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新世界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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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长期以来一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膨胀。这便使许多学者自然地从中国这一最明显的国情特征开始去试图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本文将概述新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成果，并纠正最近学术讨论中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成见与误解。

一、“大分流”与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特征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①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

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4万上升至1214．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这个在中国最富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②布伦纳与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

②黄的数据请见Huang1990，第341—342页，表B．1。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000万，3233万与3600万。①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二、“现实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③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⑤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⑥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⑦男性人口在虚岁一岁，约相当于周岁六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间变化。⑧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①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①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③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④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⑤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⑥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⑦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①

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②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④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一步的分析。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⑤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⑥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一。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这一概念。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差别。⑦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一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一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⑧

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人口过程中起过不可抹消的作用，这种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与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的描述颇为不同。并没有直接与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西方人口相比，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驱动。历史上死亡对中国人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的、积极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打击所形成的。就历史上长期人口规模变化来说，对婚内生育率有意识调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黄宗智文中已归纳了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们曾在辽宁的历史人口中发现，出生率对经济条件的反应远超过死亡率。①我们也曾表明，在一些辽宁和北京的历史人口中，是否能结婚、结婚年龄、以及婚内生育率的高低都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②以下我们将转入对人口转变前中国生育率的讨论。

三、转变前的中国生育率

为了支持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长，从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来驱动中国人口变化过程这一观点，黄宗智等学者对我们及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婚内生育率与西欧国家的相比较低这一事实表示置疑，同时反复引用武雅士(w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为批评的论据。为了支持其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的说法，黄举出三项证据：一是已被我们指出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个数字，③二是武雅士的问题百出，甚至是20世纪的数据，三是黄本人在误解我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数。④

我们所计算出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黄对我们的批评所指，不仅已考虑到女婴严重漏报，同时也对其他，如溺婴等因素加以考虑。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女婴漏报这一常见现象，我们将对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报较少的男性婴儿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统计到的男性出生数按由于死亡而从登记中漏掉的估计比例加以上调，然后再用这一调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数作为基数，依自然出生时性比例进一步上调，从而得出对总出生数的估算。这种依据出生时性别比的调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婴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数据的情况下，照样得出同样的对总出生数的估计。我们也正是依据这种方法对刘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数据加以调整的。⑤

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中国人口历史上婚内生育率，如我们所提供的死亡率数据一样，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个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婚内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已婚妇女按所观察到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在19世纪前相对稳定。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3与20世纪初台湾人口中的6．5的范围内浮动。而这一水平远低于欧洲国家历史上8至9的高水平。相对于欧洲历史上的晚婚与婚内高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与婚内较低的生育率。

首先发现历史上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欧洲的并不是我们。近30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人口学者，通过对1931年卜凯(Buck)在中国主持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重新分析，得出了当时中国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2的结论。①这个发现使他们疑惑不已。由于这个生育率的年龄模式并不是所期望的按胎次而控制生育的年龄模式，这些学者注意到“象中国这样低的婚内生育率……人口学者们通常只有在既使用一定避孕又使用人工流产的人口中才会见到。”②这一发现使中国有别于世界的其他人口。因为在那些人口中，避孕或流产等方法都是被用来按已生子女的数目来控制生育。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这些学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汇总数据和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人口学的间接估计方法，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口数据，同时以上结果也受到在中国研究界有声望专家的反对情况下，③以上这一发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为人们所忽视了。而在人口学界，尽管有学者也注意到在中亚与苏联有类似的普遍早婚同时婚内生育率低的现象，④中国的低生育率一直仍是一个谜。所以，当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了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发现时，这些结果受到人口学界同仁的欢迎。这是因为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对不同时间地区的各种微观历史人口数据直接计算所得出的。同时，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当代生育率下降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控制生育历史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的证据。⑤

为了给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寻找证据，黄宗智等不加分析地依靠武雅士所提供的依据，他本人对20世纪初台湾人口及20世纪80年代初580个中国大陆老年妇女生育回顾史的研究结果。武雅士等之所以坚持高生育率的说法，有两个目的。第一，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需高死亡率来控制人口的必要。第二，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不存在婚内控制生育的行为，从而维持“中国家庭竭尽全力多生儿子”这一由来已久的对中国传统人口行为和生育文化的基本假设。⑥然而，武雅士的结果不仅有数据来源的缺陷，也有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⑥如武雅士在其2001年文中强调，“中国家庭根本不会限制他们的儿子的数目，而是竭尽全力去增大这个数目”(第134页)。

