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的意义及应对综述

导语：用工荒的意义及应对综述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论文关键词：用工荒，农民工工资，市场价格，劳动供给，增长方式转变

论文摘要：“用工荒”的出现，无形之中成为具有浓厚的有中国特色的用工价格集体协商谈判的一个自发有效形式，成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市场机制。面对“用工荒”，政府应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长期内，还应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前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和近月来的“用工荒”，均由农民工供需失衡造成的价格下降所致，是农民工劳动力要素市场自发调节的周期性结果。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正在发生变化。“用工荒”是推动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内生动力，是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上升拉力，是促进城镇化的一个市场推力。

仅仅一年的时间，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失业和缺工的一次逆转。如何解释、评价和应对突然而至的“用工荒”？学者们见仁见智。

去年此时，金融危机导致全国农民工失业约2500万人，而今年此刻，在经济刺激计划还没有完全退出的背景下却突然出现“用工荒”，且“缺工”现象逐渐从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正向内地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蔓延，如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其势头已经超过前几年曾出现过的“民工荒”，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诸如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人数高达40-70%。

一、“用工荒”的出现是市场逻辑的结果

（一）农民工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失衡导致价格失衡

“用工荒”的出现固然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近日来报章中给出的大大小小原因可列出一个长长清单。但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去年的大面积失业和今年的大规模“用工荒”，都是市场价格的结果，或说“用工荒”的出现，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造成的。

经济学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汇处形成，这个均衡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在中国诸多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农民工市场是一个竞争最充分的市场：从企业层面，全世界工会密度最低的农民工群体根本无力向企业主争取自己的权益；从市场层面，一盘散沙的农民工任由市场摆布；因此，农民工市场是垄断因素最小、竞争最充分、市场机制最完美的要素市场之一。

农民工价格之所以低廉，是长期以来农民工供给大于需求的结果：1982年“三普“时农民工仅为657万，1990年“四普”时达2135万，2000年“五普”时上升到1.44亿，2009年3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结果已上升到2.25亿人；农民工占总人口比重在上述4个时点上呈快速跳跃式膨胀趋势（见图1）。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出口产品竞争力之所以战无不胜、外汇储备规模之所以位居世界之首，甚至“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和“四高”（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等均离不开廉价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廉价劳动力的结果，没有廉价的农民工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图1：1982-2009年4个时点农民工增长变化（占总人口%）

资料来源：1982和1990年数据引自张庆五《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状况对策研究》，载《人口与计划生育》，1993年第4期；2000年数据引自“五普”；2009年数据局引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09年3月25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主页。

一方面，农民工规模呈跳跃式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价格偏低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工务工意愿逐年下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春节前在全国13个省的26个大中城市和27个省的90个县开展了2项调查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和“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共涉及3239家企业和9081名农村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项调查显示，就工资增长预期来说，企业主认为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将比2009年实际工资收入增长9%，而打算继续外出务工人员的预期则高达14%，就是说，务工人员的工资增长预期比企业主高出5个百分点－－高出三分之一。

（二）“用工荒”是农民工价格自发调节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周期性结果

发达地区用工需求较大，工资水平较高，农民工比较集中，例如，多年来，仅广东省就几乎集中了全国农民工的15%～20%左右；较高的价格导致农民工蜂拥而至，流入过多，反过来对其市场价格增幅具有压低的倾向，例如，2009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1455元，与第二季度相比，增幅仅为2.5%；中部地区为1389元，增幅是3.2%；西部地区1382元，增幅高达4.3%。

这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价格台阶”中农民工供给情况此消彼长的基本图景：农民工向价格增幅稍高的台阶自发流动，价格增长较低的东部地区便出现“用工荒”；东部地区农民工的供给减少之后，其价格会自动反弹，于是，农民工的流人便开始增加；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还会再次导致价格增幅向下波动，于是，新一轮的“用工荒”便又出现。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用工市场价格自发调节的结果，是“民工荒”的周期性特点，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市场规律，这个规律最终将导致价格自动恢复到均衡价格水平。但是，价格恢复是有“时滞”的，“用工荒”便是这个“时滞”的表现。

二、农民工价格成因变化分析

（一）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开始发生变化

从农民工的“价格结构”上看，在以往的务工价格中，其机会成本非常小。但近年来，异地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2009年，抗击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措施的实施，一系列惠农举措和社保新政的出台等，都骤然提高了农民工外出异地打工的机会成本，使农民工对其现行市场价格低估，其货币价值打了折扣，没有达到农民工供方的预期价格，于是便减少了其劳动供给，出现了“用工荒”。下面以2009年6月末数据为例，具体分析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民工机会成本上升的成因：

