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论文

导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最主要部分,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遇到的困难以及带给城市的问题两个层面。问题出现的原因为城市体制弊端,少数民族自身人力资本缺乏以及城乡、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应当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要构建预警机制、寻求消减对策,强化其对城市的适应与认同。

关键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问题;引发问题;文化不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目前在许多城市中甚至已经超过当地少数民族户籍人口”[1]10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迥异的特殊群体[2]。学界虽有学者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但却没有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进行专门界定。本文尝试就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内涵、组成部分与主要内容、问题出现的原因等进行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要探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概念。有研究者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称为城市流动少数民族,指的是非当地城市户籍,但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和活动的少数民族,并将其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城市新进少数民族一起纳入城市少数民族的范围[1]100。据此,只要是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乡村、牧区或城镇流向城市而非乡村、牧区及小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属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范畴。这种界定方式偏重户籍和流入地。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层面理解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我们不只是把这些被调查的民族(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笔者注)看作是人口较少的群体,而且把他们看作是拥有和城市汉族居民不同的传统文化、也拥有与城市其他迁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3]40。民族文化携带者的身份成为区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普通流动人口的重要标准。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指从农村、牧区、城镇流入城市且不改变户籍的、作为民族文化携带者存在的少数民族人口。基于某一具体城市而言通常是指流入人口,不包括流出人口。当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应该包括流入地不是城市的那部分人口,但以流入城市者为主体。

由于城市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最主要流入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多地指向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特点,与之有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RobertEzraPark)对迁移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则比较全面,“人口从国内的某一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例如当前黑人向北方移居——也会引起动荡。从移居者自己的观点来看,这种移居可以具有解放的性质,使他们获得接触新的经济和文化的机会,但是,对于他们所离开的和正在移入的社区,这种运动丝毫不差地都同样是一种扰乱。同时,这种迁移败坏了移居者的本身,尤其对青年一代更是如此”[4]。即人口迁移虽然会为迁移者带来一些新的经济文化机会,但同时也会给迁出地与迁入地带来较大的动荡与扰乱,并影响到迁移者自身及其后代。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与流入地主要是城市存在着较大差异,其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遭遇到来自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与政策乃至城市居民的偏见歧视等方面的障碍,他们自身遇到的不适应状况、带给城市社会的某些不良影响等。除此而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还包括流出地以及流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前者系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某些不利影响;后者多系流动途中因为偶发事件等而出现的某些问题,不太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城市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最主要发生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组成部分与主要内容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是城市社会问题以及当前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按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以简单地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分作两大类: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相关问题;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全部内容。具体说来,前者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放在问题的引发者位置上,将他们作为问题的触发主体来看待;后者则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放在问题的承受者位置上,他们是问题与困难的承受主体。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问题的引发者层面,多讨论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带给城市社会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关注他们作为城市中双重弱势群体所遇到的困难和艰辛。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而给城市带来问题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毕竟只是少部分人,尤其是那些盲目与无序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易给城市发展带来某些社会问题,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的异质性流动人口,异质文化携带者的身份、弱势群体的地位再加上来自城市社会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遇到困难和相关问题,这构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主体所在。因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既包括少部分人作为越轨人群给城市所带来的麻烦与问题,同时包括大部分人作为弱势群体在城市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有鉴于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按照上述两类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由于各个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制度不了解,由此产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随着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带给流入城市的消极影响逐渐增大,不太容易应对和处理。“少数民族人员大量进入城市必然产生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就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压力,也带来了新的课题”[5]191。具体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数量日益增多,时间持续不断,给城市提出了市场问题、政策问题、市民接受能力问题、风俗习惯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城市管理问题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6]。尤其是那部分盲目流动的少数民族“三无人员”,更是给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城市社会的稳定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正逐渐演变为城市社会的“问题群体”。

少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问题和负面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城市管理的某些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带给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等为典型表现出来。其中,影响城市管理与社会秩序的相关问题属于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普遍性、一般性问题与常见问题,包括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乱搭乱建住所而带来的影响城市市容市貌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卫生意识差乱丢垃圾、乱倒弃物、甚至随地大小便导致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小商贩随意摆摊设点、无照经营、偷税漏税以及忽视交通管制依靠摩托车、三轮车违规运营而影响城市交通秩序等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等。

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偷生、多生、超生等也是重要问题之一,有研究者提到:“由于外来少数民族流动性较大,不便管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早婚、早育、多生、超生,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等现象大量存在,是计生工作的一个大漏洞”[7]。

