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世纪回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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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903年赫胥黎《天演论》中译本在中国的问世算起，中国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将近百年华诞。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作历史性的回顾，不仅能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在已有的对人类学学科历史的“回顾与展望”篇中，单论文就不下50余篇，更遑论洋洋大观的学科史著述。学者们对人类学宏观的理论方法、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社会遭遇、学科史发展的分期断代，以至于各个专门化的学科发展，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和反思。这些都有益于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了解上一世纪中国人类学走过的艰辛道路，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研究所做出的可贵的贡献。笔者试图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试图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以学术思想的发展为主轴，回顾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和学术转型；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基于对中国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我们把中国人类学在20世上半期发展历史的下限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是近代以来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自觉地接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意图“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社会，使之走上富强之路。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为了叙述的条理性，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细分为三个小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1）、人类学的中国启蒙：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作为知识的人类学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献中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从二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中看到“人类学知识”的历史痕迹。但我们在这里指涉的人类学，是指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也就是如沃勒斯坦所言的，到十九世纪才完成自己“蜕化”的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沃勒斯坦：1997：22）。

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古典进化论学说，它带有对于客观性和进步性的深切关怀，主张社会与人文类型的研究应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实证价值，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无疑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会的思想路径是契合的，所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和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译著在中国问世：

英国的赫胥黎著严复译的《天演论》在1895年完成，1903年出版；

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Haberland）著林纾、魏易译的《民种学》在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馆书局印刷发行；

英国的斯宾塞（H.Spencer）著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全书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法国的涂尔干著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在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的威斯特马克(E.Westmarck)著《人类婚姻史》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日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

1903年马君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林楷青译鸟居龙藏著的《人种志》、高种译太原祈一著的《社会问题》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著作，二是为社会进化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西学中用”，并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如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以及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又比如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Studyof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他说：“斯宾塞……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和文明起源，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荀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转自王正毅：2000：358）。在这些著述中，不难看出有些分析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尽完美，但却十分切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

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2）人类学的中国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40年代末

此处言及的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既指涉实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又包括西方人类学理论思想的“中国化”。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设立，大范围的科学的田野调查，以及许多当代仍健在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怀着对认识和改造国家的满腔热血，脚踏实地的追求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播下了燎原的“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8年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同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

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梁等先后对海南岛的黎族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34和1937年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逸夫等对湘西的苗族瑶族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蛋民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的客家文化调查，以及有关机构的大、小凉山的彝族调查等等，不一而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

1941年许烺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

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还有：

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在1943、1944年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

1948年江应梁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3）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50年代

学术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有极大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说某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某一社会时段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一定与社会“事件”（如政权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同时发生，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毕竟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看成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并把它归入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间范畴之内。从学理上来看，至少有三个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着“撤、停、并、转”的命运，即使是这样，这个工作的最终完成拖到了50年代末期，期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至于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几乎消失殆尽。

其二，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研究人员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的单位，除了一部分人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能继续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外，其余大多数的人类学者不得不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且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为了能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彻底的决裂，这些从“旧世界”过来的，一直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新政权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脑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时期，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述，如林耀华在1951年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写出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林惠祥等转向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自己编写新教材《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等。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直到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兴起，才发展延续到另一层次的更为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其三，人类学研究思想“苏维埃化”的完成。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确立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展开。1952--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里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展开各项工作。于是，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文章和著作，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所以，有学者在反思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思想时，就认为主要是秉承单一的原始社会史和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路径（王铭铭：1997：27）。这个研究取向具体贯彻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思路之中。

新兴政权在民族事物上的最迫切的具体工作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从1953—1956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和1956始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50年年代末“反右运动”一开始曾一度中断，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作中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社会进化论，把民族访问所见到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余”。随着这两项工作的完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基本上完成了其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也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所以，从学术思想来说，基本上完成了转型。

尽管如此，从50年代末开始，新兴的政权对党内的矛盾，对于阶级斗争和官僚主义重新出现的担忧，以及对于政权稳定的关系的考虑，使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逐步采取一种极端的策略来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自由知识分子显然一直是1979年以前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所密切关注的威胁之一（王铭铭：2000：418）。也就是从这时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三反五反”、“反右倾”、“四清”、“”、“批林批孔”等运动，对学者们从思想到肉体都进行了彻底的打击，同时也把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低谷甚至停滞发展的境地。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通过流向相关的分支学科得以生存和低度发展。

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

这20年是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劫难，不但各类学术研究机构完全被解散，而且研究者本人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他们的思想被否定，他们的书籍被没收和焚烧，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从制度上彻底瓦解了人类学这门“资产阶级学科”。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仍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得以发展。比如在否定人类学学科的情况下，担心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学者们不敢再提人类学，转而以民族研究、民族问题的提法取代。在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一些人类学家也在进行书斋式的研究工作。他们一般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史、中国的民族关系史、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与社会现实比较疏离的问题。换言之，人类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被历史学式的考古、语言、民族研究所取代。并且，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按照苏式古人类学的方向展开研究，在各省文管会、博物馆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发现了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少数民族语言学、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民族政策等研究在配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治理民族关系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素材，但只是起了资料知识的作用，对学科本身的意义并不大。

