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口数量考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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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人口问题应当属于基础性的研究，于经济史、社会史尤为重要。但是，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数量问题，自古至今都是非常艰难的课题。其中，宋代人口研究的难度最为突出，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始终困扰、吸引着有关学者，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像是一个瓶颈，阻碍着宋史研究的进展。笔者初涉这一领域时即发现宋代有关户口的数字混乱、矛盾之状况，令人惊诧，深感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一步步地拾级而行，才有望接近谜底。在此所要做的初步探讨是：宋代每个家庭单元也即每户人家，实际上有多少口人。

一

一个经济独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做为社会细胞，其人口的数量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是以一对夫妻为基数的。其人口数量的变化主要在于子女的多少。我们所要做的基本工作，就是首先考证一下宋代每户的子女数量概况，也即繁殖率。

有关子女数量比较系统的资料，主要在文集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中。为此，笔者采取抽样的办法，从以下10部两宋文集中提取数据：（1）尹洙《河南先生文集》；（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3）曾巩《曾巩集》；（4）蔡襄《蔡襄集》；（5）王圭《华阳集》；（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7）汪应辰《文定集》；（8）陆游《渭南文集》；（9）陈亮《陈亮集（增订本）》；（10）朱熹《朱熹集》。这10部文集提供出443位已婚者的子女数量，可使我们观其大概。需要说明的是：（1）子女未成年而夭者不计，即所统计为净繁殖率；（2）夫妇重复者只计其一；（3）除非明确说明无子女绝后者，其他因各人文体等原因没有记载子女情况者不录（数量很少）。

以上443人的子女共2457人。平均每人也即每户子女5.54人。子女20人以上者3人，10人以上者39人。子女最多者为宗室赵从信，凡35人。无子女者5人。

2457个子女中，男子1388人，占总数的56.5％；女子1069人，占总数的43.5％。每户平均有男子3.13人，女子2.41人。男女比例理应大致持平，以赵宋宗室为例："治平中，宗室四千余人，男女相半。"（注：《宋朝事实类苑》卷33《置宗正及教授等官》。）这里之所以男多女少，一是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所致。如两浙处州居民"生男稍多，便不肯举，女则不问可知"。致使当地男青年无妻可娶，只好到外地买婚（注：《范成大佚著辑存·奏札·论不举子疏》。）。二是同样原因，个别人的记载中可能忽略了女子而未计，也即实际生活中女子的数量可能会比统计数多一些。

以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比较而论，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有差异。除不详地16人共有子女68人外，北方116人，子女共720人，平均每户子女6.20人；南方310人，子女共1669人，平均每户子女5.38人。北方比南方每户平均多出子女0.82人。南方户均子女较少，主要是由于环境容量有限而盛行杀婴习俗。如江东路："安于遗风，狃于故习……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注：《宋会要·刑法》2之58。）又如江西路："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赡，即委弃不顾。"（注：《漫塘集》卷33《故吏部梁侍郎行状》。）湖北岳州、鄂州等地，每户习惯上只养育2个男孩、1个女孩，此外所生者一律弃杀（注：《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0《与朱鄂州书》）。子女共3人，大大低于平均子女薅数。典型的是福建路，不举子之风最盛："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注：《宋史》卷173《食货》上3。）。尤其是其中的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等地，通常只要一个独生子，"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之"（注：《郧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一些地方的富人之家也"不过二子一女"而已（注：《龟山集》卷3《寄俞仲宽别纸其一》）。事实证明，南方——主要是东南地区广大家庭的子女数量普遍少于北方，和我们得到的数据所显示的差别正相一致。本统计中南宋198人，子女10人以上者仅8人，最多者为12人，进一步证明了南宋时也即南方地区家庭子女普遍不多。

据《文献通考·舆地考》载，按传统的天下九州划分，各地户均子女数如下：冀州人五男三女，兖州人二男三女，扬州民二男五女，荆州民一男二女，豫州人二男三女，雍州人三男二女，梁州不载此数。其数相均，每户子女5.5人。与笔者统计的户均子女5.54人基本一致。为论述简便，不妨暂且认定宋代每户平均子女数为5人。

