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无锡人口调查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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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江苏省无锡市在古代虽只是常州府五邑之一，与靖江、江阴、宜兴、武进等县平起平坐，但曾为近代民族工业最发达城市之一。近年该市尤其重视文化软实力培育，吴文化、地方史研究局面颇为蓬勃，不少部门、学会刊物参与其中，但对古代无锡人口尚缺乏专题研究。本文拟补阙如，并作引玉之砖。

古代无锡的人口统计数字，在宋代以前无记载。按明代《弘治无锡县志》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本县户口之数，自晋宋至唐，率统郡以计，不得其详”。而无锡自西汉建县（清代有人考证指出，无锡建县的历史应再向前推溯到秦始皇时期）以来，一直是县治，所以无锡从西汉至唐代千余年间的人口数字一直阙如，给古代无锡人口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另一方面，自宋代以降，无锡人口虽有了统计数字记载，但仔细推敲起来，有些人口数字记载相当有疑点。本文拟从相关史料出发，结合现代考古发现，推测西汉和唐代的无锡人口数量，探究有疑点的人口数字记载，进而勾勒出古代无锡人口演变的轨迹，并作初步分析，以裨无锡地方史研究扩大视野，有利于无锡人口文化研究的深化，最终有利于无锡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西汉无锡人口评估

《前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条目下记有无锡县，这恐怕是目前可看到的无锡第一次正式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出现在史籍中的记载。西汉时的会稽郡是跨地广袤的行政区域，包括今江苏省东南部、浙江省大部和福建全省。全郡领有26个县、103万人口，平均每县约有4万居民。

西汉时政治、经济重心均在北方，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聚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会稽郡远离京城长安，总体上还是偏僻落后、人烟稀少的地区，全郡约25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居民4人。但是，人口密度的分布并非是绝对均衡的，当时郡东南隅“欠发展”的福建“每平方公里竟不到一人”（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50页）。这说明会稽郡有不少地方还是无人区。

那么，当时无锡人口的情况怎样呢？排比史料与考古资料可以知道如下有关当时无锡的信息：

1、当时无锡地近郡治所在的吴县（今苏州市），早在商末就由泰伯等作过开发建设，春秋吴国时发展尤快，拥有太湖、伯渎港等运河湖泊的舟楫之利；

2、当时县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高）一丈七尺，门皆有屋”（《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是一座形制齐全、设备良好的城池；

3、无锡汉墓出土有铁鼎、铁釜、铁刀、铁戟等铁制民生日用品和兵器。

4、西汉时无锡人虞俊在京城作官，不愿与篡位的王莽同流合污，壮烈殉国，得到朝廷表彰（至东汉无锡人高彪学问好，“试经第一”，离京城赴外地作官，皇帝特地命众官相送，并为高彪作画像，挂在东观——当时的皇家图书馆，以激励士人）。

上述的这些情况说明，无锡在西汉时就已经是交通便利，社会、经济、文化都是较为发达的地方，且县治所在已颇具规模。

斯大林指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必要成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无锡地近会稽郡政治中心，交通又便利，人口组成既有农业人口，也有工商各业等人口，其人口密度必然要大大超过平均值。因此，笔者认为至西汉哀、平时无锡应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县，全县的人口数可达五六万之多。

唐代望县无锡人口扫描

唐大历十二年（777年），无锡升格成为望县。唐代把全国所有的县划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列为“赤”和“畿”的，是京城长安及洛阳、太原等重镇所治和周围的县，由地理位置而定。其余等级的县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通典·职方志》）为标准而划分。“望”是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县。此前关于上县，有个户口标准：“开元十八年（724年）三月七日，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唐会要》卷七十二）。无锡的情况是先为“上”县，后为“望”县，因此其居民户数至少有六千，但实际上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因为唐代无锡是新兴的经济文化城市。由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无锡城区中间穿过，周边太湖地区河网密布，无锡交通便利，商业相当繁荣，虽然这方面史料颇为缺少，但无锡唐代墓葬出土有湖北岳州窑的黄釉瓷执壶、湖南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和湘阴窑的青瓷高足盘、浙江越窑的茶瓯等著名瓷器，还有华美精致的漆器和铜镜等等，这些珍贵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无锡工商业活跃的面貌。

