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功能问题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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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制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而且具有层次性的。制度功能的层次性是指制度的功能具有核心功能与具体功能之别，并且制度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具体的功能实现的。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即“经济人”提供激励与约束，而这一核心功能是通过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外部性内部化等具体功能实现的。

论文关键词：制度功能；核心功能；具体功能；激励与约束；新制度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功能的论述

人们设计制度期，望制度合目的性地实现功能。最早对制度的功能进行揭示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Coase)，他(1937)发现了交易费用并认为企业制度之所以代替市场就是因为它可以用一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交易(契约)代替一系列短期市场交易(契约)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德姆塞茨(Demsetz,1967)揭示了(产权)制度具有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预期和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功能。

舒尔茨(Schultz,1968)论述了制度的五种功能:提供便利、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信息、共担风险和提供公共品(服务)。他说:“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可以提供便利，便利是货币的特性之一。它们可以提供一种使交易费用降低的合约，如租赁，抵押贷款和期货;它们可以提供信息，正如市场与经济计划所从事的那样;它们可以共担风险，这是保险，公司，合作社及公共社会安全安排的特性之一;它们还可以提供公共品(服务)，如学校，高速公路，卫生设施及实验站。”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North)在1973年表达了与德姆塞茨相同的观点，即制度具有外部性内部化的功能，这一功能同时具有激励功能。在诺思看来，所有能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即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都能形成对人们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的激励。他说:“个人必须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在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揭示了制度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减少不确定性。

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等方面对引起交易费用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许多治理机制(即制度)都具有减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共同的功能则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林毅夫(LinYifu,1989)论述了制度的两种功能:安全功能和经济功能。他说:“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至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二、制度的核心功能与其体功能:其他学者的论述

总结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有关制度功能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揭示的制度功能主要有以下十种:降低交易费用、外部性内在化、提供便利、提供信息、共担风险、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安全、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预期和激励。问题是:这十种功能是否都是制度的一种独立的功能?是否制度的这十种功能在层次上都是一样的?

不难发现外部性内部化了就可以形成激励，激励功能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外部性内部化为基础的;不确定性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提供了信息也就减少了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功能能提供安全、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预期功能;不确定性是交易费用产生的重要原因，减少了不确定性也就降低了交易费用。显然制度各功能之间存在关联。

制度功能之间的关联性说明了什么?我们认为，这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上述制度功能存在层次上的差别。有些功能可能是制度的具体功能，有些则是比这种具体功能层次更高的核心功能。第二，有些制度功能可以看作是其他制度功能的隐含物或伴生物，因而可以把它不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功能。

制度到底有哪些具体功能和核心功能呢?我们先看看较早认识到制度功能具有层次性的国内学者张宇燕在(1992)提出了一个制度功能结构图(见图1)。

可以看出，在他看来:第一，制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提到的一些功能，如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对离经叛道行为的惩罚(即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提供刺激(即激励)和提供信息外，制度还具有所谓“带来规模效益”、“带来(非)中性制度效益”以及，获得比较利益”的功能;第二，制度的功能是有层次的。其中，减少外部性、带来规模效益、带来(非)中性制度效益、获得比较利益、降低交易成本、对离经叛道行为的惩罚、减少不确定性是制度的具体功能，而，:提供刺激”和“提供有限及有效信息，使预期成为可能”是制度的更核心功能。

卢现祥(1996)提出了一个与张宇燕的制度功能结构图相似的图示(见图2)，其主要区别是，他们对制度的具体功能的看法不同。卢现祥认为，制度的具体功能主要是以下六种: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外部利益内部化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两制度功能结构图有共同点。首先，他们列出的制度具体功能中都包含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三种。其次，都把提供刺激和提供有效信息使预期成为可能看作是制度的更基本、更核心的功能。两人的概括无疑有助于人们对制度功能的认识，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先看张宇燕的制度具体功能分析，其主要问题是，把制度功能发挥作用以后产生的结果看作成了制度的独立功能。例如，获得比较利益功能，显然，获得比较利益是交易的好处，只要发生了交易就能获得比较利益，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因而，制度有助于获得比较利益。那么，这是不是说，获得比较利益是制度的一种独立的功能呢?显然不能，因为，制度获得比较利益这一结果是通过它降低了交易费用才获得的。因而，制度获得比较利益的功能不过是制度降低交易费用功能的一种隐含物或伴生物。还有像他所说的带来规模效益和带来(非)中性制度效益功能显然与获得比较利益功能存在相同的问题。

卢现祥的制度具体功能分析主要问题是，对制度具体功能的分类存在一定的重叠性。例如，卢现祥的分类中把为合作创造条件与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看作是制度的两种不同的功能，实际上这两者是制度的同一种功能。还有，卢现祥的分类中把为经济提供服务作为一项独立的功能与制度的其它功能并列也值得商榷。如前所述，制度具有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功能是舒尔茨首先提出来的。那么，制度的这种功能是不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呢?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不过是基于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等具体功能的一种总结和概括。另外，将提供激励机制作为制度的具体功能与制度的其它功能并列也值得商榷。实际上，制度的激励功能正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减弱不确定性等功能实现的。激励功能是制度的一种更基本、更核心的功能，把它与具体的制度功能并列显然是混淆了制度功能的不同层次。

此外，两制度功能结构图还存在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即他们对制度降低交易费用、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提供有效信息使预期成为可能这三种制度功能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就不正确。实际上，制度之所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是因为制度抑制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使预期成为可能，所以，制度这两种功能的发挥是制度降低交易费用功能的前提。可是，在他们的制度功能结构图中，我们看到的是，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功能并列，而提供信息的功能则在降低交易费功能之后。

三、制度的核心功能与具体功能: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给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提供激励与约束，而这一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一些具体的途径实现的。具体来说，有四条途径:①通过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提供有效信息可以起到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这又可以起到降低交易费用进而给经济人提供激励与约束的作用。例如，市场经济中禁止坑、蒙、拐、骗的法律规则就能起到抑制一部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就能使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合理地预期，减弱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达到激励经济人的作用。②通过降低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交易费用，起到提供激励与约束的作用。例如，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品的采购制度，就可以直接起到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交易费用，提供激励与约束的作用。③通过直接降低交易费用，达到给经济人激励与约束的作用。例如，企业纵向一体化可以减少交易的次数和频率，降低交易费用，进而提供激励与约束作用。④通过外部性内部化起到激励与约束的作用。例如，通过专利制度、奖励制度和财政补贴，使技术创新者的一部分外部性内部化，能够起到激励经济人发明创新的作用。我们关于制度功能实现途径的观点可以用图3来表示。

从图3可以看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给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因为，只有受到刺激，他(或她)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North,1973)，也才会有作为这一活动结果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比较利益的获得、经济的增长等等。作为经济人的主体要得到激励，无非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降低他进行活动的成本，二是提高他活动的收益。显然，只要能够降低他活动的交易费用，也就降低了他活动的成本，而交易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信息的不完全、交易的频率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的(Williamson,1985)，因此，能够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有效信息、降低交易频率(主要指将市场交易内化到企业内交易)的制度就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从而起到激励与约束经济人的作用。从提高经济人的收益方面来看，能够将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显然能够提高经济人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的收益，像专利制度、奖励制度等就是通过将一部分发明创新的外部性(社会收益)转化为发明创新者的内部收益，从而达到激励创新的作用。而对负外部性的制造者，通过征税等办法将一部分负外部性内化到生产者身上，则能够起到提高其活动的成本，从而起到约束其行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