还有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种种原因违法犯罪而带给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盲目进城后,找不到活干,没有正当的生活来源,做一些违法勾当,如盗窃、吸毒贩毒、扰乱社会秩序等,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民族盲流人口成群结派进行犯罪活动的现象。这些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并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了不好的影响”[8]。后面这两种情况属于流动人口的共同问题,也是少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问题,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较大较恶劣,容易引起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抵制和排斥。

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弱势群体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认为,“一些现实的困难也是构成负面影响产生的诱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到都市后,会面临就业、住房、交通、医疗保健、孩子入托、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不利影响”[9]。困难与问题的存在致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

少数民族人口来到城市后,由于自身文化低下、专业技能缺乏,以及语言不同、文化迥异等因素,在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和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一般流动人口的各种困难与烦恼外,还抱有作为少数民族的特殊困难和心理适应问题。一方面,大中城市居民绝大部分是汉族,他们语言相同,习俗相近,生活上不受任何障碍,而对少数民族来说许多城市不具备一些少数民族必备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本身汉语交际能力较差,汉语不好的大有人在,而且一些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需要相对应的一定设施。由于上述原因,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甚感不便,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比汉族流动人口深刻”[8]。具体说来,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主要有来自城市社会的歧视问题、基于文化素质低下与专业技能缺少而导致的就业困难问题、就业过程中的工资拖欠与克扣问题、基于就业不足或底层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与子女教育问题对他们自身而言影响更大更深远,其他问题则属于常见问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的歧视主要表现为语言藐视、有意回避、职业排斥、人格侮辱等层面。就业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程度、语言能力、专业技术等重要人力资本的缺失以及城市中就业必须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等社会资本缺位所必须面对的直接后果之一。当然,有些人在城市中实现了就业,还会遇到工资拖欠与克扣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陷入生活贫困,成为城市新贫困人口中的一员。当然,这种贫困既包括绝对贫困,也包括相对贫困;既包括物质生活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贫困,其中以相对贫困为主,包括少部分的绝对贫困人口,以物质生活贫困为主要外显层面,绝大多数属于精神文化贫困者。除此而外,“滞留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由于没有户口,加上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经济条件承受不起等原因,小孩上学成为问题”[10]。这是一个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让城市教育部门棘手的问题;既是民族教育的延伸与继续,也是义务教育的难点与重点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单纯是民族问题,而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但由于少数民族在数量上的“少”和经济文化素质上的“差”,使这方面的问题相对突出。从表面上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产生无怪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来自城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城市现行体制、制度与政策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面的因素;另一个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低下、专业技能缺乏及其他相关因素。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1.来自城市尤其是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是产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外在原因,也是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共同因素。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与流动人口有关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由我国的制度建构出的”[11]。当前,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福利等政策均将重心偏向于城市居民,而作为不具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不能够享受。对此,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Parkin)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其中一种是集体排他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12]。包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流动人口群体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户口,而在整体上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他们与本地城市人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群体,构成城市社会的“新二元结构”。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亦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不能够在城市中享受到普遍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在就业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以保证城市居民享有好职业的优先权和独占权,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13]。城市的这种“职位保留”政策也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除在很多正规职业之外,使其只能在非正规部门谋求就业,从而会遇到就业问题。再加上他们在城市生活期间,城市支持系统功能的缺位与弱化使得城市社会支持系统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最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当然,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城市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需求,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成为一个大问题。

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能的缺失与不足是问题出现的内在因素。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人力资本禀赋较低,不仅文化素质低下,语言能力较差,而且专业技术缺乏,缺少竞争能力,并非像普通流动人口一样系来自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底层精英,这已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证实[14]。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者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显然,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太容易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现代文明,最终给城市社会带来诸如环境卫生问题、影响市容市貌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乃至超生多生、违法犯罪等问题,影响到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环境稳定。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层次较低,专业技能欠缺,先天性人力资本的不足以及后天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积累有限,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就业与创业,部分人除了可依靠民族身份实现底层与自雇式就业外,很多人在残酷的市场与就业竞争中只能是处于下风。当然,与就业问题紧密相连的就是贫困问题,无法实现就业或就业不足肯定会导致在城市生活困难,再加上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的缺位,其很可能会陷入到贫困中去,甚至有些还可能因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威胁到城市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3.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基于此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以及文化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是一种双向的不适应,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适应,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承袭流出地的生活习惯,不去主动地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且包括他们面对城市的异质性文化无法无力来应对;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适应,他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感到不理解,导致纠纷矛盾频繁发生。这种双向不适应问题最终导致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文化不适应是关键的环节。

