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阶层形成渊源研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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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企业家的“成功欲”、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阶层，而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新构想，开创性地提出了“观念人力资本”的概念，而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是“观念人力资本”形成的源泉。

关键词：传统文化；创新；企业家精神；观念人力资本。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三是技术进步水平；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AF（K,L,R）式中：G表示经济增长率，A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K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L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R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F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创新的主体是什么？对此，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即“创新精神”，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1）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2）企业家的“成功欲”；（3）企业家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4）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5）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东部的企业家平均数量也大大超过西部。那么，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具有不均衡性？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是怎样形成的？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与其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模仿前人就行，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具有主体意识；思维活跃，具有创新精神；不因循守旧，不满足现状；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眼界开阔，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补充新知识；崇尚科学，实事求是，不迷信书本，不慑服权威；讲求效率，重视技能，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2001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位，但其人均GDP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那么，“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而反观伊斯兰教，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甚至到了今天，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因此，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那么，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G=C（i）f（T,I）其中：G=经济发展水平，C=文化类型，i=创新精神（系数）,T=技术创新，I=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人们由于经常下海，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对外交往困难，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走出家乡，因而缺乏对外交流，长此以往，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有的是比较保守的，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公式里“I”的数据，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从心理到意识，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在这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在企业内部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从而导致了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组织的变革；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退出，变成夕阳产业，由新兴产业取而代之，这就从中观层次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伴随着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而来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创新或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因此，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工业化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变化过程。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是不断前进的，是动态的，它既不是往返循环的，更不是倒退的，而是上升性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这种变化是生产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变革，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将一个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国，转变为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国。

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的作用机理可用图1来表示：

图1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图综上所述，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在这个模型中，表面上看，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但它却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间接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说，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虽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如国家政策及其经济环境的影响，但其作用均不能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迅速生成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而西部企业家却非常稀缺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源泉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是笔者对传统经济学的“悖论”，亦或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马宏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J]经济评论，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