有关历史上中国人口婚内生育率的确切水平，早在近20年前武雅士就曾与人口学者辩论过。①辩论的结果是连武雅士本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认可的中国生育率不算高。②但就在作出这一改变的同时，他又对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代表性提出质疑，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得出的生育率数字未经过应有的调整，并再次表露他对此辩论所怀的真意。在批评了我们所报告的辽宁道义屯的总和婚内生育率为6．3之后，武雅士在不提供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言：“他们有可能大幅度低估了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的真实生育数至少是7．4个。迪庚生(Dickinson)依据剑阳对71位妇女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个数。”③在怀疑他人数据质量的同时，武雅士对自己所使用数据质量的局限性却不加检讨。为了强调过去中国生育率高，武雅士对自己的数字也是有选择地使用。譬如，在他引用台湾海山在20世纪30年代总和婚内生育率高达7．41与7．94时，却闭口不提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他本人所记录此人口中的生育率都远低于这个生育水平。④对于用20世纪初日本占领下台湾人口的生育率来质疑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水平是否有可比性问题，他也避而不谈。

武雅士之所以能算出所谓的高生育率，除了以上种种问题之外，还在于他计算方法上的错误。在计算婚内总和生育率时，人口学者一般都将15至19这个年龄组的生育率排除在外，而只将20至49岁已婚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加以总和。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15至19岁年龄组的已婚生育率因已婚人数少而非常的高，而将这一年龄组的生育率包括进来，会由于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育而人为地夸大总和生育率。因此，无论是我们所提供的中国人口的已婚生育率还是我们引用的欧洲历史上的总和婚内生育率，都只包括20岁以上人口的。如果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用这一标准方法进行加总，所得到的结果是，他台湾海山1906—1945年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应减少20％，而他1980—1981年在大陆调查的结果应减少18％。他的有可比性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将不再是7．4，⑤而是在与其它众多结果不相上下的4．9与6．2之间。⑥

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营养不良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已被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所否定并过时的解释。根据对当展中国家人口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由饥荒造成的严重饥饿会使女性人口暂时停经从而降低生育率，同时营养不良也会推迟女孩初潮的年龄。但超出饥饿水平以上的营养不良仅对妇女晚年的生育率略有影响。⑦寇尔在近20年前与武雅士辩论时就早已指出这一学术界的结论。历史上中国妇女初潮的年龄较迟，但即便是武雅士所认为的16或17岁，仍低于当时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对于已来月经的妇女来说，营养对她们怀孕能力及胎儿死亡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即使营养不良会影响到停经年龄，研究所得到的最早平均停经年龄是在新几内亚人口中的43．6岁。而这一年龄也远高于武雅士所接受的中国

妇女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即38或39岁。①当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与欧洲人口的历史生育水平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他人口中最富裕，营养应该是最好的家庭，生育水平都明显低于历史上的欧洲人口。②营养不良显然不能作为一个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低于欧洲婚内生育率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高生育率，还是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贫穷和营养不良，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不仅如此，黄宗智、武雅士等学者在坚持高生育这一对中国历史人口过程解释的同时，还忽视了一个人口学所教给我们的基本原理。这便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女性人口普遍结婚并且早婚这一人口特征，即使是与较高甚至是很高的死亡率水平相结合，婚内的高生育率还是会导致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进而导致与历史不符，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本文表1中给出不同的死亡率与生育率组合所可能导致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这些计算，用黄宗智等所深信的7．5的婚内生育率与出生时期望寿命略低于30岁为假设(见表中假设Ⅱ)，中国的人口会在历史上狂飞猛涨，每30年翻一番。依此，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为1．75亿，到1800年便会增加到10亿，到1900年便会增加到70多亿。而中国当时的人口数目连这个数的1／10都不到。如我们表中假设Ⅲ的计算结果所示，在高生育率的条件下，即便是我们使用更高的死亡率假设，按照出生时人均期望寿命为23．9岁，中国人口增长的幅度也将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么低的人均期望寿命恐怕连持类似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是受死亡力量所驱动的人也难以接受。①