据此试作推论。一般而言，一户家庭以三代同堂为标准。设夫妻二人为基本，加上3男2女共5人，组成基本人口7人。儿媳1人，第3代孙子孙女2人，应为10人，减去出嫁女儿1人，则为9人。以后的变化为次女出嫁，次子娶妻，保持均衡，再往后便是只增不减。且看下文的家庭寿命分析。

据收集到的502位男女的卒年统计，平均寿命为57.26岁，其中男子58.55岁，女子55.97岁。婚龄数据不多见，而且多是女子的婚龄。据收集到的41位女子婚龄统计，平均为19.5岁。以女子为准，设22岁生育，35岁以前结束生育5人的标准（此段大部分时间内是在其长辈的大家庭中），45岁前有第三代人。至56岁去世前，其长子约35岁左右，最小的孩子约21岁左右，其长孙约14岁，至少有4位子女已婚嫁，长子房子女仍是5人，次子房3人，即使最小的儿子尚未生育，那么，此时的家庭人口为：第一代2人，第二代3子3媳或2媳至少5人，第三代8人，共15人。这是就一户家庭的形成而言，就全社会而言，不能不考虑三代同堂家庭寿命。二代家庭的完成（21～35岁）约14年，三代家庭的形成（21～44岁）约23年，以后的22年则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寿命。考虑到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并已安葬才能分家，所以兄弟同居的大家庭实际寿命至少会延长三年。这20多年中人口增加速度很快，使二代家庭人口由7人翻番为15人。从社会角度考虑，二代家庭人口与完成的三代家庭人口相均，以三代家庭初步形成为准，如前文所说，户均人口约9人。

以上统计的数据来自士大夫的文集，而能让这些士大夫撰写墓志行状者，多属官员、文人、富室或其亲友。上述户均子女数及推论的血缘家庭人口，主要是指中上层人户而言。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判断，因为以下两个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

其一，上层人家的成员实际上更多。如一妻之外，往往另有妾一人或多人，相应地还有若干奴婢和依附的亲属，家庭人口常数倍于普通百姓。仅据《宋史·忠义传》所载，两宋之际和南宋末全家赴难的官员、大户人家有具体人口数字者如下：

温州通判曾怘，在越州被金兵杀其全家四十口；

袭庆府知府吕由诚，全家四十口被杀；

世居潍州的朝议大夫周中，阖门百口皆死；

徐州知州王复，阖门百口被杀；

西和州知州陈寅，与其二子并阖门二十八口留城坚守；

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

蕲州司理参军赵与裕夺关求援，留城的全家十六人遇难；

淮宁大豪陈亨祖，举家五十余人皆死。

以上8例，家庭人口最少者也有十余人，平均每户大约为70余人或更多。是为这部分人家的综合家庭人口，自当包括亲属、奴仆在内。

其二，社会下层的家庭人口受物质条件的制约，自然不会很多，但距标准家庭人口并不远。这是因为，生活条件虽有限，但生活标准各不同。我国家庭因贫穷而少生孩子的情况固然不少，但并不因为贫穷而少生孩子的情况也很多。所谓"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注：《净德集》卷2《奉乞宽保甲等第并灾伤免冬教事状》。）即是事实。吴泳在《汉中行》中提供的就是典型例子："三人共一碗灯，通夜纺绩衣鬅鬈，八口同半间屋，煮糒椎米常不足。"（注：《鹤林集》卷2）这户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住又很拥挤，可谓至陋极贫，但仍有8口之众。再看东京开封的一个例子："（苏颂）在馆中时，雇得一婢。问其家何为？云住曹门外，惟chuí＠⑦石莲。问一家几人各何为？云十口皆然，无他业。"（注：《丞相魏公谭训》卷10《杂事》。）全家靠加工果实为生，属于城市的下层，也多达10人。这两例户均人口在9人左右，与前文推论数相吻合。

一个社会当然并不都是标准家庭，还有一定数量的小家庭和鳏寡孤独存在，社会户均人口一般而言，约7人。

二

户均子女数和标准户均人口的上限虽然浮动余地很大，但在总户数中只占少数，而下限浮动余地小，并在总户数中占绝大多数。因而普通百姓的家庭人口数量在宋代人口中最为关键。下文具体考证中下层人户。从前文已知，北方与南方的子女数量不同，北方平均每3户比南方多出近2人。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先考察北方的情况（指开封府、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余为南方地区）。