（1）从工资性收入上看，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使农村本地务工所得人均增长8.6%，而外出进城务工收入仅增长7.7%。

（2）从家庭经营收入看，由于农村受金融危机影响小于城镇，人均增长5.5%，而城镇经营净收入增长仅为3.9%。

（3）从财产性收入看，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例如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增加，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租金等收入均有所增加，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9.9%，略高于城镇的9.1%。

（4）从转移性现金收入看，由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构成的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之后，农民的转移性现金收入大幅增加，尤其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新农合覆盖面已基本达到应保尽保，报销医疗费比例和低保费均有所增长，养老金和救灾款增加幅度较大。所有这些，使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31.4%，远远高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9.1%的增长。

（5）从社保预期看，2009年8月中央政府公布农村养老保障新政即“新农保”政策出台，两级财政补贴式的养老制度特征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社保预期，而外出打工参加城镇社保门槛居高不下，城镇制度没有任何变化，即使2010年1月实施养老关系转续办法之后也并没有降低农民工参保的门槛。换言之，农村社保新政的不断出台和社保制度不断完善的向好预期在客观上也是提高农民离乡外出打工机会成本的一个因素。

（二）“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机会成本，导致价格含义发生较大变化

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父辈之间，他们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较大“代沟”。两代农民工的一个重大差别源自于他们对待生活态度和观念的较大转变。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他们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其父辈，其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对休闲娱乐和生活态度的价值观上。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指出要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他们已占农民工群体的60%以上，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求职的绝对主体，甚至在东莞占近9成，年龄30岁以上的仅占9%；在佛山占7成，40-50年龄段的仅占1成；在江门占8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十分明显，即受教育程度高，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创新能力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已完全城市化，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追求较高，追求个性独立和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更加珍惜个人价值和崇尚自由，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且不愿做城市的“过客”，试图融入城市的潜意识更加强烈，同时，他们几乎没有种过地，甚至很多人就出生在其父辈打工的城镇居住地，工作耐受力远不如他们父辈，出门务工的意愿低下。

由此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其父辈农民工相比是两条平行的曲线：在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的同等情况下，两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不同的。由于父辈农民工的机会成本禀赋较小，甚至基本不存在，其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将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将一直向右上方延伸，即他们的替代效应将在较长时期内大于其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将在较长时期内会随着工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娱乐是有“价格”的，这个价格（即这个间距）加上其父辈的“裸工资”（即父辈的供给曲线），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格（即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曲线）；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的“初始状态”天然地位于其父辈曲线的左侧，其“工资起点”天生就高于其父辈的工资起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效应已大于替代效应，更不意味着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曲线将提前向后弯曲，恰恰相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目前工资水平下，其劳动供给的增加也将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其向后弯曲的那个“点”很可能要“迟”于其父辈，因为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要求高于其父辈。

两代农民工的两条平行益线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两点：第一，要想使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水平达到其父辈相同的劳动供给水平，就必须支付高于其父辈的工资水平，多出来的这个“价格差”就是新生代禀赋的休闲娱乐的价格。总体看，在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的今天，要想获取或恢复原有的劳动供给，就需要市场调节生成一个新的均衡价格。第二，随着农村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农村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每一代农民工的工资需要不断提高，需要不断将机会成本加入进去，其实，这也是对人力资本投入的一种回报，否则，其劳动供给曲线就会向左移动，出现“用工荒”。

（三）大学生“就业难”作为一个反例，恰恰证明农民工“用工荒”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结果

一面是农民工“用工荒”，一面是大学生毕业就业难，如何解释劳动力要素市场的这个奇特现象？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也是市场价格规律的结果。2009年6月末的数据显示：⑩全国城镇在岗职工月均工资2440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了279元，平均增长12.9%。相比之下，公务员增长15.1%，事业单位增长14.7%，高于全国平均12.9%的水平，而企业平均增长11.9%，低于平均水平。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工资水平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平均增幅为进入21世纪以来最低，与2008年相比，已经回落了5.1个百分点。否则会更高。正是由于价格的原因，才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于是，国家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几千个大学生报考一个职位的情况便司空见惯。

那么，为什么大学生供给大于需求，却没有压低机关和事业等公共部门的价格？答案很简单，因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定价机制”不同，中外概莫能外，例如，法国和瑞典也是典型的案例。公共部门的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政策价格”，公共部门的价格带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其工资增长具有相当的刚性，一般是“盯住”社平工资指数。例如2009年机关工资调整和津贴补助规范开始逐步兑现等，于是，在不同的“定价机制”下，大学生的“过度供给”（指相对于国家机关的需求）并不能像农民工市场那样在较短时期内会自动压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价格，所以，大学生就业难短期内将难以缓解。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和社会现象，但其所反映的本质是一样的。

