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国家实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特定的群体，作为城市居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或下岗失业、生活困难，或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等，造成生活没有着落，只能依靠政府发放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在基本生活有了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他们如何评价自己及家庭的现有生活？影响他们对自己及家庭生活质量评价的因素是什么？这都是本文将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西方学者大都倾向于用反映人们生活态度和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与评估生活质量，因而他们积累了大量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其中又以对主客观两类指标间联系的研究最为广泛。坎贝尔的研究发现，客观指标对主观生活指标的解释充其量只能达到17%左右。[1]他又提出了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差距解释理论”,即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期望与现实差距越远,主观满意度就越低,两者呈负相关；现实状况的改善与过去状况、他人状况等比较,参照标准的差距越大,主观满意度就越高,两者呈负相关。[2]Veenhoven通过对93个国家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发现HLE(即幸福生活预期)与失业、国民收入、收入平等或者人口特征并没有特别大的联系,教育对满足和幸福也没有影响。[3]蒂埃纳(Diener,1993)发现收入同主观幸福受益指数的关联值非常低(r=0.12),当人均收入达到6000—8000美元,主观幸福受益指数几乎没有变化。[4]埃德格顿(Edgerton,1990)指出:对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报告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内在的性情而不是外部条件,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与生活条件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当然,也有些研究者得出了与上述结论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满足感、快乐感具有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5]戴维斯也指出经济收入、婚姻情况、社会认可、受教育水平与幸福感、满足感有显著相关。

高(Kau,A.K.,1995)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也较具代表性。其研究发现，新加坡人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最满意,对教育尤其是学校生活最不满意。在13个领域中,新加坡人对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排序如下：健康的身体最重要，幸福的家庭生活次重要，工作场所良好的氛围和优美的环境第三重要；而拥有更多的金钱和物质财富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大，在所有的领域中排在最后；生活满意度与人口特征没有明显的相关性。[6]

我国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大规模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林南利用天津和上海的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得出如下结论:“决定生活总满意度的主要是对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卢淑华、韦鲁英根据北京、西安、扬州三市抽样调查资料，探讨生活质量模式，除引入客观指标外，还增加了参照标准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一项，指出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由于参照标准的存在可能会发生分离。此外我国学者还作了不同地区主观生活的比较研究。如易松国、风笑天关于武汉、北京、西安三地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比较。

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他们主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从总体上对城市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研究，较少针对某一具体对象，某一特定群体进行主观生活质量状况的实证研究。在所有对特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中，以城市低保家庭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本文一方面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试图以一个独特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即城市低保家庭，分析其主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另一方面也欲将研究结果与前人结论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差异性。同时，通过实地调查及相关文献档案获得第一手资料，运用社会学相关方法和理论，对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1．对“城市低保家庭”的界定

城市低保对象指持有本地非农业户口、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2006年底南京城市低保对象保障标准为每人280元），而这些低保对象所在的家庭则为城市低保家庭。

2．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界定

主观生活质量是指将研究生活质量的重点放在人们的主观感受方面，以个人幸福作为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从反映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程度方面来解释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7]学术界常用“主观幸福感”作为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8]

（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方法

1．资料收集方法

为了解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我们在对城市低保家庭及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环境生活满意度、工作生活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交往满意度和健康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来探讨他们对城市低保家庭的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因此，问卷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城市低保家庭的基本状况，二是对五个方面的生活满意度的操作化后形成的具体指标。如工作生活满意度下面又分为自我实现和发展、待遇满意度、工作条件和工作压力这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了工作兴趣、工作中是否获得奖励、参与管理机会、工作待遇等一系列具体的指标。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的低保家庭。根据江苏省民政厅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12月，孝陵卫街道的社区共有低保户381户，共计689人。具体分布如下：孝陵卫西段社区有低保户42户、晏公庙村西社区有低保户15户、小卫街社区有低保户19户、南农大社区有低保户2户、康定里社区有低保户56户、铁匠营社区有低保户16户、钟灵街社区有低保户36户、童卫路社区有低保户61户、理工大社区内有低保户13户、沧波门社区有低保户17户、农科院社区有低保户22户、孝陵卫东段社区有低保户25户、晏公庙社区有低保户57户。

根据样本规模计算公式计算样本量，并考虑实际情况，最终决定在总体中选取150个低保家庭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容量。对这150个低保家庭的抽取，遵循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首先，研究人员从孝陵卫街道取得一份孝陵卫街道所有低保家庭的名单，此名单即为本次抽样所依据的抽样框。然后，将取得的名单一一按顺序编号。接着严格随机数表抽样原则，选择出足够数码个数，并根据选择出的数码最终抽出样本，即150个低保家庭。考虑到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被访者拒访的情况，因此在抽取了150个样本后，我们还准备了20个备用的随机号码，以便出现拒访后能够迅速从备用号码中补充样本。

采用社区入户调查的方式。入户以后，选择低保家庭的户主作为问卷的填答者，因为户主承担了维持一个家庭生计的主要责任，因而对低保家庭生活的现状和感受有更深的体会，更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5份，有效回收率为90%。