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人类学却一直延续它的发展路子。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一批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随迁台湾。他们在台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重建和新建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台湾原住民，在研究方法上仍坚持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取向。1949年成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并于1953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考古人类学刊》，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建立边政学系，195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些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不仅为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建立了组织框架，更重要的是，在偏隅一方的台湾延续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台湾学者黄应贵就认为，有关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已发展到了理论建构的萌芽之际，如果没有1965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在推进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的话，有关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就会喷薄而出。

1965年以后，台湾学者的关注点从对文化史的建构转向对现存文化结构功能的分析，和对台湾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台湾的人类学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原住民转向汉族。这个学术转型可以说是在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的推动下进行的。由于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西方的汉学家们把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研究汉人社会的“实验场”。在西方强势学术场域的影响下，台湾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宗族、民间信仰、大小传统、经济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海外华人的社区研究等方面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比如，李亦圆对民间信仰和华人社会的研究，陈其南对弗里德曼宗族范式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庄英章对台湾地方社会结构和经济的经验研究等，从这些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一度成为大陆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后与台湾人类学对话的主要“命题”。

这一时期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学发展的“繁荣”，但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一个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并从整个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角度而言，这种“繁荣”并不能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低度发展的事实。毕竟，台湾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浓缩”，因此基于此上的研究而得出的所谓“台湾经验”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此其一；其二，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从学术思想上来看，仍是沿袭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概念，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社会学人类学界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讨论，不能不说是它对这一“缺陷”的自主审视和反思。显然，要完全走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低迷”状态，单有台湾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期望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可喜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陆政治运动的结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知识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有三种主要方法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华勒斯坦：1999：21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过程也是沿袭这个路径。1978年，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继恢复或筹备重建，上海开始酝酿成立人类学会，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民族学组的一些代表呼吁重建人类学，1980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同年5月4日—9日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会，并推选了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和顾问。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是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周大鸣：1992：137）。

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50年代被“撤、停、并、转”的各高等院校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系也纷纷恢复和重建，被分流的人类学家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的阵营里，他们抓住科学的春天，以饱满的、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一时使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1987年云南民族学院在历史系设立了民族学专业，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专业教学科研机构也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如此，人类学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单中国人类学学会就举行了三次年会，一次笔会，一次小型座谈会和一些专题讨论会，1984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人类学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世界同行的交流。198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不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人类学的最强音，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老中青年人类学者的科研创作热情，一批批的人类学著作面世，如林耀华和杨堃分别著有《民族学概论》，梁焦韬的《中国民族学概论》，吴汝康的《古人类学》，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庄孔韶的《教育人类学》，周大鸣和乔晓勤的《现代人类学》等总论性的书籍，还有一些论文集和调研专著，比如中国人类学会编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的《人类学论文选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李安民的《漂泊的大地》，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编的《崇武研究》，格勒的《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等。

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直承受着“洋风”的吹拂，在人类学重建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门打开，中国人类学届和人类学者笑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许良光、高斯明、张光直、宾福德、中根千枝等都来华访问过，还有一些大型的代表团如美国人类学社会学代表团、温纳·格伦人类学基金代表团、澳大利亚博物馆代表团等，当然也有不少的外国学者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国际会议，如前面提到的中山大学的国际人类学会议，北京的都市人类学会议等都有国际代表出席。我们也能走出国门，到国外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8月，秋浦就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加拿大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89年我国组团参加南斯拉夫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90年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瑶族国际会议。

与涉外学术活动紧密相连的是大量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8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关人类学的外文译著之滥觞，俨然有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的风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30余家出版社出有人类学方面的译著，在出版的二十余个系列丛书中，人类学译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著中信手拈来的就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广阔的视野》，基辛的《文化与社会》，F·普洛格的《文化的演进与行为》，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莫里斯·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提供了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物。也为当时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立起了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

到9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开始接上老一辈传递过来的“接力棒“。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大师般的恢宏气势，又有诲人不倦的谆谆教诲，后辈就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学术氛围里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庄孔韶的《银翅》，周大鸣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彭兆荣的《西南舅权论》，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等。90年代中期，一批在80年代出国学习的学子学成回国，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北京大学的王铭铭、麻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纳日碧力戈、翁乃群、黄平，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他们大多在国外求学数载，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话语有相当的了解，他们的研究能直接与现代西方人类学接轨和对话，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也提升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

（2）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望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这些不仅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也是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科际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

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不下70余次，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到目前为止，这个研讨班已举办了六届，在研讨班里融合国内外，汇集老中青学者，一方面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培训了人类学的学术骨干。这些高层次的研讨班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另外，以各大学为单位举办的各类国际研讨会也在积极地扮演着这个角色。

（3）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化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格，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云南大学参与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评估计划，即PRA（参与式乡村评估），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对江西、新疆等地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评估等，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可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从学科发展历史来说，人类学经历了从知识到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到20世纪后半期，它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种超现实的结构和心理研究趋势，使人们以为人类学是一门少数学者自娱的学问而与现实无涉，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边缘化”，与主流社会话语不和谐（孟宪范：2001：213--222）。但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知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会加大，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对一个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做回望，要虑及到的方面着实很多，但我们认为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审视，那就是：（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2）、本土化情结；（3）、历史的研究取向。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讨论。