关于中等人户的家庭人口资料，数据一致。如司马光言："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申明役法札子》。）司马光是陕西人，长期在北方做官，所言资料背景是役法，而役法主要是在北方实行的。这里所说的是"十口之家"，主要是指北方或至少包括北方。"岁收百石"者，自属中户。曾巩则提供了更确切的材料："（河北）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幼者四人。"（注：《曾巩集》卷9《救灾论》。）户均也是10人。

下等人户的家庭人口资料，数据也相对一致。石介言：京东宣化军（后改为淄州高宛县）清河渡舟从业人员，"舟有十五人，十五人为十五家，家率七口，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与食皆取于舟"（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宣化军新桥记》）。靠摆渡为生者，当属下等人户，平均每户7人。富弼言：河北流民在往京西逃荒的路上，"都约及八九百户，七八千口"。并指出这些流民都是"镇、赵、邢、洺、磁、相等州等下等人户……即绝无第三等已上之家"（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44）。河北下户每户平均约8人强。

直接、具体的资料主要就以上有限的几条。下面再看三组综合性的资料。

其一，社会综合户均人口。

石刻史料丛书甲编之12《陶斋藏石记》卷39，提供了京东潍州的情况，所载宋神宗熙宁元年《潍州昌乐辛展重修平王庙记》，具列了各布施者的名单，皆昌乐县辛展等村庄人氏，或是个人，或是全家，凡151人、家。由于碑文年代久远，剥泐残缺，有明确家庭人口或家庭成员名单者共53家。现将口数相同或相近的家庭数统计如下：

口数2345678910111213141516—2021以上

户数12277234101121343

碑中所列家庭人口最少者2人，最多者70人。2～4人者5户，5～10人者33户，11～15人者8户，16人以上者7户。其中5～10人者约33户，约占总数的62％，最为普遍，尤以10人者最多（注：碑中"计家□十口"者2处，按"一十口"计；"计家十□口"者2处，按"十五口"计。）。总人口约573人，户均约10.8人。这些有能力捐施财物者，当以中户为多，其中不乏上户，但以一个或几个村庄而言，上户肯定不会多。其中也会有个别下户。

《常山贞石志》卷12提供了河北真定府的情况，所载《段蠲等造石香炉题记》也列具了6户人家的口数："真定府行唐县合村使南庄造香炉维郍等：段蠲、妻郭氏、男段受、段立、孙段希合家眷属二十二口；张审、妻封氏、男张澄、张济合家眷属一十一口；张思、妻董氏、男张立、张文合家眷属一十六口；张开、妻封氏、男张昷、张良合家眷属一十口；张从、妻刘氏、男张珍、张思合家眷属一十二口，张旻、妻侠氏、男张秀、张太合家眷属一十一口。"这个小村庄中的6户人家，户均13.6人。

其二，北方境外迁入北方内地的移民户均人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至六年，先后有5批少数民族内附，具体情况及户口数如下：

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乙丑："岢岚军言近界戎人二百六十余户、老幼二千三百余口归附。"户均8.8人。

2、太平兴国五年二月壬申："岢岚军又言戎人八十九户、老幼六百三十二口归附。"户均7.1人。

3、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辛未："三交口言戎人二百三十四户、老幼五千三十七口归附。"户均21.5人。

4、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己丑："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户、二千四百二十四口归附。"户均10.3人。

5、太平兴国六年七月己卯："岚州言戎人五十三户、三百六十三口内附。"（注：《长编》卷21、卷22。）户均6.8人。

以上户均人口最多为21.5人，最少为6.8人，总数约871户，约8761人，户均约10人。

宋太宗时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留有户口资料。雍熙北伐后，将伐辽所得云、应、寰、朔4州降民迁往京西河南府、许州、汝州等地，"徒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户，七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驼马四十余万头"（注：《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户均9.5人。

境外的户均人口，对北方户均人口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内迁之后，便成为宋朝的户口了。

其三，赈济时的户均人口。

《宋朝事实类苑》卷8引《魏王别录》载：庆历八年，河北发生大水灾，韩琦竭力营救赈济。次年朝廷下诏嘉奖说："河北都转运司奏，去年河北艰食，人户流亡，卿多方擘画，全活人命及七百万，并归本业。"《韩魏公集》卷13《家传》所载略同，只是数字比较含糊："全活人命及五七百万。"当时河北户数，据欧阳修庆历五年言为705700户（注：《欧阳修全集·河北奏草》卷下《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若以700万人计，户均约9.9人；若取"五七百万"之中数600万人计，户均约8.5人。实际上，受灾人口不可能是河北总人口，也即河北人口及户均人口很可能比上述数字多些。