与工商业活跃相对应，无锡文化活动当时也相当活跃。诗人皇甫冉任无锡县尉，对无锡山水情有独钟，接着著名诗人无锡人李绅又作了宰相，另一宰相李德裕慕名指定无锡惠山泉水为专用饮用水，陆羽又把惠山泉水评为“天下第二泉”，无锡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不少诗人如郎士元、刘长卿、张继、皮日休、陆龟蒙等都曾前来游览，留下许多讴歌无锡山水风光的诗篇，皮日休为惠山景物作诗时，还讽刺了李德裕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将无锡泉水运至京城享受的做法。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说明唐代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唐代无锡在经济、文化方面比西汉时期有更大的发展，人口当然也大为增加。

唐天宝年间（742－755年），无锡和晋陵、武进、江阴、宜兴五县同属晋陵郡，全郡“户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万六百七十三”（《旧唐书·地理三》）。照此计算，晋陵郡无锡等五县平均每县户二万余、人口十三万多。这是开元、天宝年间唐代人口发展到顶峰时的数字。无锡于大历十二年（777年）升为“望”县，距离天宝年间不过二三十年，其间虽有安史之乱，并开始藩镇的长期割据，但无锡一带并无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政局基本稳定，人民还是可以休养生息。因此，笔者推测，无锡升为“望”县时人口可达十三万以上，与西汉哀、平时相比，增长了一倍多，这可称为无锡人口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宋元无锡人口激增

元末明初无名氏所撰四卷本《无锡县志》，曾被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著者们誉为“词简而事赅，亦地志之善本”。该《无锡县志》对宋代无锡人口情况有如下记载：“案地志，无锡县户口之数，自晋宋至唐，率统郡以计，不得其详。旧称县之主客户共一万六千九百有一人，主户尝二倍于客。绍兴初无锡之户口，始以县计，可考实二万三千三百十四户、一十万五千六百二十一口；南渡后复加以三分之一，为户三万四千三百十一，合口一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七；淳佑间诏计天下民数，无锡得三万七千九百二十六户、一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这是目前在无锡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无锡人口记载，弥足珍贵。

在它之后，明清时期各种《无锡县志》论述宋代人口时，基本上都袭用它的说法，但在对宋淳佑间（1241－1252年）人口数字记载上有不同，且差异巨大：不是照抄为“一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而是“二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后者比前者多出整10万。孰是孰非？

为了弄清这个五六百年来一直无人注意的问题，笔者作了必要的考证如下：

无名氏《无锡县志》的记载中，有一明显笔误：“旧称县之主客户共一万六千九百有一人”。这句末的“人”字应改为“户”字，方才正确通顺。那末，这“一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会不会也是笔误呢？

考《宋史》，把居民户籍划分为主户和客户，是宋代的做法。无名氏《无锡县志》中所说：“旧称县之主客户共一万六千九百有一人（户），主户尝二倍于客”，应是北宋时无锡人口数。据《中国人口史》载，北宋时口户比为4.1，即一户人家平均有4.1人。以此推算，北宋时无锡人口近7万人。这个人口数量比唐代作为“望”县时减少不少。究其原因，是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无锡迭经战乱，“兵寇荐侵，官室民庐鞠为煨烬”（宋聂厚载：《无锡县治记》），造成人口下降，至宋代统一后才慢慢回升。

宋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年）在河南商丘登基即位，两年后因躲避金兵的进攻，南渡长江，最后于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杭州，偏安一方。在这期间北方人民不堪忍受金人统治，大批人口移居长江以南地区。无锡人口也因此从北宋时的近7万人增至绍兴初的“一十万五千六百二十一口”，以后随着南宋政权的相对稳定，无锡人口又增至“一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七”。

但是，到了淳佑间（1241－1252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自宋端平元年（1234年）金灭亡后，蒙古又发动侵略南宋的战争，持续40余年，直到南宋灭亡。这场战争频繁又残酷，南宋一度苟安的局面完全破坏，人口也开始呈下降趋势。据统计，“绍兴三十年（1160年）全国人口为4545万，淳佑十二年（1252年）则降为4172万”（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表51、52，第278－279页）。无锡的情况怎样？当时无锡地处抵抗蒙古军队入侵的前线，时时受到战争的威胁，人口只会是减少，不会是增加。所以，明清时期各种《无锡县志》所载宋淳佑间（1241－1252年）人口为“二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是错误的。