（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直伴随着这种现象。20世纪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西方著作的翻译以外，还有一批西方的学者活跃在中国各地。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民族学知识的获取和中国民族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在中国从事人类学调查的外国人类学家主要包括三支（王铭铭：2000：390）。第一支来自欧美，如荷兰人类学家德格鲁特（J.J.M.deGroot）等；第二支来自日本，如鸟居龙藏等；第三支来自俄国，譬如，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1912年就对中国东北诸民族展开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后又对华北、华南和西南的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工作，培养了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影响了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批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的成长。另外，还有一批外国来华的官员、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汉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他们的中国研究提炼出来的研究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使得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处于研读和模仿阶段。因而，可以说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同时也因此开始了西方人类学对中国研究的强势支配地位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欧美的人类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进行调查，他们转而去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会作调查，港、台等地的人类学的发展和兴盛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从基本的理论思想到具体的调查方法，就连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概念，研究的主题，以及表述的方式都深深地打上西方汉学人类学的“烙印”。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国门，那些原来只能在港台等地做调查的西方人类学家，得以进入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我们一些学子得以走出国门，到西方欧美社会学习它们的最新的人类学知识，这些又合成一股强势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支配话语，使得我们至今的人类学研究仍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支配之下。尽管如此，强势之下仍有喑哑之声，在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之中，一些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在这种重压之下激发出来的自强精神和学术自觉意识，让我们一直能听到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呐喊”。

（2）、本土化情结。回顾过去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一直都在宣泄自己的本土化情结。可以言表的至少就有三次，第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和正着手重建社会科学的中国大陆，第三次是在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与台湾和新近归国的学子之间的思想碰撞的90年代。为什么我们一直萦绕在这种情结之中？单以民族感情是不足以解析清楚的，因为每一次的兴起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情景”。

3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在经过20、30年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不满足对于西方人类学的简单移植，试图从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人类学学科知识，开始了所谓的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它基本上沿袭这么一个轨迹：中体西用---晚清国粹派---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像吴文藻先生在传播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创立“中国学派”的口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30年代的“中国化”思潮代表着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发展时从对于“西学”的兴趣，转向利用“西学”的学理来倡导本土社会和境内少数族群的研究取向，而且这种思潮的涌动一直延及到80年代初。80年代，这个话题在台湾和香港再次被提出，他们发出“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声音，不但要求研究理论本土化，而且研究方法也要本土化。换言之，要发展出来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从原因上来分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台湾香港人类学界对30多年仰人鼻息的发展状况的反思，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湾香港人类学研究的自主意识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社会科学的全面重建阶段，在本土化的潮流中，以一种很隐喻的方法表达了这层意思。诚如邓正来所言，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话题，其实质就是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此前30年来的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邓正来：2000：1—2）。到了90年代中后期，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社会又发出了本土化的声音，它以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会议为亮点，回应了二个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学术争鸣现象，一个就是大陆学者在回应台湾人类学家乔健的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时所反映出来的“情绪”，另一个“事件”就是历史学者评述人类学者王铭铭的著作《社区的历程》，从而引起所谓的学术批评规范化的讨论（曹树基等）。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政治隔离带来的误解和学科之间的歧见，但从深层来看，这里反映出了拥有所谓的本土知识的学者对秉承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的反弹，只不过它以一种极端的批判的形式，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化”研究的紧迫性。

可见，在整个本土化过程的呐喊中，一直萦绕着二条线索，一是学术思想的顽强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其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本土化情结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界都普遍存在，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与这些国家、民族的本土化（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是西方文化体系与本土文化体系矛盾、冲突、斗争的缩影”（周大鸣：1998：71）。换言之，具体某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演变与其政治选择是密切相关的（王正毅：2000：389）。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本土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观念，要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以此说明西方观念所开展出来的理论并非唯一的认知自然真实的方法。所以，我们认为，本土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学术上的独立单位和保持本土的特色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性，使本土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做出贡献（周大鸣：1998：72）。诚如李亦圆先生所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的理论，否则，故步自封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也就与西方文化理论自以为是唯一的研究途径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本土化情结最终要解决的是建构一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解析框架。（李亦圆：1998：3）。那么，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有可能从什么方面产生出“中国经验”的理论方法，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我们认为，它就是历史取向的研究方法。

（3）、历史的研究取向。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现代社会中现存的所谓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开始的，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功能学派开始的，它注重对简单社会的共时性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缺乏“历史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的文明的社会做研究时，是否“适用”？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显然，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学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的，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非得要从历史入手。自20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都注意到与历史学的结合，把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的取向上，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视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因素为还原田野观察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王铭铭：2000：406）。至于在50年代以后对各民族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即使在中国人类学重建20年来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和香港，都是始终如一地秉承着的，也许这种研究取向更能实现当年马凌若斯基对费孝通“研究文明社会”的期待，更能通达弗雷德曼(Maurice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