宋真宗天禧四年，京西襄州发生饥荒。知州夏竦"全活四十六万余口"（注：《华阳集》卷35《夏文庄公竦神道碑》）。当时襄州户数史缺记载，需借用志书数字推算。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襄州有26892户；据《元丰九域志》，襄州户数为93027。《太平寰宇记》所载为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980～989年）情况，取其中断为984年；《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所用资料应是元丰二年（1079年）的数据。按两书相距约95年计，95年间增长约66135户，平均增长696户，以《太平寰宇记》户数为准，加上至天禧四年（1020年）约36年的增长数25056户，约为51948户。户均约8.8人。

陕西有两个数字，但户均人口差距很大，现提出来仅供参考。宋仁宗庆历三年冬陕西大旱，韩琦"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赈之，奏差提点刑狱许宗寿专切往来提举蒲、华、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数称是"（注：《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末；《太平治迹统类》卷9《仁宗诸臣谋国远略》；《韩魏公集》卷13《家传》。）。也即蒲州（后改为河中府）、华州、同州有人口至少2542537人。其户数仍需推算。据《太平寰宇记》，三州共70091户；据《元丰九域志》，三州共214647户。约59年间增加144556户，年均增加1521户。以《太平寰宇记》载数为基数，加上至庆历三年（1043年）凡59年间增加的约89739户，三州户数约159830户。如此看来，庆历三年三州户均约15.9人。此数似嫌过多，疑"二百五十四万"为一百五十四万之误，若然，其户均为9.6人。另有资料表明，陕西居民家庭不少人口众多者。宋神宗元丰五年，秦凤路提举保甲司曾披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注：《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丁酉。）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3位妇女，其户口则多有10人左右者。

另一数据与前大不相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知邓州张知白报告："陕西流民相续入境，有欲还本贯而无路粮者，臣诱劝豪民出粟数千斛，计口给之，以半月为准。凡就路总二千三百家，万二百余口。"（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壬子；《宋会要·食货》57之5。）户均4.4口。同样是灾民，与上述陕西数字差距太远；同样是流民，与前文河北流民的数字也有距离。在整个北方地区户均人口及推论的户均人口背景对比下，户均4.4人似嫌偏低。如果这条史料本身无误，那么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批流民并非都是全家出逃或返乡。

以上除陕西数字不明确外，大致可以说，北方户均约9人三

南方地区的情况，由于时间、地域跨度大等原因，比较复杂。众多的资料数据不一致，令人一时难以适从，更需认真对待。先看中上户的情况。

北宋时，吕陶言："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丁）、保（丁）而失业者，十常四五……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注：《净德集》卷2《奏乞相度逐界坊场放免欠钱状》。）四川人吕陶所指的是全国情况，自然包括南方地区，也即南北方的中上人户，户均人口约为10人。具体如他说四川彭州九陇县"有园户三百家以来，约及三千人"曾闹事（注：《净德集》卷11《申帅府并二司状》。），即是户均10人。

南宋初张守言："（淮南）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注：《毗陵集》卷5《论淮西科率札子》。）拥有百亩之田的淮南中户，户均10人，与前一致。

南宋袁说友在《峡路即事》诗中透露："双牛只叟一横犁，白水插秧透面肥。是处喜经连夜雨，田家十口可无饥。"（注：《东塘集》卷7。）所言峡路，即四川东部的夔州路和梓州路。有两头牛的人家应属中户，仍是10人。

南宋时的南方地区，"诸州县铜匠无虑千百家，家有十数口"（注：《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庚戌。）。此类手工业者也应属中户，户均10余人。

以上所言南方地区中上等人户的户均人口，与北方地区一样，普遍认定为10人。但东南一些地区情况有异。如福建泉州清溪县，因山地硗瘠，当地居民"两儿只肯育一儿"，所以"大家有田仅百亩，三二十亩十八九。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注：《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有奴婢2人的家庭，自属中上等人户。9口之家中，血缘家庭人口三代同堂仅有7人。

