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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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代的人口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注：主要成果有：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等。）。但对清代人口，尤其是清中叶人口发展的看法却是聚讼纷纭。本文的重点在对清中叶（1741—1851）的人口压力作实证分析，并进而探讨人口压力对当时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第四，人口高速增长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困化。

过剩人口的普遍存在和不断涌现，意味着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这样，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也因之降低，致使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经济的增长日趋“内卷化”，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一面是人口的迅猛增长，土地资源日益短缺，传统技术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处在“饥寒界限”以下；一面是科技的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以致产出的任何增加都只能依靠人口和消费的增加。据推算，明代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在4027斤水平线上，到了清代却下降至2262斤（注：胡戟：《从耕三余一说起》，《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当时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依赖的不是科技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更多的劳动投入，如施肥、深耕、复种等。对此一问题，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包世臣已有所认识。他说：“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注：包世臣：《郡县农政》。）据现代学者推算，当时水田一亩需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则加一个工只增产30％而已。在复种的场合，情况亦然。如加种一季春花，增产的粮食不过相当于秋粮的20—30％；种双季稻亦只比种单季稻增产20—35％。尽管亩产量在增加，但单个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而单个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意味着劳动力边际效益的降低。与此同时，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劳动者阶层的就业压力空前增大，以致争佣争佃事件不断发生。而地主、商人则乘机增租夺佃，压价工价，使在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日益减少。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农民既苦于劳动所得低于维持生活所需，又不得不在边际效益降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大量的劳动，以致“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即使“终岁勤劳”，仍要“毕生惶惶”（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治平》。）。“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注：章谦：《备荒通考》，《清经世文编》卷39。）。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穷，又反过来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市场的发育，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徘徊在低水平层次。

总之，清代中叶人口的高度增长“对整个社会经济所起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和非常巨大的。具体说，它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陷于发展迟滞的状态中，而不能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傅筑夫：《人口因素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不仅在当时阻碍了中国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的转型，造成中国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滞后的处境；而且还影响到近代，使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举步维艰。正如罗兹曼所指出：“1750—1850年的100年间，中国人口按前现代标准急剧增长，从而无可逆转地决定了它在嗣后一个时期内起而应付现代势力的最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