另外从口户比看，宋淳佑间（1241－1252年）无锡人口也不可能那么多，这所谓的“二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的记载，也是错误的。

宋代赋役实行“推排物力，以定户等”的办法，即按照资产和劳力的多少划分户的等级，再按户的等级确定租税和力役。所以，当时纳税人常常为减轻负担，逃避徭役，采取种种方法降低户的等级。由于这个原因，宋代析产分居现象非常普遍，造成户数多而每户人口少的现象。

据《中国人口史》研究，北宋时口户比为4.1，南宋时则为4。再按无名氏《无锡县志》中记载的人口数和户数计算当时无锡的口户比，得出如下数据：绍兴初无锡口户比为4.3，大批北方人口南渡后降至3.9，淳佑间又降至3.44，呈渐降曲线，与南宋政局变化基本一致，与当时全国的口户比亦较接近。

然而，若按明清时期各种《无锡县志》所载的“二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计算，则宋淳佑间无锡口户比高达6.21，高出当时全国口户比将近1倍，比元、明时期的口户比还大，显然与当时无锡战争紧张状态下人口呈下降趋势的情况相矛盾。

上述几点分析表明，宋淳佑间无锡人口记为“二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是明清时期各种《无锡县志》编纂者们“想当然式”的错误窜改或以讹传讹的结果；而无名氏《无锡县志》记载的“一十三万五百六十八口”，不是笔误，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记载。它与其他几个数据一道，记录了南宋初人口南下浪潮中无锡人口剧增以及南宋后期无锡人口增长的停滞态势，大致描绘出南宋无锡人口演变的曲线。

自无名氏《无锡县志》以后，各种《无锡县志》关于元代无锡人口的记载是一致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户七万二百四十二，口三十四万八千五百十二”（清《乾隆无锡县志》卷七），是宋代淳佑间人口的2.6倍。

关于元代南方人口激增问题，不少相关著作，如《中国人口史》等，都解释为南宋末人们为躲避元军的野蛮烧杀掳掠而大批逃亡江南的结果。但如果用这种观点解说为什么无锡至元二十七年人口激增至34万多的创纪录水平，是解说不通的。

因为：1、南下逃亡的人们为安全感驱使，是不大可能到当时地处抵抗元军前线的无锡居住的，只会涌向比较安全的二线地区，如浙江、福建、江西。事实上，上述二线地区在元代的人口数量，确实大大增加了。“江西人口即由南宋的一千零四十一万上升到一千四百四十一万，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方。弹丸之地的浙江竟也由六百八十五万上升到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夺得了‘人口亚军’”（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334页）。2、元军攻占无锡后，因受到无锡军民的英勇抵抗而大肆屠城，无锡人口“十去其四，既又大耗于疫，存者仅十分之五”（无名氏《无锡县志》卷一）。元初无锡人口既受元军的屠杀，又受瘟疫的袭击，只剩下二分之一，减少得惊人。

所以，笔者认为元代无锡人口激增，与南宋末避乱人们的定居无关，而是在元代大一统后，各地人们竞相涌向经济发达地区的结果。无锡土地膏腴、水利发达、商业地理位置优越，吸引了大量人口。

无名氏《无锡县志》说，元代无锡人口“其数盖已三倍于古，常所统县五，户口之数皆有不逮矣”，是非常精当的论述。元代无锡已经成为常州路（府）五县中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县，开始从众多同级别的城市中脱颖而出，在史籍中开始享有“常郡壮县”、“东南巨邑”美誉。

现在无锡不少地方史研究者在回顾无锡经济发展历史时常常会提到“明清时期”的辉煌，其实从人口方面分析，这种“辉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元代，也就是说，700多年前无锡经济的发展成就已相当突出，可说是后来无锡成为“小上海”的嚆矢，虽然当时“上海”这个地名还未出现。

明代无锡人口统计扑朔迷离

明代实行户帖制度。由政府统一发给表格，老百姓以户为单位，逐栏登记乡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等内容，再由政府汇总成册，因封面为黄色，称为“黄册”。