下等人户的有关数据多是赈灾时的资料。

南宋人董煟言，救荒时官府若向饥民发放一斛粮食的价钱，"可供一家五七口数日之费"（注：《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户均约6人。

宋孝宗时朱熹言：江东南康军星子、都昌、建昌三县"阙食饥民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八户，数内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注：《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饥民总数为217883人，户均7.3人。

宋孝宗淳熙二年，刘珙知建康府、江东路安抚使，适逢灾害，"籍农民当赈贷者若干户，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户当赈济者若干户，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注：《朱熹集》卷97《刘珙行状》）。可知主户家庭中6人以上为多，客户家庭多为5人左右。

淳熙十一年，湖北大旱，鼎州、澧州尤为严重。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赵善誉"躬走村落，妩慰饥赢，得户四万余，口二十万"（注：《攻媿集》卷102《赵善誉墓志铭》。）。户均近5人。

宋光宗时，临安府水灾，需赈济者"计五万余家，约三十万人，大人小儿各居其半"（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蔡勘奏。）。户均约近6人。

宋宁宗时，知抚州陈蕃寿言："本州土瘠民贫，秋苗之数不多。去岁旱歉，抄札到三万九千户，计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九十口。"（注：《宋会要·食货》68之102。）户均4.7人。

佃农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处于社会底层，最为贫困，家庭人口更少些。据宋末方回言，两浙秀州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年食十八石"（注：《古今考》卷18《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户均5人。

另有一个案例提供的数字也可参考。宋太宗时，江西虔州有3人犯法，"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注：《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3家共15人，户均5人。

南宋时有一些比较可信的城镇人口数据，从中可得到坊廓户的综合户均人口。

江东徽州：居民"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注：《新安志》卷1《户口》。）。户均5.3人。宝庆年间，坊廓主户"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户均4.5人；坊廓客户"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注：《弘治徽州府志》卷2。）。户均4.4人。

两浙镇江：嘉定年间，"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江口镇户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府城户均3.9人，江口镇户均4.3人。咸淳年间，"在城五隅户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注：《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户均4.4人。

两浙临安：宋宁宗嘉泰元年临安城中大火，无家可归者、"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家，计五千三百四十五口，大人四千七十七口，小儿一千二百六十八口"（注：《宋会要·食货》58之23。）。户均4人。

以上东南地区三城的坊廓户家庭人口，大约户均近5人。

洪迈《夷坚志》一书，记录的是宋代社会生活风俗，其中无意间透露的家庭人口数字，应当是真实的。从中找到南方地区（全是东南诸路）城乡平民百姓（仅限平民百姓）确切或比较确切的家庭人口数字23例，可作为简单随机抽样调查。现列表如下（见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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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22条23家数据，最多为10余人（按15人计），最少为2人，总计约111人，户均约4.8人。此数可以视作东南地区下层人户的户均人口。

南方地区综合性的户均人口，有以下两条重要史料。

北宋时，知洋州文同言："（洋州）主客户凡四万八千余户……大率户为五口，亡虑二十四万余口。"（注：《宋会要·食货》24之10。）户均5人。

另据《嘉靖丰乘》卷4《食货志》，载有宋代江西丰城县两组人口数字："宋祥符旧经：主客户二万二千五十二，口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三。淳祐七年：主客户七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口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是年知县刘卿月新编，不委官吏，分请隅总土人，家至户谕，始得其实）"。这条史料的珍贵价值在于，明确指出以往的人口数字是虚假的，而淳祐七年知县动员民间力量实行普查，得到的人口数字比较真实可靠。是为户均5.2人，与洋州户均数大致相同。

以下资料，可以供参考。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言："（绍兴府）统计六县之贫民约须一百三十万口，并上户当不下百四十万。"（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其时的户数需推算。元丰二年（1079年）为152922户（注：《元丰九域志》卷5。），嘉泰元年（1201年）为273343（注：《嘉泰会稽志》卷5《户口》。）。122年间增加120421户，每年平均增加987户。淳熙八年距嘉泰元年前20年，则淳熙八年时大约有253603户。当时"绍兴八邑，余姚、上虞号为稍熟"（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朱熹所说的是受灾的其余6县之人口。平均计算，这6县大约有190202户，户均约7.3人。

宋光宗时，湖北鄂州"七县主客户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四"（注：《朝野杂记》甲集卷18《荆鄂义勇民兵》。）。户均4.7人。

