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领导用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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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积淀的丰厚智慧和精华，是当代领导艺术宝贵的资源库。在领导艺术中，用人艺术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是领导干部选人、用人，做事、成事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用人思想精髓，结合今天的实际解读领导用人艺术，对于开拓创新当代领导工作大有裨益。以史为鉴，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对待人才应该有以下几种态度。

“慧眼识才，德才兼备”。选贤任能和德才兼备是识别人才、选择人才的标准和方法，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以慧眼识才。唐代文学家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代的领导者要善于发现、挖掘人才，努力成为新时代的“伯乐”。选拔人才应不拘一格，不能只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学历高低等等，要看他是否“德才兼备”——既要注重人的品质，又要注重入的才能。诸葛亮的用人之道便是选德才兼备的人才，如他所言“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对现代社会来讲，拥有高尚品德和真才实学的人，同样是当今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对象。选拔人才，“德”字当先。可德也有难识别的时候。古人云“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又如论语)中提到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古代政治家也十分重视人才的“德”。如诸葛亮总结的八条衡量人才的标准：“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忌能；三日信谗好俊；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日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私；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这八条大多和“德”有关。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应善于通过点滴积累，辨别人才，把真正有才华、道德素质好，有着强烈事业心、责任感的人用到合适的岗位上来。

“知人善用，人尽其才”。选用人才贵在选贤知人，善任其能。一是用人之长，敢于用人。诸葛亮就深谙此道。例如三国时期的邓芝、董允，能言善辩，机智过人，颇有“智将”之能，诸葛亮就让他们做说客，出使东吴，以修盟好姜维，兼有“智将”、“仁将”、“猛将”之长，恪尽职守，思虑精密，又通晓军事，诸葛亮就委以中监军、征西将军等重职。事实证明，诸葛亮善用智者，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方能在长期的两阵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巧用其“短”，不拘小节。人与人的短处和长处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许多短处之中蕴藏着过人之处。有人性格倔强、固执己见，但他同时必然颇有主见，不会随波逐流；有入办事缓慢，但他处理问题往往井井有条；有人性格不合群，但也有可能标新立异。清人顾嗣协写过这样一首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这首诗生动地说明了人才使用贵在量才而用、用当其才的道理。三是人尽其才。优秀的领导者还应在选才、用才时遵循“择优上岗”的原则，即将最优秀的人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去，让适合的人走到台前，担任重要角色；否则就会优劣不分，导致庸才的出现。“海纳百川，容才雅量”。用才不易，容才更难。古人云“泰山不拒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源；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个优秀的领导，既是带路人，更是凝聚人心、运筹帷幄之人，因此，必须注重心理素质的修养，要有容才之量。三国时曹操手下的能人杨修，足智多谋，是个敢于指出曹操缺点的人，但曹操心胸狭窄，妒忌杨修的出色才能，想方设法除之而后快。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面对大将廉颇的百般刁难，以国家安危为重，对廉颇宽容大度，以礼相待，最终廉颇负荆请罪，换来了“将相和”。以史为鉴，容才雅量就是要“容人之过、客人之短、容人之长、容人之异”。

“容人之过”就是要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充分分析人才的失误和不足，分清大节与小节、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给人才提供成长的机会；“容人之短”就是要善于理解和容忍人才的缺点和短处，只要缺点不影响工作便大胆委任，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引导和提示；“容人之长”就是敢于培养和重用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才，要允许下级比上级强，并且为上者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容人之异”就是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广纳善议，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循循善诱，育才有方”。当今社会人才培养愈来愈显得重要。三国时期的刘备虽在“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礼贤下士”等方面为后人称颂，但其感情用事，重用老人、旧部的弱点，直接致使后备人才力量薄弱，每逢征战总是老将挂帅，最后导致“蜀国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但要知人善用，尊重人才，更应注意人才的培育工程。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人才的培训力度，全方位提高整体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成功建设人力资本梯队，推动各项事业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