明代全国的人口资料很齐全，无锡人口资料也相当丰富。据清代各种《无锡县志》记载，明代无锡统计人口有18次之多，居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之首，但仔细研究之，却发现很有些扑朔迷离之处。

明代无锡第一次统计人口在洪武十年（1377年），“户三万三千三百九十八，口十三万八千五十六”（清《乾隆无锡县志》，下同）。元末时割据无锡的地方势力莫天佑先后与张士诚、朱元璋的部队在无锡攻战不休，长达10余年之久，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耕地大片荒芜，人口锐减，加上明初大批富户被迁离无锡，洪武十年时无锡人口才“十三万八千五十六”，与宋代无锡人口数大致持平。

第二次统计人口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进行，得“户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九，口十七万七千八百十九”。14年间，无锡人口增加近4万。由于当时朱元璋吏治严峻，官员办事比较认真，这个人口统计数字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至景泰三年（1452年），无锡居民统计数达25.1万。从洪武十年（1377年）的13.8万增加到此时的25.1万，无锡人口几近翻了一番，历时75年。

从景泰三年（1452年）到明代无锡最后一次统计人口的崇祯六年（1633年）的181年间，无锡人口一直在25万－28.7万之间徘徊。其中弘治五年（1492年）达27.9万，10年后再次统计人口，竟然不增不减，还是27.9万。更令人不解的是嘉靖元年（1522年）会减至25.3万，而且此后到隆庆六年（1572年）的50年间，竟是“户口数目相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无锡人口增至28.7万，这是明代无锡人口发展的峰值，但至万历四十一年降至25.3万，此后天启三年（1623年）、崇祯六年（1633年）又保持这个25.3万人口数不变。在这181年间，无锡地区无战争（嘉靖间一度发生的倭寇骚扰，对于人口自然增长无根本性影响），又无大规模的移民举动，农业技术也比元代有进一步提高，人口理应有所增长。可是《无锡县志》上记载的人口数字，却是停滞和减少。为什么？

考《明史》，这种人口记载不正常的现象，并非只是在无锡单独存在，而是当时全国的普遍情况，并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宣宗皇帝曾与群臣讨论过历代户口增减问题。《明史·食货一》载：“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行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在宣德、正统年间，巡抚江南20年之久，曾亲自调查江南积欠赋税原因，革除积弊，是一位有名的务实的官员。他指出的人口减少原因，反映了明代的实际情况。

无锡嘉靖年间有位跻身“天下十七家巨富”行列的大商人邹望，占有耕地30万亩、僮仆3000人、别墅39所。当时无锡一共只有150万亩耕地，邹望占去五分之一，该有多少人“投倚”于他的门户之下，而在户帖登记中得不到反映？人口实际数字给隐瞒了，不上“黄册”，县志上的人口数字记载因此出现减少现象。

对于明代这种人口隐瞒、记载漏缺的情况，历史上早已有人发现，如清代《乾隆无锡县志》的编纂者们就指出：“其间往往相沿，为隐漏莫核其实，缘赋役从此出也”（清《乾隆无锡县志》卷七）。非但觉察人口的隐漏，而且指出其原因。

《无锡县志》上记载的万历四十一年、天启三年、崇祯六年无锡人口都是“二十五万三千”，这种巧合显然就是清代人所说的“其间往往相沿”－－在户帖登记、统计人口时，对于隐漏人口不加清理，抄袭以往旧数据造成的。

从人口的自然增长情况及无锡本土自然资源消耗情况看，笔者认为明代无锡人口的实际数量应超过元代。

清代无锡人口汇总

清代各种《无锡县志》“户口”章节中记载的大多是人丁（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数，把人丁数转化为人口数，需作一估算。

顺治二年（1645年），无锡县人丁统计数为“十三万五千三百八丁”（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下同）。如果加上16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童老叟，以及女性人口，估计无锡全县人口可达30万上下。但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无锡只续增人丁5696名！由此可见，清初隐瞒的人口数量比明初还要大得多。

这种隐瞒人口的情况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颁布“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年间“摊丁入地”－－计田征收税赋政策实行后，才逐渐改变，人口统计数字才开始真实起来。

乾隆十四年（1749年）无锡又作人口统计，无锡县“册报排门数目，实在人丁三十七万五百十二口，内男丁十九万一千一百一口，妇女十七万九千四百十一口。”当时无锡已分为无锡、金匮两县，缺金匮县人口数目，但当时有人认为金匮县人口尚多于无锡县。