注：这些模拟计算旨在表明按照不同的人口参数(出生、死亡)，人口规模长期变化的趋势。这种模拟计算的假设是所使用的参数维持稳定不变。内在增长率则是指在这一假设下的人口增长率。以上假设的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8．8岁；低生育率为总和生育率等于5．5；高生育为总和生育率等于7．5；超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3．9。

如果要我们接受武雅士、黄宗智等学者所坚信的高生育率数字同时认可目前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人口总数的话，唯一使这两者同时可信的条件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要远高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各种估计。而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类大规模的死亡灾难绝没有如此频繁。诸多的有关死亡危机对人口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均已表明，短期的死亡率突然上升不足以影响高生育率人口的长期人口变化趋势。

依据近年来对历史人口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说明了那种新马尔萨斯的说法，即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口生育率与西方的一样高而中国人口过程是由死亡的力量所驱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死亡力量所驱动的过程。即使是人们最常提到的溺婴现象，所反映的也是中国家庭对人口过程的主动干预。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人口的另一行为特征便是婚内受到抑制的生育率。而这低于西方历史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不是由贫穷或营养不良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在过去妇女普遍早婚的情况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低于欧洲历史水平30—40％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已经足以保证中国人口在历史上的缓慢增长。溺女婴的行为当然对人口增长起了进一步的延缓作用。而婚内生育率与溺婴同时又都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口在必要时能调节自己。中国人口在过去无需再依靠比其他任何人口都更高的死亡率，或是在历史记录中已神秘消失了的更频繁的严重危机，来控制自己。

对中国人口体系中人主观体作用的认识也将有助于解开中国人口历史上的另一个谜。这个谜便是中国人口在近几个世纪中的变化趋势。在表2中我们给出据最新资料的中国与世界在过去1000年中的人口规模。从此表中可看出，尽管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中国人口增长在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快的，其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却是先快后慢。由此，尽管中国至今仍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300年间却有较大的浮动。18世纪时，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比例的33—39％。在1800年时，世界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而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下降到了31％，到2000年仅为22％。①今天，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只有不到一个是中国人，而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

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尔萨斯的观点，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的这种先升后降的过程是很难被解释的。这是因为，即使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可被用来可以解释19世纪的压力与20世纪末的控制，它仍无法解释18世纪中国人口的增加。如果死亡率为人口过程的驱动力的话，那么在18世纪中或是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了，或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而从表2中看不到世界人口增长放慢，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②如果我们仍坚持用马尔萨斯的死亡驱动论来解释这一切变化，那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

将人口变化理解为各个家庭与个人主动行为总和的结果，可有助于更容易地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变迁的特有途径。我们应抛开近几十年来主导了中国研究的将人口仅看做为一种外在力量，而只注重人口对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影响的思路，来研究社会、经济、及政治条件对人口变化过程的作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以至一种新的历史模式与方法，对错综复杂的人口决策和行为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分析。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一部基于欧亚历史人口比较研究项目的专著中，我们对此加以探讨。③通过使用共同的多元分析模型对比利时、中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若干用相同方法建立起来的微观历史人口群体的分析，我们揭示出死亡与生育在面临所谓的马尔萨斯压力时的反应相当复杂。这些人口行为不仅受整个社区环境的影响，也受家庭户与个人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的影响。

对中国人口史的进一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中国人口的变化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中为什么会不同于整个世界的。我们的《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尽管没有对中国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的原因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但曾提出了区分18和20世纪这两个不同人口增长时期原因的一些假设。我们认为，这两个人口增长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当时经济机会增加与社会限制条件变化所影响的。④这也就是说，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所讨论到的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不仅确为其实，而且对中国、对全世界现代人口变化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的人口模式，如其经济模式一样，都远异于当时欧洲的模式。

①1900年的人口出自施栾(Shran)的5亿估计。按曹树基(2001)或候扬方的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应仅略高于4亿。依此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应是24％。但据众所周知的20世纪整个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中国人口在过去20多年的明显缓慢增长，他们这一估计不大可能。如他们的估计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意味着在20世纪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曾改变。PeterSchran，1978．“China’sdemographiccvolution1850—1953reconsidered，”ChinaQuarterly75：639--46；候扬方，2001，《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明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