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秩序的社会运行途径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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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状态有有序和无序之分，而法律和道德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缺一不可。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上，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法律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人类不可能用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使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成了可能。

除了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法律只能规范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不能造就服从规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却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服从法律的义务却不能由法律作出，只能由道德完成。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如果没有服从法律的品质，法律就不会获得也不能实现其精神价值，即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有法制却难以实现法治，就是因为缺少“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最低程度的文明要求，而且要依靠强制力来保证，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和效率成本。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并且存在难以克服的瑕疵。法治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

三、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道德之治

法制的历史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自律是法治秩序的基础与归宿。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自律，不能将“外在法庭”变为“内心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现代法治要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须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使外在的法律规范变为内心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体得以共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形成认同、尊重、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逃避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变得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由此，一个规则体系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伦理道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优化和整合，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自律乃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它们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法治秩序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全面、准确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二者结合起来是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可以彼此分开的两个方略。法治起到的是外在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不能内在地遏止和感化人们的思想动机。法治只能在“最不敢”的层次上遏止各种犯罪行为，而难以在更深的层次即“该不该”、“愿不愿”、“有没有”的原始动因上遏止犯罪心理。只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标本兼治，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根据时代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赋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新的内涵。今天我们倡导的法治，是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我们所主张的德治，是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我们要结合社会现实，大力倡导大众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使社会主义德治更加充分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使其更活泼地流淌进社会生活的每一块土地，以帮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在全体人民中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3)要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是立法要重视法律的道义基础，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法律不能违于理，背于德，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只能是内在残缺的法律，只能作为权宜之术被运用。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满足人们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要求，从而才能为人们所遵行。立法对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其提供良法，而良法的产生必须依赖于道德提供的保障。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二是公正执法，增强公民的道德意识。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公正执法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环节，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块试金石。公正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厚德”才能“载法”。

另外通过公正执法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如通过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通过惩治不道德行为，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通过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等。

三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个人乃至社会法治信仰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有时甚至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法治，作为奠定于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理想治国方略，其要义不只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更在于法律及其运作过程中所内含的法治理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要素和取向，立法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其外表，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法律意识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公民对现代化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意识修养的综合体现”。“公民对法律全身心的拜崇也是法律文化建设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完成的任务。

(4)道德建设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建立道德和法律的良好转化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并务使其落到实处。道德是法律运作的基础，为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人们对基于道德的理解、接受、认同是人们理解、接受、认同、遵守法律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会把遵守法律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即使在有机会违法并可以逃避制裁的情况下，也会依法办事，即所谓的“内在守法”。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越高，内在守法意识就更强，建立法治社会的可能性就越高。

(5)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苟子的“有治人，无法治”，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苟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的关键。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只要各级领导干部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试法，做守法有德之人，就会使正气得到弘扬，邪恶得到遏制，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6)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政府依法对这种活动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指导等。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

总之，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是我们执政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在法治和德治中的鲜活经验，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