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只统计人丁数，无锡县有男丁32.5066万，金匮县则有24.1151万，加上两县妇女人口以及16岁以下60岁以上男童老叟，估计无锡人口已超过100万。

道光十年（1830年），无锡再度统计人丁数，这是鸦片战争前无锡最后一次人口统计。当时无锡县“通共男丁三十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九丁”，金匮县则为“二十五万八千九百三十四丁”。两者合起来，再加上妇女人口等，当时无锡人口可达120万以上，达到封建社会时期无锡人口的最高峰。

无锡人口数量到同治初年又跌入低谷，只达45万左右。但这已是近代人口的变化，可另文分析研究。

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无锡人口先后出现过3次高峰。唐代经济重心南移，无锡经济文化有长足发展，居民数量增加至13万以上，达第一个峰值。元代大一统后，无锡优越的地理经济位置吸引大量人口，达34.8万的新峰值，被誉为“东南巨邑”。由于清代雍正年间传统的“计口征税”改为“计亩征税”后，千百年来隐瞒人口现象逐渐改变，人口统计大体真实，至道光十年（1830年）无锡人口达120万左右，为第三个峰值。这个古代无锡人口峰值已与20世纪初的无锡人口相持平。

人口增多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比如，明清时期，“市”的商业规模小于“镇”，前者的人口也自然比后者少，官府要在“镇”设立派出机构，执行税收等公务。明代无锡乡间还没有“镇”的建制，只有“市”，据记载万历年间无锡一共只有洛社、望亭、竹塘、陆墟、甘露五“市”，但至清代乾隆年间，无锡乡间已有市镇20余个，其中羊尖、安镇、东亭、坊前、张泾桥、八士桥等都已达到“镇”的级别了，荡口镇的居民甚至多达4000余户，南连吴县，东接常熟，商贩云集，已成为常州府与苏州府交界处的区域商品流通中心。无锡历史上著名的每年举办10次盛大庙会的民俗风情也形成于此时。

另一方面，人口增多也已对本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巨大挑战。无锡的自然资源早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木不足以备屋材，石不足以供采凿”的危机。比如，据记载当时无锡东郊尤渡里曾有一片宋代栽种的古老树林，树干粗壮，绿荫森森，尤渡里的人们一直以此引以为骄傲，但最后还是被砍伐了用作屋料。由于绿色生态自然环境不断遭遇破坏，动物活动的地盘不断为人类蚕食侵占，至明代嘉靖年间无锡甚至出现了“虎入城”的奇事：一年夏天，一只老虎自东门入城，在街上徐徐散步，引起全城恐慌，最后出动众多猎户，将老虎击毙了事。

国土资源的危机最为突出。清代“邑中田共一百二十万余亩，去民居及坟墓，约耕种之田不及百万亩，……照丁派田得一亩而嬴。计一邑之田未足供一邑之食，无怪乎民生日艰也”（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由于人多田少，当时无锡大批农民只得把劳力、时间投向家庭手工纺织，以布易米而食，成为主要谋生手段，最后形成原料与产品两头在外的著名“布马头”。

现在一些专家及地方史研究者论及无锡“布马头”时，都笼统地认为这一特殊经济现象早在“明中后期”就已形成。这是缺乏史料证明的臆断。如果能结合当时人口等相关社会、经济情况对无锡“布马头”加以综合性考察分析，也许他们的这个结论就会改变，变得符合无锡“布马头”的真实历史状态。由此可见人口研究对于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无锡人口历史，可知“人口”是一双刃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口太少不利于发展，但人口太多，又会破坏自然资源，造成资源衰竭，降低发展速度和生活质量。现在我国的情况是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比率太小，不利于现代化建设，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提高。由于这个原因，把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符合国情的。了解无锡古代人口历史，无疑将有利于人们深层理解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更为自觉地执行之。

另外，无锡曾提出建设特大城市，那么这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应保持一个怎样的数目，才是比较合理？才能够符合无锡的资源、交通、规模、人居环境等条件，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诸如此类迫切需要解答的疑问无疑表明，人口这个问题在无锡特大城市远景研究与规划中也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