2．资料分析方法

所有调查资料录入计算机，并借助于SPSS13.0软件对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三、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调查的相关结果及分析

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首先呈现样本的基本情况，其次探讨总体满意及影响因素，最后探讨各分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的关系。

（一）样本特征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汇总分析，得到了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具体指标百分比（%）

性别男61.2

女38.8

年龄40岁及以上70.9

40岁以下29.1

文化程度文盲2.0

小学32.7

初中37.0

高中（含中专或职高）20.0

大专4.2

构成类别三无人员0.4

残疾人12.5

患重大疾病人3.3

其他无劳动能力人员39.8

有劳动能力人员44.0（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占20.3%）

两劳释放人员9.7

婚姻状况未婚8.1

已婚56.9

离异9.7

丧偶25.3

在性别方面，调查对象中男性所占比例较女性高22.4个百分点。在年龄方面，40岁以上人员占全部低保对象比例的70.9%，其中以40至50岁年龄段的人（4050人群）最多，占32.1%，而40岁以下的人员在全部低保对象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9.1%。在文化程度方面，2.0%的为文盲，32.7%的为小学程度，37.0%的是初中程度，20.0%的是高中文化程度，仅有4.2%的为大专水平，享受低保人员的文化水平总体比较低。孝陵卫社区低保家庭中人员构成主要是三无人员、残疾人、患重大疾病人、其他无劳动能力人员、有劳动能力人员及两劳释放人员，分别为0.4%、12.5%、3.3%、39.8%、44.0%、9.7%。在婚姻方面，已婚和丧偶的情况比较多，离异其次，未婚所占比例最少。这也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在我们调查的135户低保家庭中，家庭户均人口为3.36人，家庭人口较多。就业者负担系数[（家庭人口-离退休人口数）/就业者人数]为3.5，而孝陵卫社区居民家庭平均负担系数为1.7；也就是说，每个低保家庭的就业者所负担的人口比全区就业者平均负担水平高出1.8。由此可见，低保家庭中就业者所承担的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较普通家庭更重。同时很多低保人员在享受低保后仍积极寻找工作和其他收入来源，占被调查人员的89.7%。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还了解到，低保金只能够解决低保对象的一部分生活问题，低保对象还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其他优惠措施。

（二）总体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是首要关注的问题，它反映了低保家庭成员对自身生活境遇和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总体感觉。

1．低保家庭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总体满意度水平适中

根据调查资料，对家庭主观生活质量的总满意度的评价，选择“比较满意”和“过得去”占较大比重，分别41.9%和34.8%，而回答“非常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比重则分别为5.6%、10.6%和7.1%。

由此可见，孝陵卫街道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水平适中。这与研究假设中认为的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较低的判断不太一致。期望值理论认为：个人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时总是与一定的标准相对比，其实这一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目标实现了，则主观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则值低。城市低保家庭人员作为城市居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水平比较低，甚至还有部分低保家庭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从传统意义上来理解，他们对其主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应比较低。但调查显示，城市低保家庭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比较适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在调查的所有样本中，低保人员多数为中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期望都比较实际，并没表现出过高或过多的期望，因而他们的期望都相对比较容易得到实现。在实现期望的过程中，他们的主观满足感得到提升，相对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表现的比较适中。

表2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状况

满意度百分比（％）

非常满意5.6

比较满意41.9

过的去34.8

不太满意10.6

很不满意7.1

2．影响因素

主观生活质量（即生活质量满意度）作为社会成员对总体生活的感知，其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一直以来是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早期阶段，美国华裔学者林南曾把居民生活质量的结构分解成工作、家庭、环境、业余生活等不同层面，共选择37个领域满意度指标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研究。他和其他学者在1985年对天津千户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时，就使用满意度即主观生活质量的评价方式作为度量方式，认为决定生活总体满意度的主要是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易松国、风笑天1995年以武汉市千户居民家庭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资料为研究依据，探讨了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之间的结构联系。认为影响主观家庭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婚姻满意度、居住满意度和家庭收入。[9]

（1）自我评价影响因素。本文在考察影响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中，主要选取了环境生活满意度、工作生活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交往满意度和健康生活满意度这五个方面（其中环境生活包括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工作生活包括自我实现和发展、待遇、工作条件和工作压力；[10]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物质生活、家庭关系、家务和业余生活；社会交往包括关系状况和交往频率；健康生活包括身心交往和心理健康），由被调查者作出自我评价并根据统计资料分析结果依据其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由表3可以看出，工作生活和健康生活是影响孝陵卫社区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分别占31.0%和30.0%。同时家庭生活在影响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时也占很大比重，比重为23.0%，而环境生活和社会交往则对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在影响孝陵卫社区城市低保家庭主观生活质量的诸因素中，工作生活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选择健康生活，最后是家庭生活。

表3对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方面（%）

影响因素百分比（%）

环境生活10.2

工作生活31.0

家庭生活23.0

社会交往5.8

健康生活30.0

（2）其他客观因素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哪些客观因素影响到低保居民的主观生活满意度，选择将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家庭月收入几个方面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性别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分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即性别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家庭月收入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关系似乎更为显而易见，相关性较强。而婚姻状况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则显得稍微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