三、“用工荒”的意义及其应对措施

（一）正确理解“用工荒”的潜在意义

“用工荒”大多发生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口较大的主要是普工，而且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多发生在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净利润大多只有3%到5%，“用工荒”将导致推高其用工成本，本来十分微薄的利润将被“吃掉”相当一部分，对这些企业和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甚至是一个沉重打击。这预示着，人口优势的丧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农民工时代的终结，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如何看待“用工荒”？笔者认为，这是市场的法则，也是经济的进步；是增长的危机，也是发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战，也是转型的机遇。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要认识和利用“用工荒”的进步、必然和机遇，积极疏导，而不应采取消极态度。

第一，“用工荒”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内生动力。转变增长方式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对金融危机和庞大外储的热议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其紧迫性。此时出现的“用工荒”充分显示，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是政府提出的一个高屋建瓴的发展战略，也是要素市场提出的一个发展要求。在过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多地来自用工成本的低廉，而较少地来自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等因素。用工成本的提高，必然导致产品国内价格的提高。在“名义汇率”给定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出口优势开始下降。无论是产品国内价格提高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还是“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其结果是相同的。

第二，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是一个市场推力。工业化是增长的必由之路，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既互为条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业化速度较快，而城镇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病”，反之亦然，如一些拉美国家等，由此，城镇化与现代化不协调导致的“城市病”现象常常被描述为“拉美化”。“城市病”的牺牲品是“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

第三，“用工荒”对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上升拉力。近期内，用工成本上涨显然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的门槛，对其造成的冲击较大。但长期内，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此外，“用工荒”作为一个拉力，可以促使企业主转变观念，顺应潮流，服从市场，超越自我，迫使其从廉价成本型的产品竞争力向自主创新型的企业竞争力转变，拉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拉动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和不断升级。

（二）“用工荒”是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增长机制

第一，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势在必行，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有效的市场结果。如果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偏低是其供求失衡的市场结果，那么，任何用非市场手段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作用有限，难以奏效，且适得其反，比如，采取提高最低工资制的办法不仅远水不解近渴，因为最低工资与社平工资之间的差距较大，而且，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底线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甚至会明显扭曲市场价格。提高农民工平均工资的有效手段将仍是采取市场的办法。尽快实行增长方式转变在客观上会促进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可将之视为一个有效的市场手段。企业向内看的结果自然会提高企业门槛，提高用工成本。所以，就“用工荒”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而言，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福音，也是一个市场结果。

第二，年复一年的“春节民工潮”的“轮回”，其作用相当于一年一次的集体协商谈判。每年春节前返乡过年和春节后进城务工，既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传统，客观上也成为每年一次的农民工与企业主讨价还价的一个“集体协商行动”，这个“非组织化”的集体谈判无形之中就相当于一个“年度定价机制”：如果此时出现“用工荒”，对农民工市场价格就将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如果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扩散，就将成为全国范围内农民工重新定价的一个市场机制。

鉴于此，年复一年的“春节民工潮”的“轮回”和“用工荒”的偶然出现，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自发的农民工价格集体协商的有效形式和工资调节机制，既有利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又有利于农民工失业率的降低。

（三）积极应对“用工荒”的举措

既然“用工荒”是市场自发势力和市场价值规律的结果，那么，农民工这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就无疑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市场势力”。对此，政府应采取市场的办法为其所用，积极创造条件，做好服务和引导，而不应采取行政的措施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换言之，政府的定位应是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应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法则，顺应市场发展，推动市场成长。

1、近期内，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例如，在全国对用工市场实行价格跟踪监测制度和价格波动公开制度，在电视上打出公益性广告，如同道路电子牌，发出前方路况警示，以使行车人避开堵车路段，定期全国范围的普工工资水平指数，为农民工流动做出及时与合理的引导和服务。再例如，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做好向内看的转型服务工作，提供从金融市场到信息市场的良好服务等。

2、中期内，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加大社保新政出台力度。在所有劳动就业群体中，农民工是社保制度覆盖率最低的群体，参保率仅为17%左右，因此，农民工群体也是其福利成本占比最低的群体（即“裸工资”）。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不应成为减少其福利成本的一个借口或替代，相反，要继续做好农民工的各项社保制度改革与完善工作，扩大制度覆盖面，尽快将福利成本纳入到用工成本之中，并将其提高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促使企业从廉价用工成本型向产品自主创新型转变，以逐渐适应廉价劳动时代终结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