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属于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时间移民;从农村地区到城市领域的空间移民,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到汉族聚居区的文化移民。他们面临多方面的交流与适应难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适应;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文化适应;从少数族群边缘文化到主体民族主流文化的适应,从家乡的主人角色到他乡的客居角色的适应,从民族语言文化到汉语言文化的适应,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适应[15]。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成为一个新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大。他们不仅要面临城乡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要面临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和融合问题;不仅要突破城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障碍,还要突破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等障碍,因此,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16]。他们从陌生偏远的民族地区进入到五彩斑斓的城市后,由于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自身携带并适用于民族地区乡村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现有的生活方式与管理制度等城市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一致,“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上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存在文化冲突”[1]184,致使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异质的城市社会环境中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适应,不懂得努力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便积极主动地与城市社会相适应,而是仍然按照原来的行为准则与处事方式行事,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秩序与城市社会环境。显然,市容市貌问题、环境卫生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都是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城乡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冲突的一种必然凸显。

另外,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一个因素,是城市居民不去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重要表现。偏见通常是歧视产生的基础,很多形式的歧视都产生于偏见的态度。而“偏见经常源自刻板印象,源自对某一群体成员固定的、僵化的刻画……刻板印象在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即使明确歪曲了现实,也很难被改变”[17]。城市中的部分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怀有一种概念化的印象,总认为他们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等,不愿意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处于一种主动交往隔离与断裂的状态。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WilliamGrahamSumner)提出,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内群体中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在群体内成员表现为合作、友善、互助、尊重。外群体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常常表现为冷漠、轻视或有偏见,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18]。毫无疑问,城里人与流动人口尤其是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界限意识,他们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将对方视为一个与己群体完全不同类的群体,在心理意识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城市排斥而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群体。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于民族、宗教的因素与城市原有的少数民族之间会产生某种认同,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下,这种认同可能会让位于城里人与农村人、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差异。因此,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会产生来自城市人对流动人口群体的歧视与来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认同感与无归属感。另外,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被打上了污名化的烙印。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bertElias)认为,污名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9]。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不例外。在城市人的偏见与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难以谋求自己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更多空间,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问题显现出来。

三、结语

应当认识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人口流动问题,它既关系到城市自身的发展稳定,又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16]。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民族关系、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城乡关系以及民族政策的贯彻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处理好有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仅利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对城市经济成分的多元化都有重要意义[5]。

当然,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某些问题就否定、反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必须正确全面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正确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的潮流与趋势,其出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应该持一种肯定与支持的态度,应该采取一种引导与疏导的做法,而不是拒绝、限制与堵截。权衡利弊,比较得失,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利大于弊、得大于失[20]。要采取措施兴利除弊,鼓励少数民族流动,并要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抑制、消除其消极影响。

基于此,要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社会,使其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加大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积极谋求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和谐一致,这样才能不断强化他们带给城市的积极效应,最大程度降低其对城市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该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相适应,努力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预警机制,积极寻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消减对策,并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缓解甚至消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城市、对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自身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要通过城市民族工作机能的加强来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与利益,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真正认同。[论文网]

参考文献:

[1]沈林,张继焦,杜宇,等.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金春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J].中国民族,2002(3).

[3]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R·E·帕克,E·N·波吉斯,R·D·麦肯其.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04.

[5]沈林,李红杰,金春子,等.散杂居民族工作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杨健吾.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7).

[7]胡令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新情况、新问题[J].民族论坛,2001(11).

[8]郑信哲.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J].满族研究,2001(1).

[9]李苏幸.中国大都市面对族际交流[J].中国民族,1995(12).

[10]阿西木.在京维吾尔个体户子女的入学问题[J].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1994(5).

[11]陈友华.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建构与误导[J].人口与发展.2008(5).

[12]FRANKPARKIN.MarxismandClassTheory:ABourgeoisCritique[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9:53-58.

[13]殷京生.论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歧视——以南京市为个案[J].社会,2003(4).

[14]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J].民族研究,2006(1).

[15]王平.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以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08(2).

[16]华彦龙.关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的思考[J].中州统战,2003(10).

[1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9.

[18]伊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M].赵明华,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25.

[19]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

[20]凌锐.试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