宋理宗时，两浙庆元府慈溪县"主客二万余户，计一十五万六千三百余口"；"定海县户主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一户，计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一口，客一千六百四十八户，计六千五百四十一口"（注：《宝庆四明志》卷16《官僚》；卷19《户口》。）。慈溪县户均7人强，定海县户均2.9人。一府两个县的户均人口相差一倍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是两县户口统计方式不同，定海县的人口数不是全部人口数。

宋理宗时，两浙镇江有"户一十万八千四百，口六十四万四千一百"，户均5.9人；宋度宗时，"户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口三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注：《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户均5.5人。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资料，或是互相矛盾，或是户均人口过多、过少而不可信，都是宋代户口统计制度混乱所造成的。（注：以四川为例，据宋仁宗时丁度言："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长编》卷168，皇祐二年六月末）。下户即户均10余人，似不真实。而南宋高宗时汪应辰言："宣抚司委官将梓潼、阴平两县灾伤去处，每县约三千户，每户三口"（《文定集》卷4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户均3人，与前述户均10余人差别太大，也不可信。又如两浙庆元府定海县，南宋时曾受灾，其中的清泉乡"以户计者凡千二百六十一，以口计者四万三千九百六十四"（《浣川集》卷4《乞将清泉两管均济摘济札子》）。户均竟34人，更难置信。疑"凡"字为"八"字之误（下文"以口计者四万"云云，数字前无凡字），若然，户均5.3人。）

根据以上资料估计，南方地区中户户均10人，但东南地区个别地狭人稠的地方户均人口较少；下户户均约为5人，坊廓户户均约5人，客户户均约5人。综合考虑，南方地区户均约6人。

南方地区户均人口少于北方地区，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南方多土狭人稠地区，如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成都府路都属人口大路，已形成人满之患。有限的环境容量制约了家庭人口发展，如前所述，南方盛行杀婴以限制人口即是主要表现。另一减员方式是出家为僧。如汪应辰言，福州"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两人为僧"（注：《文定集》卷33《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铭》。）。家庭人口因而减少。

二、在此环境和经济背景下，加以为躲避官府的赋役剥削，南方地区习俗热衷于父子、兄弟分居，营造小家庭。按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讼》。）一个家庭的寿命，随长辈寿命而存亡，长辈去世后确切地讲是服孝三年并已安葬后才能分家（如长辈去世后仍不析居，便是官方极力推崇的"义居"）。本文之所以按三代同堂为一个标准家庭，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但是，宋代颇多长辈尚存便分家的情况，有关事例绝大多数在南方地区。如广东，早在南汉时就有"祖父母、父母在，子孙既娶，即令析产"的法令和习俗（注：《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五月己巳。）。入宋后屡禁不止，仍是"巨室父子或异居焉，兄弟骨肉急难不相救"（注：《永乐大典》卷21984，章楶《广州府移学记》。）。四川地区同样如此，"亲在多别籍异财"，乃《宋史·地理志》中特别指责之地。东南地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东南之俗，土狭而赋俭，民啬于财，故父祖在，多俾子孙自营其业，或未老而标析其产……贤士大夫每以为病也。"（注：《南涧甲乙稿》卷16《铅山周氏义居记》。）此风愈演愈烈，至南宋绍熙三年，法令不得不做出让步，予以修正："户部看详：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讼》。）即只要长辈自愿，立有正式文书而分居者，官方不再追咎法律责任，予以默认，从而使析居之风合法化。由此可知，南方地区的家庭二代同堂者多于北方地区，规模较小，户均人口较少。至于诡名户诸问题影响的家庭规模，属于户数问题，另文再论。

家庭人口的初步推论，为笔者的宋代户口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如果所论大致符合实际，以此参照，可以进一步推论有关户数是否可靠。据笔者另文专论的研究及葛剑雄教授的《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证明，传世的宋代总户数基本可靠。若以《元丰九域志》所载全国16569874户为准，设北方、南方户均7人，则宋神宗时全国在籍人口约一亿一千余万。此外，户口史料统计中的"丁"、"口"之辩及"女口"问题等，也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望圆满解决。就目前而言，笔者的研究至少表明，史料中宋代户均二口或二丁左右的记载，不是实际情况，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同居同财的血缘家庭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